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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场所性别限制的人类学分析

  ——以哈尼山寨箐口村为例*
卢鹏 朱明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蒙自 661100）

    摘要：一般而言，祭祀场所是禁止女性进入的，于是女性地位低下似乎又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箐口村是个原始宗教盛行的哈尼寨子，村里一年到头祭祀活动不断，而女性是严格禁止踏入祭祀场所的。这些活动祭祀的对象是鬼神，它们威力巨大，既能赐福于人也能降祸于人，因此祭祀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为了最大程度上减轻这种威胁，人们不仅选择阳性之物作牺牲，同时还禁止具阴柔之体的女性进入祭祀场所。这实际上是出于对女性的保护。而女性扮演的灵魂守护者的角色说明，祭祀场所对于女性的“拒绝”实际上是男女在祭祀活动中的一次社会分工而已。
    关键词：祭祀场所；祭祀活动；性别限制；箐口；女性

    女性禁止进入祭祀场所是大多数社会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学界往往由此认定，这也是表明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明显的证据。然而，祭祀场所对女性的限制并非是因为女性地位低下，而很有可能是出于其他的原因。祭祀活动是通过与鬼神打交道来为人类谋取福祉，其危险性也是相伴而随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是阴柔之体，故她们在祭祀活动中容易被鬼神侵邪。因此，祭祀活动往往由具有阳刚之体的男性参与实则是出于对女性的保护。
    箐口村是哀牢山区众多山寨中的一个普通哈尼村子，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一年到头，村里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不断。在这些祭祀活动进行的场所，基本上见不到女性村民的身影。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村民祭祀的对象往往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祭祀过程中必须谨慎对待。于是，村民往往会用到带有驱邪避邪功能的阳性之物作牺牲。同时，由于女性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阴柔之体，故祭祀场所往往是由阳刚之体的男性来行祭祀之事。但女性在祭祀活动中并没有缺位，她们担当了男性灵魂守护者的重任。这进一步说明，祭祀场所的性别限制并非是出于性别歧视，而实际上乃是男女在祭祀活动中的一次社会分工。

一、祭祀活动对女性的限制   

    祭祀在箐口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大至整个寨子的安危，小至个别村民的病痛都会举行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因参与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各异。但不管是何种祭祀活动，女性都是严格禁止进入祭祀场所的。
    箐口村在元阳县乃至红河州都称得上是个较为有名的寨子。2000年，因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而被开发为民俗生态旅游村。经过几年的发展，箐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红河州展示哈尼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举凡去观看元阳哈尼梯田，箐口都是游客的首选。为了适应旅游的需要，村里的一些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也仍然有一些文化被村民固守着。[1]虽然游客大量涌入箐口，但村民们仍然继续着祖祖辈辈进行过的祭祀活动。无论是祈求鬼神护佑全村，还是个别村民偶染疾病，抑或是村民外出打工，祭祀活动都是少不了的。一年到头，村里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从不隔断。
    全村性质的公祭活动是进入箐口的人最先注意到的。公祭是为了整个寨子的福祉举行的，因此每家每户都得派人参加。由于公祭活动往往是跟民族传统节日联系在一起的，节日期间各种活动交织在一起，从而让公祭显得非常热闹。箐口除了受汉族影响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外，主要的就是过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村里仍然在过的传统民族节日主要是祭山神、苦扎扎、封火神、昂玛突、尝新节、十月年、什汗普龙搅等节日。这些节日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大多是为祈求谷物丰收、村寨平安举行的，为达此目的，期间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虽然具体过程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禁止女性踏入祭祀场所。
    在所有节日中，昂玛突节期间的公祭活动是最多的。昂玛突是哈尼族集祭神、祭祖、农耕祭祀为一体的一个传统节日。“昂玛突”是哈尼语“hhaqmatul”的音译。“昂玛”是人名，据传为寨神，“突”意为祭祀，故“昂玛突”译为汉语就是祭祀寨神。2005年3月11日是箐口该年“昂玛突”节开始的日子。这个日子是由咪古及其助手商定。按照农历推算，这天是二月第一个属马的日子，与“昂玛突”节必须在二月属马，或属狗的日子举行的要求是相符合的。节日期间，村里的公祭活动有祭祀寨门、水井、石虎、大寨神林、小寨神林。其中，寨门、水井、石虎、大寨神林等的祭祀活动由咪古等人主持，而其他村民并不参加，小寨神林中的祭祀活动则是各家各户都派一名代表参加，这也是整个昂玛突期间的祭祀高潮。无论是仅只由咪古等人代表村民参加的祭祀活动，还是每家派代表参加的祭祀活动，都严禁女性进入祭祀的场所。虽然也有女性村民踏入小寨神林，但这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外出务工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她们将篾桌放入林子里后就迅速地撤退了。
    外来者大多关注到箐口的公祭活动，而往往不大关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私祭活动。这主要是因为，与公祭相比，私祭往往规模小，而且更加具有隐秘性。私祭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进行的活动，往往规模很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不大能引起外来者的注意。同时，私祭大多是在家中举行的，或者是在夜晚举行，因而较之公祭更具有隐秘性。因此，外来者往往会难以注意到村里举行的各种私祭活动。
    实际上，私祭在村民的生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要举行祭祀活动的。比如，祖先崇拜是当地仍然盛行的鬼神崇拜之一，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都要在家中对祖先进行祭祀。有人患病了，村民往往并不是带患者去医院看病，而是请来摩批祭祀鬼神驱邪。树枝落下来打在屋顶上，村民认为这是不好的预兆，如果不对此进行祭祀的话，那么主家就会大难临头。家畜出现了反常的现象，村民也会认为这可能是灾祸的预兆，必须对此进行祭祀。随着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出行前祭祀从而求得在外平安的活动也不断地出现在箐口。总之，私祭活动是当地最多的祭祀活动。
虽然私祭活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在它们的祭祀场所难以见到女性的身影。以祭祀祖先为例，只有男性家长才有权利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只是负责祭祀菜肴的制作。在村民为打工举行的祭祀活动的场地处，女性的身影几乎见不到。无论是何种私祭活动，女性都不大会在祭祀场所处出现。

二、祭祀对象的危险性

    无论是村寨性质的公祭，还是家庭性质的私祭，都是想通过与鬼神的交流来达到某种目的。而鬼神往往被认为具有超常的能力，它们既可能因高兴而赐福于人们，也可能因愤怒给人们降下灾难。因此，祭祀对象往往具有危险性，而祭祀场所也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
    祭祀活动无论大小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全村性质的公祭活动大多是为了村寨人畜平安、五谷丰登举行的。祭山神是为了祈求山神保佑即将播种的谷物能够获得丰收。苦扎扎节期间的祭祀活动是为了求得天神保佑村寨平安、谷物无虫害。封火神是为了圈住火神，避免村里发生火灾。昂玛突节期间的祭祀活动是笼络寨神，让它们保护村寨人丁兴旺、六畜平安。什汗普龙搅主要是通过祭祀活动将寨子里的野鬼和瘟神送走，从而使人畜平安。
     家庭性质的私祭活动因情况的不同而会带有不同的目的性。在私祭活动中，最为普遍的是对家庭祖先的祭祀。古人认为，“男性祖先的灵魂，也能护佑子孙的繁荣平安，于是，他们要对祖先的亡灵进行祭祀。”[2]今人也沿袭了这种观念，箐口村民直到今日都时不时要对自己祖先的亡灵进行祭祀。村民的家里一般设有大小两个神龛，其中大神龛敬奉正常死亡的祖先亡灵，小神龛则敬奉非正常死亡的祖先亡灵。伴随村里的每一次公祭，村民家中都会对家庭祖先进行祭献。除此之外，村民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或小灾小病等小事，往往都要祭献祖先。村民认为，祖先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祖先不会远离他们的生活。因此，对祖先亡灵经常性的虔诚祭祀是有可能让祖先护佑后人的。
    祭祀活动的对象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超常的能力的。在公祭活动中，祭祀对象往往具有非凡的法力。天神是居住在天上的神灵中至高至尊的，它既能保护人、畜、粮食，也能作祟于人、畜、粮；火神主管火，它能作祟于人，让人烫伤、烧伤和房屋发生火灾；山神主管着哈尼地区的众多山峰；寨神是村寨的保护神，能够保佑村寨不受野兽、疾病和鬼怪的危害，禽畜兴旺，五谷丰收，村民健康。[3]与公祭活动一样，私祭活动中的祭祀对象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祖先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亡灵仍然影响着这个世界。亡灵是以虚无缥缈的形式存在的，它监视着活人世界，也以自己的好恶来改变这个世界。正因为它很难被肉眼看到，故它可能就在你我的身边，因此它的威慑力就显得非常大了。村民患病时祭祀的鬼神也拥有巨大的威力。这些鬼神既能因为自己的愤怒而将病痛降到患者身上，也能因为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而让患者痊愈。
    既然祭祀对象拥有非凡的法力，那么跟这些对象打交道就必然会带有危险性。村民举行祭祀活动是为了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它们往往是以祭祀对象的满足或者是妥协来实现的。但这些目的并不必然就会得到实现。如果对鬼神进行了祭祀，而它们仍然不满足或者妥协，其超常的能力是有可能危害到祭祀活动的参与者的。以祖先为例，虽然人已经死亡，但没有不可逾越的深渊把死人与活人隔开，死人既能够使活人得福也能够让活人受祸。[4]祭祀活动中，鬼魂是有可能将平时的愤怒发泄到祭祀活动的参与者的。实际上，人们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与祭祀活动的。
    对祭祀对象的畏惧，使得跟祭祀有关的许多事物都成为了禁忌。“禁忌就其最原初的和文字上的意义而言……意味着一个被划分出来的东西——这东西是与其它普通的、世俗的、无危险的东西不一样的。它被一种恐怖和危险的气氛所环绕。”[5]在整个禁忌体系中，支配着它的正是恐惧。[6]出于恐惧，村民对许多与祭祀有关的很多事物都非常谨慎。以箐口村的大寨神林为例，它在村里就是一个禁止世俗人踏入的地方。大寨神林位处文艺队演出广场的上方，是一个有着茂密植被的小树林。在村民的生活中，这片林子是一片禁地。平时，村民都严禁进入这片林子，更不用说到里面打柴火了。这个神林也因此而呈现出一股神秘的色彩。为了防止牲畜闯入神林，村里还特意用泥砖绕着整个林子砌了一道围墙。小寨神林也是如此，村民平时很少进到林子里，里面的枯枝落叶也不允许普通村民捡拾。
    祭祀场所更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地方。祭祀过程中，“世俗者不得与圣物说话，或简单说就是禁止他们在有圣物的场合说话。”[7]在箐口祭祀大寨神林的活动中，参与人员仅限于咪古及其助手，村民严禁进入大寨神林。即使是帮忙搬运祭祀物品的牛徒，也只是将物品搬到围墙边后交给咪谷等人就走了。进入神林后，咪古等人便忙乎起来。但是，无论怎么忙活，咪谷等人都不说话，而是采用手势相互交流，仿佛怕打搅寨神一样。整个林子里，除了大咪谷带来的神鸡偶尔发出几声叫声外，林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在墙外交谈的时候也遭到了咪谷等人的制止。整个祭祀过程中，没有一个村民来观看，大寨神林显得异常寂静而神圣。

三、祭祀活动中的社会分工   

    祭祀对象和祭祀场所都是危险的，因而人们必然会谨慎对待它们。在祭祀活动中，人们用到的很多牺牲往往会有阳性物品，这是因为阳气能够避邪。从这点出发，由于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极阴之体，因此也就容易被邪恶所侵，所以她们往往被禁止进入祭祀场所，祭祀之事由男性负责。女性则在祭祀活动中扮演守护男性灵魂的角色。这实际上是祭祀活动中根据性别作出的社会分工。
    祭祀活动中，往往会发现鸡是必不可少的祭祀物品。在箐口给鬼神祭献的物品中，祭祀山神的主要牺牲是一头猪、一只即将下蛋的母鸡和一只刚开始打鸣的公鸡；祭祀天神的物品主要是一头公水牛、两只鸡；祭祀火神的物品主要为一只狗、一头肥猪、一只公鸭、几只鸡；祭祀寨神的物品主要为一头猪、几只鸡；驱鬼送瘟神的祭祀物品主要为一只狗、一头猪、一只公鸭、几只鸡；而在所有家庭性质的私祭中都会用到鸡作牺牲。从这里可以看出，鸡是箐口祭祀活动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牺牲。实际上，不仅是在箐口，在其他很多地方的祭祀活动中，鸡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于鸡在祭祀活动中的功用，有学者认为有作祭祀的牺牲、驱除鬼蜮、安定魂魄、以卜吉凶、使偶像神变成真神、起镇压瘟神鬼祟、代表着艺人的魂魄等七大作用。[8]在这几种功能中，镇压瘟神鬼祟是最根本的，而其他则是由它派生出来或者是次要的。鸡所以能镇压瘟神鬼祟，又跟太阳崇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时代，先民中间就流行着太阳崇拜，这在一些典籍中都有所记载。[9]而鸡因其啼鸣而日出的天然偶合而也成为了太阳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人们的观念里，“鸡作为象征性的表象符号，是同东方日出、光明取代黑暗、阳气战胜阴邪、新春脱胎于寒冬等现象相联系的”，“在神话中实际表达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开始”，是具有“阳性”的“阳鸟”。[10]鸡既然有着阳性，那么它必然就能够克制住意味着阴邪之物的瘟神鬼祟了。于是乎，祭祀活动中往往就少不了鸡这种既易得又能避邪的牺牲了。
    人们在祭祀活动中不仅利用鸡来避邪，同时还利用其它的牺牲或物品来避免潜在的危险。从箐口公祭和私祭活动中可以看到，村里某些时候还会用狗作牺牲。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有着特殊象征意味的动物。在民间，人们通常认为，狗有着极强的驱邪避邪的功能。人们认为狗是“至阳之畜”，能够禳除一切邪魅妖术。狗身上的很多部位也是至阳的，它们能够驱除不祥。民间通常用狗血来对付鬼祟，用狗蹄来消解恶鬼的法力。祭祀活动中用狗作牺牲，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祭祀对象的威胁。
    鸡、狗等阳性动物作牺牲，虽然将祭祀对象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但祭祀过程仍然充满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是有可能对参与祭祀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据村民告诉我们，参与祭祀的人会因祭祀对象的原因而将灵魂留在祭祀场所。而人的灵魂离开躯体，人就会生病乃至死亡。这当然是人们不希望见到的，因此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实际上，对参与祭祀的人们的选择是能够进一步将祭祀对象的威胁降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的。天地是由阴阳之气聚合而成的，万物如此，男女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在很多典籍中都得到了反映。[11]在男女关系方面，男性一般被认为是阳物，女性则通常被认为是阴物。阴物极容易为邪恶之物侵犯，而阳物则具有抗御邪恶之物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具有阴柔之体的女性在祭祀活动中被不怀好意的神鬼侵犯，祭祀场所往往禁止女性踏入，而只允许有着阳刚之体的男性在祭祀场所进行祭祀。
    女性虽然不能在祭祀场所参加祭祀活动，但她们并没有被排除出祭祀活动。当箐口的男性村民正在小寨神林里聚餐的时候，他们的妻子端着碗正站在神林脚下。她们的碗里都装着一点糯米饭和咸鸭蛋，有些人手里还拿着荆棘。据介绍，寨神林是寨神居住的地方，身体不好的人如果进入里面，他的魂魄很可能就会被留在那里。这些妇女希望用可口的饭菜使丈夫的魂魄不要留在寨神林里，而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荆棘则用来驱赶纠缠丈夫魂魄的鬼神。在苦扎扎节期间也是如此。当男性村民从秋房旁端着篾桌往回走的时候，早已等候在村道上的妇女们手里端着一碗米，口里还不断念着“回来、回来”地先往家里跑，引领着自己的男人魂魄回家。可以看出，在祭祀活动中，这些妇女们扮演了丈夫灵魂的守护者。[12]正是由于妇女在仪式活动中扮演的这一角色，让身处险境的男人们最终能够安全地从祭祀场所回到自己的家中。
    由此可见，妇女被拒绝进入祭祀场所，并不是因为女性地位低下的缘故，而是出于对女性的保护。而妇女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的灵魂守护者的角色则进一步说明，祭祀场所中的性别限制是男性和女性在祭祀活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工而已。

注释：
[1]参见卢鹏：《文化的固守与变迁——一个哈尼山村寨神林的人类学考察》，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3]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辞典编纂委员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8页。
[4] 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4页。
[5] [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6] [德]卡西尔：《人伦》，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7] [法]杜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林耀华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8] 参见朱恒夫：《鸡在行傩活动中的作用与文化意义》，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9] 参见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10]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8页。
[11] 参见王庆淑：《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性别歧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12] 参见马翀炜、潘春梅：《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作者简介］卢鹏（1980－），男，湖南平江人，红河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民俗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朱明（1964-），男，云南建水人，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文章说明」《祭祀场所性别限制的人类学分析》发表于《学术探索》2009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了越南社会科学院与红河学院合作项目“中越跨国民族研究”专项经费支持。
2004年7～8月，笔者对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族寨子箐口村进行调查，此后每隔两个月都要对该村进行为期不少于一个星期的调查。文章除特别注明外，涉及箐口的资料都出于笔者的调查。

[ 本帖最后由 echohope 于 2009-4-28 15: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