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
作者：韩钟恩 来源：黄钟
[内容提要] 本文系提交“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香港?1994. 12） 论文。现发表者为删节稿。本文根据近年来中国（大陆） 音乐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以及学科建设将成为新的历史发展重心的迹象，认为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问题是为关键。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与复杂性，以及受到世界性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相冲突的挑战，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实际处于一种话语系统无序（失语）、意识形态非位（无语）、叙事结构失范（空语） 的状态。因而，必须通过新的人文话语启蒙与新的人文叙事建构来进行重建。这种重建包括：音乐美学家的人格（统制） 话语，驾驭学科运转的观念意识形态（运作） 话语，不同专题研究的专门型态（操作） 话语。
[作者简介] 韩钟恩，男，1955 年生，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新源里西1 楼。邮编： 100027。
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重心的位移
可以预测，跨越世纪线前的最后一个年代（20 世纪90 年代） ，对中国（大陆） 的音乐美学来说，将是一个全面的学科建设时段；并将继续延续下去，成为下个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发展重心。作此预测，一在于，当下音乐美学的发展与整个音乐学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即进入90 年代之后，由于总体人文自省意识的日益成熟与局部学科自生意向的日益上升，使得音乐基础建设、音乐思想建设、音乐学科建设三极互相支撑，并行不悖的相对平衡局面被打破，从而开始逐渐向音乐学科建设这一极位移或倾斜。二在于，近年来已有不少与之有共识的见解。
然而，在上述进展与共识中，几乎有一个问题是被忽略了的。这就是音乐美学研究与话语系统一叙事结构之间的互向关系。于是，问题就显示出，在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将成为重心，并正在进行历史性位移的过程中，其理论研究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将如何对此作用? 即如何支撑与推助学科建设重心的历史性位移?
当下研究与话语系统—叙事结构的互向关系及其人文背景
设问：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有没有自在的话语系统? 答曰： 没有。再问： 那么当下作业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 答曰： 非自在方式。进而，处于具体作业层面的、作为非自在方式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布局的? 现实地看，首先是处于框架层面，即借用哲学、史学、文化学的话语，仅针对不同的音乐现象；其次是处于分析层面，即借用文艺学、音乐学的话语，仅针对不同的音乐功能；再次是处于批评层面，即借用文学、音响技术理论的话语，仅针对不同的音乐型态。因而，20 世纪中国大陆音乐美学理论研究，总体上是三种话语系统混合使用。此三种话语系统就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西方传统一现代音乐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显然，作为话语系统的初级显现与具体落实，则术语概念者是为关键。因而， 在上述三者中，似乎唯有西方者具有相对独立的音乐品格，即其术语概念可对音乐型态（音响结构） 进行有限的描述；而另两者似乎只限于一般文艺学理论形态，甚至只限于一般意识形态。
设问：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有没有自足的叙事结构? 答曰： 没有。再问： 那么当下作业又是靠什么来推助的呢? 答曰： 非自足方式。概而言之，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大体上的现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表层） 笼罩之下，而处在一种彼此相悖的（深层） 分离作业状态。因而，某种带有实用性、经验化的时弊就在所难免。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当代?20 世纪] 中国音乐美学志述》，[1 ] 根据所述材料可见，当下主要的学科论域呈现为历史理论、观念理论、基础理论、边缘交叉理论等四个方面，与此相应，音乐美学家也大致可划分为四个群体。显然，这样一种界划并非科学，但却是现实的，因而也是真实的。
当然，以上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现状的形成，并非无根无据、无依无靠。也就是说，它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条块分割的状态，除了上述话语系统的无序问题之外，近现代以来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以萧友梅、王光祈、青主三者作为历史的回应。严格说来，萧友梅与王光祈都不是职业音乐美学家，因而他们有关音乐美学的论述，尽管近些年来逐渐被一些学者所重视，然究其根本，仍然谈不上有何经典意义。但是，其观察审视的思路，尤其是带有学理推论性的思维惯性，却对后来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说青主，与前两位相比，由于他的《乐话》与《音乐通论》具有一定的美学品质，因而近年来在中国音乐美学界开始被视为正宗。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当时他的思维方式与后来的主宰型意识形态存在的严重的反差，因而长期来一直被视为异端，而打入另册。随着拔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深入，这种外加的无谓之浊已有所部分澄清与反拨，但人们似乎依然没有真正领悟或意识到，在他的学理推论逻辑中其实蕴藏着一种深层的人文叙事意味。进而，从历史的渊源关系看，三者的深度叙事结构都是借鉴外来者所是。由此反观，萧友梅、王光祈式的学理推论似乎就很容易与上述三种话语合流，因而更宜于被80 年代以升之老中年学者所接受或者容纳（因为其接受专业训练与系统教育的年龄时段，正值三种话语系统相对显现出协调平衡局面际，因而其知识结构多呈规则收敛状，即视正统为经典） ；而青主式的人文叙事，则更可能被80 年代以降之青年学者所认可甚至追求（因为其接受专业训练与系统教育的年龄时段，已经是三种话语系统互相排斥拆解且公开断裂之时，因而其知识结构多呈随意发散状，即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历史似乎又到了一个即将分岔的临界点上，何去何从? 也许必须展开更为广泛的历史人文背景，并进入更为前沿的世界人文论域，才可能获得全面的认识。
就当下而言，中国（大陆） 音乐美学除了与外界旁类学科已大面积地进入人文学科前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及其学科自身内部存在着超前性与滞后性的相当落差之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它同样难以摆脱世界性总体人文生态及其相应语境的制约。
实际上，恐怕对20 世纪的所有中国音乐来说，它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危机就是多重“母语环链”的断裂，成者多重“传统言路”的失语。在中国本世纪乃至近几十年来实际存在着三种属性为“母语”的话语系统，一为本位话语系统（即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19 世纪末及至20 世纪初西方文化大规模闯入本土，因而在当下，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言路之实际功能已大大地消减，而仅限于行为话语系统之中；二为非本位话语系统（即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西方传统文化） ，由于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现代文化再次大面积地被引入本土，因而在当下，那种传统的西方文化言路之实际功能也已大大地收缩，而仅限于操作话语系统之中；三也为非本位话语系统（但后来几乎被视为正统的本位话语系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 ，虽然近年来对这种传统的传承也已有相当程度的变化，但当下似乎仍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甚至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作最后的价值承诺）。以三者的延续性而言，很显然其断裂原因，一者是因为传统西方文化进入以后的非常态中断，二者因为现代西方文化进入以后的非常态中断，三者则是因为五六十年代教科书式的“常识性哺乳”的自然中断以及后来“畸形训导”所出现的人为裂隙。因而对当下所有中国人来说，实际上他们面临着的是多重文化言路的断裂。[ 2 ] 从而必须出现有如“多米诺骨牌”式的“偏性突变”话语系统无序（失语） →意识形态非位（无语） →叙事结构失范（空语） →恶性突变（案：所谓“失语”、“无语”、“空语”，简单而言就是指： “失语”即不可识别母语，故无序；“无语”即只能借用外加之语，故非位： “空语”即什么都行，故失范）。
建立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理话语系统与人文叙事结构
在一般人文话语系统中，无论是表述“事”、还是表达“情”、或者表现“志”，大凡有三种类型话语： 即叙事话语、表情话语、言志话语。并且通过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体现型态话语、观念话语、人格话语的整合状态。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情志于事之上”是为当然。因此，在中国人文传统的文献记载中，（有意无意的） 叙事弱于表情与言志的现象尤为突出。然而，在长期的分工机制统摄下，由不同的职业指向取域及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所驱使，话语系统的定位常常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是以中国古代图书类别“经史子集”为例证可见，各自之间的分离性作业是十分明显的。比如，经，包括各种制度典章；史，包括各种纪事；子，包括各种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言论；集，包括各种文艺作品。很显然，当下讨论的音乐美学应该归在“史”与“子”这两类。进一步看，经，指被统治集团推崇为规范或被认为是应该经常诵读的书籍，显然带有主宰型意识形态的烙印；史，指记载历代史实的书籍，包括私家著述与官修史述； 子，一般泛指哲学著作；集，泛指古代作家诗文词曲的结集， 包括古典散文、诗歌、词曲、戏曲、小说等。因而又可见，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所反映出的主宰型意识形态痕迹，以及在学理推论之外所包含的人文叙事性，又决定了它也将带有某种“经”与“集”的烙印。因此，作为一种现实的定位，音乐美学的话语系统并不是单一的，应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文叙事结构。
因而，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同样需要对此进行关注与观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其能否顺利跨越世纪线的关键所在。无疑，与纯粹的文艺创作不同，它是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完成学理推论。然而，由于音乐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任何学理推论都不可能完全将主体自身置放在局外进行旁观，它必须要求叙事者同时入境，以成全叙事过程由具体处理到终极关怀的全部程序。因此，这种叙事必然又带有人文的性质与品格。
就眼下而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何以真正拥有对当代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 作为第一步，首先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长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在中国） 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其次，则就是要完善自身结构以及进行叙事作业的各种前准备，即： 在建构起新的叙事模式（事本体的文献档案贮存系统） 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意思结构（与事本体相应的观念话语表述系统） 与新的赋诗语境（与思现象尽可能统一的术语概念演示系统）。再次，就是要及时更换自身的叙事结构，调整自身的话语系统，以适应现实的处理。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当下的迫切性，而且富有长远的价值意义。很显然，在此三者中，恢复对人文叙事权力的拥有最为重要。然而，为确保这一点，就必须辅之以自身叙事结构的完善与相应话语系统的建立。
那么，在绞断“母语环链”与丧失“传统言路”之后，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该如何来重建自身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呢? 这就是说，必须在话语系统无序（失语）、意识形态非位（无语）、叙事结构失范（空语） 的状态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方略，以缝合因历史断裂出现的裂隙、弥合因文化转型出现的空隙，进而磨合因身位蜕变以及由上述修复过程而生的凸隙。此外，在当下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克服因“文化霸权主义”的强烈辐射而带给我们的“后殖民文化自卑心理”，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因区域文化存在的极度不平衡所可能产生的“内陆腹地的殖民文化现象”。于是，对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而言， 当下的紧迫性也许就在于，如何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与“东方假启蒙”已极度萎缩的“历史空场”（即新旧交替） 中，进行一次新的人文话语启蒙，进而实现一种新的人文叙事建构。并通过此作，来改变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局限”，来摆脱“文化宿命”为我们所作的预设。
这种“重建”的关键，首先就在于重建音乐美学家的人格（统制） 话语，其次在于重建一种足以对本学科进行正常驾驭的观念意识形态（运作） 话语，继而再重建各自的专门型态（操作） 话语。因而，作为与人文叙事方式之一的音乐具有密切相关性的音乐美学，同样需要剥去人为的外装，而及其深层之价值关怀。因为，只有在人格话语的绝对统摄下，才有型态话语的局部操作与观念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运作；只有在音乐文化当事人自足生成的前提下，才可取得音乐理论的特殊效果与音乐的整体意义；进而也只有这种在元创性得以充分显现的基础上，才会达到独创性的唯一与首创性的空前。正象鲁迅先生所言，“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继续古代文人已有的、对历史文化的表情与言志话语权力之后，在新的人文历史条件下，再不断地获得人文历史的叙事话语权。
历史与文化互向承诺。古人曰： “文胜质则史”。[ 3 ] 是为历史与文化互训之据。于是，就当下而言，无论是不同模式的历史叙事，抑或是不同时段的知识考古，其终极指向，必然是实现人文化之最后价值承诺。由此而言，人文知识分子也只有真正拥有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才能够使人文知识分子这一当代社会的文化主体得以基本确立，才能够使知识分子文化这一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得以覆盖全体，也才能够去真正推进人文化的历史学理，进而达到实现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进行终极关怀的目的。
最后几句
综事上述，无论是学理推论，还是人文叙事，其根本意图就在于： 继历史断裂、文化转型、身位蜕变之后，如何寻求话语系统有序、意识形态在位、叙事结构规范。于是，要想真正进行新的人文话语启蒙与新的人文叙事建构，都只能、而且必须是——变相更新、推陈出新、改过自新。
是为《世纪报告： 当下中国音乐美学的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所言。
[1] 参见韩钟恩《为[当代历史] 及其[当事人] 立传——关于“当代音乐美学”研究课题的前期报告》中的有关记载，载《音乐学术信息》1992 年第2 期（总第42 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术情报研究室、音乐翻译研讨会合编内部双月刊，1992 年4 月出版（北京） ，第4 页—第7 页。
[2] 参见韩钟恩《还是“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中国音乐学家在当下人文处境中何以重建人文启蒙话语》中的有关论述，载《中国音乐学》1994 年第2 期，第106 页。
[3] 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七[雍也第六]，载《诸子集成》（原辑者： 国学整理社） ，中华书局1954 年12月北京第1 版，第1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