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十八)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9-6 2:47:08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images/00124589.jpg)
民众在美国白宫门前声援被判死刑的卢森堡夫妇
这个局势一旦运转起来,它就有了自己的规律,“华道夫声明”中预料到的恐惧气氛和伤及
无辜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试图避免的事情却难以避免。
华道夫声明
所谓“好莱坞黑名单”事件,虽然起于麦卡锡进入公众视线之前,却几乎是麦卡锡时代历史叙述和回顾的主体部分之一。原因是它在今日历史叙述中,是一场针对普通平民的政治迫害。记得有朋友说起一个真实故事,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人解释文化大革命,可怎么解释对方都理解不了,最后就说,这就是放大了一千倍的麦卡锡时代,对方似乎就明白了。可想而知,麦卡锡在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四十八名签署“华道夫声明”的好莱坞CEO和业主,现在也就基本上是迫害者,或者说是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象征。可是,仔细去探究历史,你会发现麦卡锡和“文革”,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美两个不同历史事件,假如要吸取教训的话,完全是性质、来源不同的教训。
“华道夫声明”很特别,在于宣称好莱坞三大专业行会不再雇用“提倡以武力或其他非法或违宪手段推翻美国制度”的组织成员。可是,在这样声明的同时,他们又在思考这个行为的合法性,所以,声明也表示:“国会对于私人企业雇用共产党组织成员没有建立任何国家立法,这个缺失使得我们的行动变得格外困难。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求国会立法帮助美国企业摆脱搞颠覆和背叛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担心会给好莱坞这样一个文化事业带来伤害和负面效果,“华道夫声明”一面表示决心:“在执行这项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歇斯底里和胁迫让步。”一面预先对自己作出警告:“我们坦率承认,这样的决定有着危险和冒险的成分:有存在伤害无辜者的危险;冒着营造惧怕气氛的风险。作为创造性工作,不应有任何惧怕顾虑的气氛。我们会预先提防伤害无辜的危险,预防这样的风险,预防这种惧怕。”
他们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将邀请好莱坞有才能的行会和我们一起工作,去除颠覆者、保护无辜者,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保护自由言论和自由银幕。”
从好莱坞雇主们以往给这“十好汉”的高薪和他们的成就,可以看到,从盈利和事业发展的角度,雇主是希望和他们继续合作的。细看“华道夫声明”,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特殊的焦虑和困扰,而这种困扰来自冷战威胁的特殊紧张,以及美国制度事实无法高效应对这种威胁的事实。于是,就出现了官方、民间的折中应对方案。
扑朔迷离的局面
“好莱坞十好汉”的藐视国会罪,在众院是以三百四十六票比十七票通过的,但是他们一路上诉,也曾经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并没有接这个案子。不接的案子是无需说明理由的,但是一般都认为不接很正常。因为最高法院通常并不是接“轰动有名”的案子,而是接有极大争议的案子,就“藐视国会”来说,案情简单、法理上逻辑清楚,论“判断”是很简单的案子。可是再三上诉,一拖,案子也就过了将近三年。穷尽了司法程序,十好汉只能坐牢去了。那已经是 1950年,也就在那一年,麦卡锡参议员出场了,是麦卡锡把“麦卡锡时代”推向了最高潮。
事情发生在1950年不算偶然,那是个很自然的内外局势推动过程。1949年中国大陆的易帜,也是外部局势刺激之一,就是原先作为亲密盟友的中国绝大部分,由于国内革命,突然与美国拉开距离,加入了苏东阵营,苏联阵营在迅速扩大。加上1950年的朝鲜战争,更使得这些变化显得目不暇接、触目惊心。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亚洲,对美国人来说,它的概念相当于东德突然进攻西德而且差点把它给灭了,也象征着两大阵营被拖入大战的现实可能。这时距二战结束刚刚五年,对那些二战幸存下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和平的日子还没有过上多久,感觉几乎就是二战的继续。冷战顿时不再是说说而已的对抗。间谍战也就更让人看到背后的杀伤力。
前面介绍过,1945年11月,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自首,揭露了前美国共产党领袖布洛德从三十年代开始,就为苏联在美国建立情报网,并且持续下来的事实。而柏特丽交出的一百五十人间谍名单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在法庭上,他们又大多引用刑事案被告可以 “不自证其罪”的宪法条款,拒绝回答问题。按照美国严格的司法程序,间谍除非在交接情报时当场抓获,很难定罪。前面提到的畅销书《出使莫斯科》以及电影的作者,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也是一例。在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公布调查结果后,人们显然要问,这位大使究竟怎么回事,是糊涂透顶被苏联的宣传灌迷糊了呢,还是装着糊涂、实际上被苏联收为“自己人”了呢?那么,力推他的亲苏作品的小罗斯福政府呢?力推斯大林政府高层领导、竭力要推动战后苏美密切合作的政府战争信息办公室呢?这些问题搅得大家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的最重要原因,是大家都明白,现在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时代不同了。
所以,间谍也不是以前的概念了,而是直接牵涉到可能把毁灭性武器的秘密交到对方手中。这种紧张在1949年达到高潮,苏联在那一年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大家早早晚晚都会折腾出核武器来,可西方阵营自然希望这样的威胁尽量晚一些到来。
历史在推出麦卡锡
苏联在1949年核爆,比各国专家的估计日期远远超前。也就是在1950年,曾在美国核计划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克劳斯·福柯,供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并且指认了一些为苏联工作的重要美国间谍,其中就有戴维·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格林格拉斯参与了美国最早的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他的姐夫和姐姐就是美国最著名的间谍卢森堡夫妇。格林格拉斯和姐姐埃塞尔·卢森堡(Ethel Rosenberg),都是裘利·卢森堡(Julius Rosenberg)发展的一个间谍网的成员。
卢森堡夫妇是美国历史上平民以间谍罪被判死刑的唯一例子。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虽然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曾经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过,苏联从卢森堡夫妇间谍网得到极有价值的核武器资料,但这个案子始终被不断质疑。直到去年,2008年9月11日,与卢森堡夫妇同案的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在九十一岁高龄,终于在多年否认罪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苏联间谍,同时也确认裘利·卢森堡“合谋参与向苏联递送机密军事工业情报,也包括核武器情报”。虽然他还是为自己辩解,说他们传送的这些核武器资料对苏联已经价值不高,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从其他美国间谍那里得到了类似资料。卢森堡夫妇留下的两个孩子,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试着为父母洗刷罪名,在索贝尔去年的声明之后,放弃了这种努力。但是他们也认为,母亲并没有像父亲那样,卷入间谍活动如此之深。而且不管怎么说,对卢森堡夫妇二人,死刑都是过重了。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体会当时的人对美苏核战争的恐惧了。对冷战中的美国人来说,二战前后世界有了本质差别,虽说两大阵营主要是“冷对抗”而不是 “热交战”,可是,局部冲突不断,军备竞赛的等级规模史无前例。万一有个闪失打起来,大概只能是“一毁俱毁”。这可能也是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特赦卢森堡夫妇的原因,他恰好是从二战战场上刚下来不久的将军。
就在1950年的历史背景下,2月9日,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饭店发表讲话,他认为冷战的对手利用美国共产党,对美国外交部进行了渗透。他宣布说,自己手上掌握了五十七个官员的个例,他们或者是美国共产党员,或者是亲共的人,而他们仍然在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在当时的局势下,麦卡锡的讲话无疑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因此引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组成委员会,展开对共产党渗透政府状况的听证会调查。
罪与非罪
回头看,美国只是再次置身于一个危局之中,在仓皇应对。它置身一个史无前例的危机:刚刚经历二战,使它看到世界大战可能达到怎样的破坏;核武器刚刚诞生,使它看到世界可能因大战毁灭;军备竞赛成为应对冷战的重要步骤,间谍战成为军备竞赛的关键,而美国严格的司法制度显然没有应对大规模间谍战的能力。怎么办?
所谓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对“敌情不明”威胁下的被动应对。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高官、涉及军事机密的机构,必须忠诚于国家民主制度,而不是准备推翻这个制度的、冷战敌对阵营的间谍或者卧底者。
可是看上去,美国共产党“对外”像是个全球化政党,似乎有时它效忠于自己的国际体系远胜过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在美国“对内”,它似乎又是个时而制度内时而制度外、部分地上部分地下、捉摸不定的政党。本来,一个要害部门,不论国家机关还是核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要签署忠诚国家保证书。美国人认为,你签了字就是认真的誓言,可是既然现在暴露出来,美国共产党有为冷战敌对阵营组织间谍网的情况,既然都间谍了,当然什么保证都可能是虚假承诺。那是外部核威胁下、内部由政党组织的间谍战,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麦卡锡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的思路是,在美国司法制度无法应付间谍网、给他们定罪的时候,出来一个折中方案,和司法定罪无关,只是找出所有政府要害部门中的美国共产党,不留他们在政府工作,以缓解间谍战的危机。
绕了两圈以后,一个美国历史上独特的、似乎很难理解的复杂情况,就这样出来了。
假如进入司法程序:间谍是刑事罪,但必须有万分确凿证据证明其犯有间谍行为才能受到刑事惩罚。而仅仅是共产党员,信仰“反对或推翻美国制度”,不构成任何罪行,法院是不管的。
假如进入麦卡锡主义的实际操作程序:摆脱了司法的严格严谨程序,也摆脱了正常的要害部门要求的效忠宣誓程序,而是凡有潜在的间谍可能或颠覆美国制度意向的,就给予特定的“工作惩罚”。假如查出来“是”,会失去原来在政府要害部门的工作。而有“惩罚”就变成“类罪行”了。同时,麦卡锡的参院听证会是和政府工作有关的清查,原本和民间的企业公司等等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因好莱坞涉及亲苏政治宣传,受到众院调查,本来这并不涉及“惩罚”,却由于“华道夫声明”,也就在好莱坞这个范围卷入了民间雇主的“雇用惩罚”。
这个局势一旦运转起来,它就有了自己的规律,“华道夫声明”中预料到的恐惧气氛和伤及无辜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试图避免的事情却难以避免。事情开始顺着自己的逻辑不由自主地外延扩大:共产党员?前共产党员?共产党同情者?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参加过共产党员家里的派对?……
告密(name the names)突然变成听证会上的正当要求。一个焦虑时代的紧急应对,困扰了里里外外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