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艳飞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服饰，是时代的外衣，又是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音符。纵观古今，伴随着苗族历史发展而变迁的苗族服饰，其历史就像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人们能从中感受到服饰语言的暗示，在倾听到时代底音的同时牢记本民族历史。本文通过对屏边苗族妇女服饰的初探，意在能从中探讨苗族妇女服饰背后的韵味。
【关键词】迁徙史；苗族妇女服饰；象征意味；文化丧失；固守
“苗族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人口相对众多的一个民族，仅云、贵、川、广西四省区就有540余万，但是，苗族分布的地区十分广泛，其特点是既集中又分散，在云南则表现为小聚居、大分散。” ［1］p177 对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于云南的人口相对众多的苗族在分布上呈现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格局呢？关于此问题，“变迁”无非是个必选的答案。那么，具体又是什么样的“变迁”促成了这样的分布格局呢？是不同文化的传播与移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正如伍兹所说：“变迁可能是在群体中完成一种稳定的重新调整，可能是一个群体的消亡，可能是发生同化，也可能是群体的文化沦为亚文化而并入其他文化。”［2］p49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也许可以从苗族妇女所着的精美服饰中找到答案。众所周知，苗族妇女的服饰素有“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穿在身上的书”之称，这样的称法主要基于苗族妇女的服饰记载着该民族的迁徙史。在此，笔者很赞成由之引出的结论——苗族大规模的迁徙史，促成了如今苗族在云南所呈现出的“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进而，由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所造成的苗族“历史文化的丧失与固守”正是本篇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以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为切入点，分别从苗族的迁徙史、苗族妇女的服饰、记忆中历史文化的丧失与固守三个方面来论述，以求能从中迁徙苗族妇女服饰背后的韵味。
一、苗族的迁徙史
（1）苗族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
据记载，苗族先民在其发展过程中，从远古时代开始，便屡遭征剿镇压。《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由于在汉文献和西部苗族传承的口碑资料中有许多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载，于是某些专家由此推说苗族先民在蚩尤战败后便开始了民族的大迁徙。“但客观地说，这一记载至今仍是一桩悬案，没有更可靠的材料帮助我们下定结论。”［3］p2然而，关于苗族祖先在压迫下带着对新生活的期望而向陌生领地所进行的大规模迁徙，有的学者则认为从古至今共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远古时代，原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的蚩尤部落集团，曾同居于甘陕黄土高原东下的炎黄部落集团发生激烈战争，后来蚩尤战败被杀，其部落集团被迫离开东部平原，向西南迁入长江中游地区，后经发展形成“三苗”这个新的部落集团。第二次发生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生活在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又逐步强大起来，经同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三苗”集团被分化瓦解。接着，是西周对“荆蛮”的多次用兵和楚国势力的扩展，苗族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想西南山区迁徙，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第三次发生在秦汉至唐宋时期。这时期苗族的主要流向：从武陵、五溪地区向西、向南迁徙。向西进入川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的经川南和黔西北开始迁入云南。向南迁入湘西南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第四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元、明和清前期，此时期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并从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并陆续由云南出境，迁徙至东南半岛的北部山区，如越南、老挝和泰国等。［4］p46-49上述四次迁徙主要是基于各朝发生的战争和推行的民族镇压政策，也有由于天灾原因而逃荒的小规模迁徙。此外，苗族其实还有第五次大迁徙，即在本世纪（注：即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战争又迫使大批苗族难民从东南半岛向海外迁徙，形成了今分布在美国、法国、法属圭那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状况。［5］
（2）迁入屏边的苗族
建立于1963年7月1日、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县内居住着苗、汉、彝、壮、瑶等民族，其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是云南省唯一的苗族自治县。
据史料记载，屏边苗族祖先迁徙的时间与上述的时间一致，其迁徙始于唐朝，由湖南洞庭湖一带流迁贵州，清代中期进入云南的罗平、丘北、砚山、文山、马关、蒙自后再迁入屏边。“据1958年湾塘乡五家行政村农民马志良70多岁的祖父说，他家迁居屏边已经六代，有150余年的历史了。据此推算，苗族于1787年至1826年迁入屏边的较多。” ［6］p127至于迁徙原因，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贵州土地日益贫瘠，而云南山高地广，土壤肥沃；二是苗族人民迫于统治者的压迫和不堪忍受民族歧视而迁入屏边。迁入屏边的苗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住着“篱笆墙、茅草房、铁锅支在石头上”的简陋房子。这种房子，若遇难，便于随即搬家，故在当地苗族中间流传着“老鸦无树桩，苗族无地方”的民谣。居住于屏边的苗族，主要以农业为主，长期采用刀耕火种、砍烧锄挖的生产耕作方式，这种状况到解放后才逐步得以改变。至于农作物，主要有旱稻，包谷，荞子，木薯和豆类，经济作物是麻，一般是自己种麻，自己纺织。当地的苗民，喜欢打猎，大多数人家都备有其所俗称的“筒炮枪”。在其房里的堂屋右侧或左侧往往设有火塘，火塘边有一个用于煮菜或烘烤其它食品的铁三脚架。据苗家的神话传说，这个铁三脚架是苗民们为了纪念为苗家带来火种的阿莽、阿旺、阿洛三位英雄而用生铁铸成的。总之，生活于屏边的苗族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多类型差异影响下，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在与本族兄弟和在他民族的互助、团结下，共同耕植着其家园——屏边，谱写着苗族的特色文化，营造着和谐、健康的社会生活。
二、苗族妇女的服饰
（1）屏边苗族妇女服饰
一般而言，屏边的苗族妇女服饰比较讲究，尤其是盛装，极为精美，花饰很多。一般来讲，屏边的苗族妇女，多盘缠发于头顶，无髻，然后用青色长头帕缠头围成盘状，通常露出顶发。最后，往往会用挑花带裹饰成盘状的长头帕，且在挑花带的边缘缀上珠串。至于上衣，则低领右衽，袖细长，衣肩围有一块半圆形绣片贴饰，周边垂缨络，衣袖、衣身都用挑花或刺绣装饰(如图一所示)。而下装则为“百褶裙”（如图二所示），裙长及小腿肚，从裙头到裙脚，挑花装饰，形成若干花饰段。有时还在裙腰处钉缀珠串缨穗装饰。穿着后系一方形挑花围腰，并悬垂以缨穗装饰末端的飘带。绑腿则为三角形的挑花巾，缠足时挑花纹饰要露在外面。在当地苗族的意识里，这种绑腿和长及膝盖的短裙与本地的居住环境有关，因为这便于她们行走山路及劳作。至于鞋子，则多为布鞋、胶鞋。在此，所要强调的是此处对苗族妇女服饰的描述，仅指大概而言。
（2）苗族妇女服饰背后的象征意味
文字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功能不胜枚举，其中之一就是便于人们记录其民族发展的历史。然而，对于在1957年以前没有文字的苗族来说，是用什么来记录先民的历史呢？或许正因为苗族在1957年以前的历史上，没有可让子孙后代轻松阅读、记录历史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文字，才迫使他们去创造用以记录其历史与文化的“无声语言”——服饰。“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不仅以外显的形制，装饰承载着各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信仰与图腾崇尚，且还以其特殊的方式记录着无文字民族的口承历史。”［7］p258于苗族而言，记录其无文字历史的载体主要是妇女服饰上的图纹。
那么，为何我们会说苗族妇女的服饰是苗族在无文字的历史中记载其迁徙史的载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笔者曾深入屏边苗族居住的地区，以求能找到些许线索。在访谈的过程中，从一些年老者的口中，会或多或少地听到她们如何理解其服饰背后所蕴涵的本民族迁徙史这一象征意韵。尽管她们口传不一，但大体归结如下：上身衣服上的图案，年老的苗人则告之，有些图案据说记录了各种武术动作，以此象征古代战斗的场面，而那些花纹象征着苗族过去开垦的田土；下身百褶裙上的图案，上半部的几何横条纹，象征着他们逃难迁徙时怎样过长江、黄河。那密密的横条纹代表长江，宽的中间有红横条镶的纹饰代表黄河（他们认为这是其发祥地）。裙子打褶，表示对祖先的怀念及对洞庭湖山水的想念。至于褶叠，则代表着洞庭湖的水与田；而缠于腿上的绑腿，主要以黑布为底，镶红黄两色条纹，是为了纪念渡黄河时的情景（据说那天渡黄河时，太阳东升，倒映河中，就像红黄相间的彩虹）。这一口传，或多或少的说明了在苗族眼中其服饰图纹是他们记录历史的载体。
由于屏边苗族仅是苗族大家园中的一支，若仅以流传于这一地方的说法为据，未免牵强附会或缺乏说服力，故在此另以他方的苗族为例，以便更有力的说明流传于苗民中的诸多类似说法：
1、贵州镇宁梁子上、空洞河一带苗族男子节日盛装上有一块四方绣花披肩，纹饰分为三层：里层有六个水生动物图案，中层有三路纵横交错的花纹，外层两边各有二组竖线条，每组竖条中间又各有黄、蓝、绿三种不同颜色的竖线条。据当地苗族解释，披肩上的纹饰是记录苗族先民还在长江边生活时修建城郭的情况。里层六个小水生动物代表游弋于江中的鱼类，中层三路图案代表城郭的形状，外层三路不同色的竖条纹则表示迁徙途经的三条大江河。由于后来被迫离开平原地方到了山区，祖先们怀念故土田地、城郭和河中的鱼虾，就把这些东西绣在衣服上。［8］
2、镇宁革利一带苗族妇女有三种纹饰不同的裙子：一种为老年人穿，苗语叫“代好”，意为“迁徙裙”。裙面上以色布做成八十一小横条，分为九组，每组九小条。当地苗族解释说：这是表示古时候的始祖生育有九个儿子，九个儿子每人又生养有九个孙子，即八十一个兄弟。八十一个兄弟在迁徙中为了分离以后不忘自己是同一祖宗。所以决定以纹饰方式绣在妇女的裙子上，让子孙世代相传。另一种裙面上又镶饰有三路宽横色条，苗语叫“摆拖阿来代”，意为“三条母江裙”。其解释与当地流传的苗族大歌中的《开路歌》叙述的祖先迁徙路线经过黄河、长江、嘉陵江的内容一样，是记述他们迁徙的历史。第三种裙面装饰七路横色条，苗语称“代下阿拖来”，意为“七条江裙”。据说也是象征他们迁徙途中经过的七条溪流。［8］其实，“江河”象征的主题纹饰在苗装中应用十分广泛。承袭楚风，组带流行的湘西地区，其组带即花边、花带上最流行的图案是“骏马飞渡”。其造型就是突出一条洪水滔滔的大河，苗语称“埋迈埋清”，即“浑水河”之意。图案的两边有一条像轨道式的图案镶嵌着顺流水方向延伸，苗语叫“乃可阿登”，即“大路上的脚印”之意。这些记录与广泛流传于其间的苗族古歌叙述的苗族历史是相辅相成的。湘西一带花带上的“江河波涛”图纹更加明显，呈现两条白色横带，带中由一些细小的星点组成，花纹隐约可见。当地苗族解释说那是表示黄河和长江同向奔流。……两条大河的南面，是一朵朵似花似树又似人乘船的形状组成立形花簇象征划渡式的图案。妇女们说它代表洞庭湖。这些图案脚下再次出现水波浪式花纹。苗语谓之“昂务乃本”，即“经过大水大浪的妈妈花”。南岸有一条小路和一排松树，象征苗族迁徙到西南山区的生活环境。［3］p247
3、“黔西北一带苗装，不论男女均有披肩，披肩左右花纹无异，每块披肩又分披底和披面。披底边纹标志苗家故土旧居住房基脚为长条石垒砌；披底中心花纹标志苗家故土旧居，土壤肥沃，美丽富饶，田园连片。披面的花纹分为卷柏细辛花、蕨草细花和猪槽细辛花三种。三种花纹虽异，可含义一致，它标志苗族故地一片锦绣河山，有绚丽多姿之巍巍群山环抱之盛景。”［9］
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透过这些例子，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在苗民的心中，妇女服饰上的图纹表现和记载着故事，故事又依托图纹而生，可以说其服饰上的图纹是他们记录历史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苗族服饰图纹表达出的苗族历史虽然不详细、不准确，但绝对不是虚幻的，它是以实物为基础，是可以实证的。如黔西北一带的服饰纹样所象征的居住在长江边上的城郭与田园，在传说中亦有讲述其先民是经荆州、丰都、泸州等迁入时。而这种传说是与这些苗族支系迁徙历史相吻合的。”［9］
三、记忆中历史文化的丧失与固守
诚然，在苗族的多次大规模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其民族的历史断代和文化丧失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试想，总是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无法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很好的繁衍、生息，又如何去缔造属于自身的有书面文字记载的历史呢？一个总是处于频繁的迁徙途中的民族，又如何静下心向某些在生产、技术与文化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民族学习、交流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呢？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又怎能避免文化的丧失或失落呢？此外，还有一点必须引起思考，即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快节奏，使得制作耗时、费力的苗族妇女服饰似乎越来越不实用，于是市面上出现了许多用机器制作的漂亮、穿戴方便的苗族女装。每当看到这些“现代版”的苗族妇女服饰，心中总是很困惑，总在想是人们本能的变懒了还是社会加速了我们的惰性？尤其是2008年1月21日笔者在走访屏边县新华乡岩蜂村新厂寨之后，这种困惑更强烈了。当笔者问当地的一些村民是否觉得如今很少制作手工的女装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时，他们多数认为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机器制作的女装不但色彩漂亮而且穿时方便。听了她们的回答，笔者能理解她们的想法，但是若照这样下去，想必有一天这种记载着民族迁徙历史的服饰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若真那样的话，我们是该无所谓还是惋惜呢？
上述的困惑，显然是个未知数，我们很难下定论。既然无法对未知的问题下定论，那么我们何不想想可以下论断的问题呢？即物质文化容易丧失，但精神文化却是不易丧失的，这一论断显然是成立的。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诚然，所有文化并未将它们成千上万的行为种类铸成一个平衡对称、匀整和谐的模式。” ［10］p173于是，苗族虽然在不断的迁徙中丧失了其记忆中物质层面的历史与文化，却通过一种“无声”的记录方式——苗族妇女服饰将其记忆中的历史绘刺于上，且在子孙后代中加以固守、得以追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苗族人民始终将其日常生活中所穿的女装，看成是其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载体，从而使苗族群体得以在精神上固守着属于他们的“长江”、“黄河”、“城池”、“平原”、“洞庭湖”、和“骏马飞渡”，进而完成其意义深远的“精神还乡”。
简言之，尽管苗族在频繁的迁徙中丧失了记忆中的历史，但是苗族妇女们却用其留下的运用一针一线、一梭一筘而形成的经纬交织的服饰，固守着其千年古老的记忆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四、小结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多次的民族大迁徙使其成为一个多灾多难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其中，苗族妇女织出了引人注目的服饰，而服饰上的图纹不但培养着苗家人的历史意识，而且教育着苗族后人永不忘祖先故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服饰图纹在没有自己通用语言体系的苗族中，替代了文字，发挥出文化符号的功用，从而使没有文字的苗族在其服饰文化史书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文字，从而使其作为深切地表达历史的服饰具有了历史的认识价值。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苗族虽然因为多次的迁徙而丧失了其记忆中的历史，造成了学术上所谓的“文化丧失”现象，但却以其妇女服饰为记录载体而固守着属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实现了所谓精神层面上的“文化的固守”。基于此，屏边苗族作为苗族大家园中的一份子，对其蕴涵着迁徙史的苗族妇女服饰是该备加珍惜的。
总之，在未来不管苗族的分布会呈现出怎样的格局，不管苗族的民族文化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笔者始终相信值得苗族备加珍惜的苗族妇女服饰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始终相信属于苗族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不容易丧失的。
参考文献：
［1］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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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echohope 于 2009-6-6 23:5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