彰明近代小说史研究中一个被遮蔽的传统
龚鹏程
楼含松博士的这本著作，我拜读过，觉有若干可喜之处，可略分四点来说：
首先，讲史通俗演义是传统小说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要解释这句有点拗口的话，须费些劲，故此处仅能略说一端：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及历史感，原本就远甚于欧洲印度。古印度文明无历史观、无历史意识，也无史著。谈起时间，辄言若干劫，要不就是电光石火一刹那，年时月日均不明确；谈生命，辄言轮回流转若干世，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希腊文明，则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 tendency）。哲学家们不关心历史，只关心永恒、探求本质，在教育中历史亦无地位，故这两大体系在传递一种类似我们的历史叙事及知识时，只能采用神话的方式。中国则反之。古代神话本来就不发达，就算有少数神话，亦迅速历史化，蓬勃繁衍为讲史的庞大传统。
因此若要谈中国小说，首先就要从这个传统讲。不幸民国以来，论者皆受西方文化影响，撇开了稗官野史、巷语街谈这个源头，另以神话与传说为源，对于此后小说诸流，亦薄厌讲史演义，鄙征史而崇虚构。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没有文学的价值，无法出奇出色。鲁迅对《三国》亦无好评，甚且说由神话到志怪传奇到小说，标示着小说真正的形成，即是从历史到小说；可是唐代以后反而倒退回去，混杂于历史的讲史演义，乃是退化之证据。在中国社会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乃至整个讲史演义文类，在他们的论述中，竟只有负面的价值。
楼含松这本书，恰好就是要把在近代小说史研究中被遮蔽的这个传统，再彰明出来。绪论第一章论明代通俗小说的三大现象，表明了他思考这个问题是始于对明代通俗小说之观察。但为了阐明他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他上溯于讲史之传统，由神话传说、瞽史稗官、正史杂史、敦煌讲史变文、宋元讲史平话，一路考察到明代历史演义，以说明类型化创作倾向、历史题材兴盛、历代累积型创作方式等现象皆渊源于这一大脉络中。此虽仍不免以神话传说为小说之一源，但对讲史这个传统确实已梳理得脉络井然了。
其次，他的梳理主要是想说明这个传统内部的变迁，如何由“讲史”到“演义”。讲史，在他的语脉中，代表口说性的讲述；演义则是文字性书写。由讲史到演义，即表示这个历史叙事传统是由口语逐渐变为文字，由非主流文化逐渐转向主流的。
大框架如此，故其析论既要重视口语，又要关注文字，且要讨论两者之间的问题，这是过去小说史研究经常忽视的。以鲁迅的小说史论为例，楼含松曾批评他：“虽然重视宋话本，但感兴趣的是文本本身，对说唱文学关注就不够”，指的就是他只关心文字这一边，不太睬口语那一部分。而且鲁讯论及口语这部分时，也仅注意到说，没注意到还有唱。实则讲史历来总是说说唱唱的，敦煌《捉季布传文》全篇就是七言诗，一韵到底；《伍子胥变文》打纱女投河一节也全是唱。元胡祗 《紫山大全集》卷七《木兰花慢·赠歌妓》之女歌妓“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戏”，显然其讲说也是伴着歌的。元杂剧《风月紫云庭》第一折的?眼混江龙?演，旦唱：“我勾栏里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五六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亦明言说讲三国五代乃是唱或是有唱的。历来小说与戏曲关系密切，即缘此故。针对这一点，楼含松在论变文、论平话时都特别注意说明其说唱传统或与戏曲的关联，并做比较；同时也就平话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做了许多讨论，这都是他与鲁迅不同处。
第三，在文的部分，鲁迅论明代小说时，只谈了三项：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市人小说。演义放在其前一讲“元明传来之讲史”里附及之。评价也极低，论平话，只说：“文笔则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论《三国志演义》，只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其余皆是目录学式的说明。楼含松则对历史演义的内容构成、文体特征、叙事特征均有详细讨论。尤其是对于从语到文的变化，以平话和演义来对勘，十分清晰。这部分，显然本诸心得，我觉得也是全书最有价值之处。因为透过这样的讨论，不惟可解释由讲史到演义的具体过程，也才可以建立历史演义这个文学类型的文类特征。
第四，建立文类特征非常重要。一般论小说，总是孤立地谈名著，但我们看鲁迅的《小说史略》就知道：每一本所谓名著，其实都是隶属于一个大的文学类型中的；所谓名著，只是以这本书来代表那一类作品。因此我们不能只单独看那一本。某一名著之文体与内容往往也无法孤立地去了解，而须由其类型特征去看。楼含松这本专著即着眼于此，观察历史叙事的类型，替小说文体学增加一些稳固的基石。我以为也是可喜的。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