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30日 09时54分00秒 来源：昆明信息港
http://news.yninfo.com/yn/shxw/201504/t20150430_2342026.html
“你囤这些东西有哪样用？咯是外星人打过来啦？”一位朋友不经意翻了陈小超的背包，顿时哭笑不得——里面居然有07单兵自热食品。
作为昆明一个普通的美术老师，陈小超随身携带的装备有战术手电、工具钳、求生卡、创可贴、简单药物，甚至还有一个简易净水器。而像他一样的人，在昆明已不是个例，他们被称为都市“生存主义者”。甚至有人改造自己的住宅，在储存成箱的压缩饼干。
4月25日发生在尼泊尔的8.1级大地震，相当一部分伤亡人员是在建筑物林立的城市遇险。这则大新闻，也让陈小超们更加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当城市电力中断，供水停止，高速堵得动弹不得，我们该如何撤离？在几乎回到原始社会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生存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行动和思考，恰恰是生活在高楼大厦中的人们早已遗忘的东西。
他们不断地用技能和各式装备“武装”自己，应对着那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A我能不能在地震中活下去？
“世道这么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你们记者见的肯定比我还多。”
陈小超没觉得自己和大家有什么不同，只是危机意识更强一点。坐在记者对面的他长相普通，除了特殊场合不得不穿正装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一身纯棉T恤、卫衣。至于外套，他通常会选择轻便透气而又具有一定防泼溅功能的冲锋衣。
更大的秘密在他随身携带的COMBAT2000信使挎包里。每个隔间、夹层里都精心地装进了战术手电、工具钳、求生卡、创可贴、简单药物，甚至包括一个简易净水器。
陈小超是一名“85后”，目前在一个工作室当美术老师。外公、舅舅、母亲都是军人，他的童年就是在军队大院里度过的。小时候遇到部队拉练，舅舅有时会把小超捎上，坐在威风凛凛的长江750摩托车里，看着装甲车、吉普车驰骋而过，在演练场和士兵们一起挖灶、生火做饭。
随着读书升学，这样的时光越来越少。但在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小超偶然接触到了户外野营，这让久居“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他兴奋不已。昆明周边的小箐口、桂花箐、陡嘴、月亮谷等徒步宿营地，一个个被他走了个遍，搭建帐篷、寻找水源、捡柴生火等基本生存技能也都慢慢掌握。
此时的小超，开始迈入了“驴友”的初步门槛，而让他开始强烈关注都市生存，还是因为2008年的汶川地震。
5月12日那天下午，陈小超正在大学宿舍里睡午觉，眼看就要错过上课的时间，他猛地一头坐起，一阵眩晕袭来。起先，他还以为是自己睡蒙了，而大约十几分钟后的一条手机短信告诉他：“汶川地震了。”
浏览电视、报纸、网络，地震现场的一幕幕在陈小超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我在的城市突然地震了，我能不能活下去？”小超开始严肃地思考起这个问题。他开始有意识接触更多的生存知识，并开始购置一些基本的生存装备，包括在家里储备食品、饮用水。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第一次看到陈小超包里的07单兵自热食品，朋友不禁笑起来，“你要去保卫地球？”
这样的调侃和不理解，小超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了。
在他看来，国内的日子太安逸了，大家都觉得各种灾难、事故都是在电影、电视、报纸上才能看见的东西，跟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自己看别人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事故了。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小超表示，像日本常年地震，从幼稚园、小学开始，都会教授孩子该如何去避免危险，保全自己。而中国国内这一块教育是相对比较欠缺的。
小超的妻子也经常觉得老公“不太正常”。“大家走街上都是很轻松的，只有他一到商场、饭店，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逃生出口。”
但今年年初的一次遭遇，让小超的妻子开始理解丈夫。两人出国度假，在一条河里玩漂流，橡皮艇突然触礁翻船，一船人全被甩在了湍急的河流中。小超的妻子被工作人员当场一把拽起，而小超却被冲出了好远。救援人员赶紧顺着河道寻找，发现小超已经在一个河道转角处自己爬上了石头。
“甩进河里的那一瞬间，我就反应过来出事了。人在那么急的水里根本没法固定，我只有想方设法先保护双腿双脚，再尽力停下来，万一腿砸断了，那可就真的完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小超仍心有余悸。“太大意了，这类危险系数极高的活动，以后还是不碰为好。”
经历了这一遭，小超更加意识到求生意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那么注意安全，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正是因为热爱和珍惜生命，所以才尽力去完善自我的知识结构、学习技能、增添装备，都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
B每个装备都能解决一种麻烦
和陈小超不同，从外表来看，杨洋和昆明普通的都市白领并无区别——低调的夹克衫，修身休闲裤，戴着黑框眼镜。
只是那个明显带有户外色彩的双肩登山包，与全身装束格格不入。但杨洋毫不在意，这个包拥有特殊的质地，“皮实、耐用、背负性能好”。
这样的背包杨洋有三个。而实际上，他并非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除了不菲的自重外，登山包内装物品的净重达5公斤。制造这些重量的物品是4瓶红牛、2袋压缩饼干、荧光棒、工具钳、强光手电、打火石、高频口哨、创可贴、酒精棉球等一些看似平时很难派上用场的东西。
杨洋并非天生的生存主义者。2013年，曾经在媒体工作的他奔赴雅安灾区，亲眼看到大自然强大的破坏力，并在余震的威胁下感觉到人力的渺小。“那时候我就想了，关键时刻我不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或救援，我得靠自己活下来。”
在户外论坛上，杨洋遇到了越来越多跟他一样的人。大家热情地讨论着面对各种灾难时的生存法则，分享着打绳结的方法，发布心爱户外品牌的入手体验报告。杨洋的口袋里，慢慢开始鼓鼓囊囊地塞满各种“装备”。
几乎不怎么网购的杨洋甚至学会了海淘，只为了购买一个知名品牌的户外运动表——这块表搭载着GPS、海拔仪等，可以在复杂地形顺利定位，此外太阳能电池则具有不错的续航能力，保证在无法电源充电的情境下也能顺利使用。在国内，这块表的售价高达数千元，但杨洋却觉得买得值。
“每一样装备都能给我解决一种麻烦，但不管买了多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缺一样。”
最大的生存装备是“住宅”
与杨洋的“装备至上”理念相比，他的论坛网友王进则更注重身体素质及自身知识的储备。
王进在昆明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小主管，就算工作再忙，他依然每天要去健身房锻炼两个小时。“有好的身体素质才能让你在面对困境时坚持下去，生存技能则是延长你生存时间的决定性因素。” 王进说，“你看野人就没有瑞士军刀和帐篷，照样能生存下来。”
王进是彻头彻尾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和同好们组织了一个户外队，昆明附近的山几乎爬了个遍。王进常常表现出优异的生存能力，找水、找地方、生火、做饭、分辨植物样样精通，被朋友评价为“一脑子生存意识”。
这种意识几乎与生俱来。“小时候父母老出差，我只能自己学着生活。”王进认为，与父辈相比，他们这一代人缺乏生存技能，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自己父母亲对自己的疏于照顾反而加强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2012年，王进买下了他最大的一件生存装备——住宅。这是一套远离城市的老旧小区，是整个城市最平坦的地方之一。小区内楼高都在6层及以下，门前还有一块大空地，周围植被丰富却不临水，这就避免了洪灾的发生。小区5公里范围内，没有加油站、化工厂一类“危险单位”……
入住后，王进还将房子换上了钢化玻璃，在厨房、卫生间这样管道纵横，在地震中“有可能获得栖身空间”的地方，他设置了小壁橱，放了好几个65升的户外背包。背包内储存了成箱的压缩饼干、瓶装水以及应急药品。
虽然王进有十分出色的厨艺，但背包里仍然放了很多味同嚼蜡的脱水蔬菜，“即使面临困境，也要注意营养均衡。”他解释说。
当记者试探询问是否有点“杞人忧天”，王进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要相信，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对于一个生存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装备和物资，这些东西的来源大多都是户外用品店及劳保用品店。
景星街原本只是个花鸟珠宝市场，如今逐渐演变成户外用品零售地。短短几百米的街道上，聚集了几十个大大小小销售求生装备的摊位，这些摊位从手电筒到多功能钳子、从冲锋衣到帐篷睡袋应有尽有，有些相对专业的还销售着对讲机、瓦斯灶等装备。
由于名声在外，物美价廉，市场聚集了许多购买者，其中不乏生存主义者的身影。
身着冲锋衣，脚踏登山鞋，背包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D型自锁扣，刘先生今天准备挑选一个质量较好的燃气灯。买灯是为了搭配瓦斯灶，目的是用作营地照明。但一个下午过去了，结果却不太理想，“不是质量不好，就是价格太高”。
与刘先生同样失望的，还有学生小夏。小夏跑了好几个地方，仍然买不到能长时间保持亮度的化学荧光棒。最后他决定上网购买。
一些生存主义者认为，目前昆明市场上的在售物品虽然能满足基本需求，但却少了“高精尖”的装备。
段女士的户外用品店在景星花鸟市场经营多年，周围摊贩介绍，这家店已经算是资历较老。“如果有朋友要专业器材，可以帮忙订购。”段女士介绍，专业的户外器材由于买的人少，产品更新频率慢，但日常生活中使用率较高如手表、眼镜、衣服、背包等，每天都能销售数十样。
“其实单纯求生的话，冲锋衣、登山鞋、多功能背包，都能让人在恶劣环境中得到极大帮助，相对专业的装备应该算是锦上添花。”她说。
专家：“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首先，他们不属于心理疾病，从专业上来讲应该属于对未发生事件焦虑的群体。”
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专家苏萍看来，“生存主义者”在别人眼中也许是杞人忧天，但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对待人生、对待死亡的思考，只是不同的人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只要对社会对他人不造成损害就无需干涉，任何人的任何兴趣爱好都该被尊重，所以人们应该正确地看待他们。”
从某些方面上看，“生存主义者”比其他人的危机意识要强。准备各种各样的装备，说明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准备；生存的追求证明他们害怕死亡，不安全感也许是他们心中的阴影；而准备各种各样的装备，说明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保护，“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每个“生存主义者”的成因都不一样，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是经历突发事件，或是从小在很严酷的环境中长大，抑或是身边的人经历过生离死别，将他们塑造成生存意识较强的一类人，从而做好准备迎接生存的挑战。
纵观美国的“末日流行文化”
如果说中国的“生存主义者”尚鲜为人知，那么相对来说，这一群体在国外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
就在几天前，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来自美国各地的数百名“生存主义者”难得地聚集在一起，召开了“第一届末日经营者”展会，互相交流如何在“僵尸世界末日”“核大战世界末日”甚至“圣经世界末日”的可怕灾难中生存的问题。
一位生存主义者试用土耳其Akdal 1919霰弹枪，一辆自制的“末日生存装甲车”上面还装了一个遥控机枪塔。还有人自制了一辆钢铁制造的房车，准备用它来为自己提供一个钢铁的防辐射堡垒。虽然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参加者们都很认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应对与苏联可能爆发核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全民普及的“核战生存”教育，后来许多美国人在自家后院建设“防核碉堡”，囤积粮食和物资，甚至武器弹药，以应对“世界末日”的危险。这逐渐形成了一种“末日流行文化”。
《今日美国报》网站曾经刊登题为《对“末日生存者”来说，每天都可能是世界末日》的文章。作者查克?拉希在文中说，末日生存法过去主要被视为活命主义者的一种非主流做法，不过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行为有了凝聚力和广泛性。（记者 冯蔚 魏文青 王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