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陈锡襄
我经常在网上阅读关于民俗等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文章中提及民俗学的重要人物——陈锡襄的名字后更引起我的关注。自此，我开始搜集有关他的一些资料。陈锡襄是我的外公，由于外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时常勾起母亲对外公的深深怀念。母亲曾要我写一篇纪念外公的文章，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我从母亲的叙述中和之前与外公一起共事的老前辈交谈中知道的以及网络上查阅到的有关外公一些资料进行梳理。今吾以笔文书以示缅怀！
1898年8月9日外公诞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南门外浦下村（今盖山乡浦下村）,曾留学英国。他精通文史，擅长诗作，学识渊博，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民主爱国人士。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外公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导致精神失常，公历1975年10月18日在上海含冤去世，生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据母亲回忆，外婆在世时曾说过外公四个兄弟中排行老三，少儿时期聪明伶俐，6岁时家里特地为他请了一位私塾老先生（邻居都称这位长辈为三叔公）。外公总是认真听课，且理解力强。由于外公十分好学，后来私塾老先生建议家人应该把他送到省城学校学习，因此家人省吃俭用供他到省城读书。
年青时代的外公是个热血方刚的青年，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爱国学生。1919年中国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外公曾经领导福州学生积极声援北京“五四”运动（期间曾被捕入狱）。民国八年五月中旬（1919年）福州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鼓楼吉庇巷的谢家寺开会，正式成立福州学生联合会，推选外公担任学生联合会的评议长。
民国十三年秋（1924年）外公从北京大学回家乡就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即现在的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曾筹划福州的‘闽学会’。协和大学成立于民国四年（1915年），校址在福建省福州市魁岐乡（今福州制药厂），全家人当时就住在学校。相关资料记载福建协和大学是由美国教会联合创办的，英文译名为"福建基督教大学"，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宗教教育趋于淡化，师生思想逐渐进步。民国十六年一月(1927年)，中共福州地委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福建涤社"出版了《收回教育权专号》，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1927年）我的外公与他的学生陈明鑑（1927年1月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等人一起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公积极联络外国在福州办的教会学校师生，在福州仓前山的麦园顶广场（藤山公园）举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同盟会，外公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会后学校师生罢课游行，分赴东路军政治部、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福建政务委员会办公地点请愿。同年3月26日福州协和大学及协和中学、华南女子中学、格致中学等学校师生千余人，在福建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成立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会议公推外公为大会筹备会主席。省会各界援助教会学校师生反抗文化侵略，由于抗议活动没有取得成功，外籍高校长对外公极其不满，最后外公被赶出协大，举家离开了这所在家乡任教的福建协和大学并搬回了浦下村居住。（据说最后收回反动教会学校，当年福建协和大学重新改组了校董事会，美籍高校长辞职回国，从此校务收回国人自办。
民国十六年下半年（ 1927年） 外公陈锡襄离开任教的福建协和大学后又来到了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民俗研究。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伴随物。关于民俗学的发展史，1918年至1949年，是我国民俗学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时期，也是广州民俗研究的最光辉鼎盛的时期。广州的中山大学被誉为“中国民俗学发祥地”。
相关资料记载，清代以前的广州民俗研究，基本处于自发、分散、记述的状态，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俗研究已成为人们自觉的、有组织的，以研究为主的人文科学。民国七年（1918年），北京大学几位有新思想的教授，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向全国征集歌谣，稍后就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不久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民国十五年(1926年) 这批骨干转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山大学。民国十六年十一 月（1927年）外公等人和这些学者在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正式打出了民俗的大旗，民俗学会先后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以及多种民俗丛书；举办了民俗讲习班和创办民俗物品陈列室，还进行了为时两年的云南民族调查，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成绩卓著，影响非凡，为以后我国民俗学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相关资料记载，民国十六——十八年（1927年－1929年）外公陈锡襄在《民俗》周刊上发表文章。关于民俗方面如《风俗学试探》、《闽学会经过》、《收集风俗材料方法》，《民俗学著作的介绍》以及歌谣等，还着手《新文化学运动概论》。学术界认为1929年在民俗周刊上发表的《风俗学试探》一文中，除了对风俗一词的详义作考释外，还探讨了民俗分类的理论，并草订了中国民俗的分类方案，还有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钟敬文《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等论著都是对风俗研究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章。
外公对民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据福建论坛2005年5月刘大柯（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付所长）发表的《闽台文化研究的新境界——评汪毅夫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文章里写到“福建闽学会的启动阶段就是以陈锡襄南下就任福建协和大学国学教授为起点，‘即想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研究会、考古学会的计划溶而为一，组一个大规模的闽学会为开端’，在校内发生了影响，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原福建省汪毅夫副省长发表的一篇题为《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一文中也引自外公陈锡襄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1927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7号上发表的《闽学会的经过》。
外公陈锡襄等人还到重庆筹备中国民俗学会。学术界认为：民国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以北大为开端，以中大为发展；北大始其源，中大畅其流”，再加30年代各地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在这场民俗学活动中，风俗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体现出民国时期学者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据福建省志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年）年张英、郑乃之、张字人等革命同志都曾相聚在当时是中山大学教授陈锡襄家开会商讨问题，议定投奔十九路军，开展兵运工作等等。
大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外公陈锡襄到英国留学，留学回国过后在上海一段时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37年）外公陈锡襄回到家乡福建福州就任国民福建银行总经理，从事过一段的福建金融工作，编纂《福建金融概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外公到重庆国民政府任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曾担任过国民中央政府的粮食部分配司长，期间出任过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具体时间不详），还担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
资料记载民国三十七年六月（1948年），福州发生特大洪灾，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身在家乡的吴石（时为福州史料局局长）闻讯彻夜不眠，当即联络在南京的闽籍官员，诸如立法委员我的外公陈锡襄、何遂、刘通、丁超五、王宜汉、翁敬棠等人商讨，大家慷慨解囊决定捐出一月所得，集资赈灾，表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闽藉官员十分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下半年外公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职务又回到家乡福建与许显时先生（时任国民福建银行总经理）一起搞策反工作（据说国民党撤离台湾前蒋介石曾邀请外公出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外公断然拒绝）。解放初期的1949年12月24日——1952年6月外公是福州华南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陈训焘（八十年代任福州民建主委）。1952年6月以后外公离开福州前往上海。
以上只是外公陈锡襄生平的一部分。
二00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