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新世纪的人文关怀
(2013-06-28 1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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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类学家、人类学高级论坛首席顾问：李亦园先生 （照片拍摄于1993年）
[摘要]20世纪既是人类知识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也是一个战争频仍、族群相互敌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生态环境饱受破坏的世纪。展望21世纪，为了使人类尽量免受因战争、仇视、冲突和环境危机带来的不安、焦虑与痛苦，其最重要的策略是赋予人类以人文的基本关怀、其中他人的关怀、民主的关怀、文化的关怀和全人类的关怀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
[关键词]新世纪；人文关怀；基本策略
一、前言
旧的20世纪已经过去，新的21世纪已经来临，回顾旧的世纪历程，虽说这是一个人类知识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个战争频仍、族群相互敌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生态环境饱受破坏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内，发生过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更有无数较小规模的激烈战争；在这个世纪内也产生了无数的急遽社会政治变动，而使人类族群内人与人的冲突竞争变为前所未有的激烈；同时也是在这一个世纪内，人类更严酷地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使自己生活的环境处处充满了危机，从长远的眼光来透视，不免使人忧心在进人新世纪之后，这些战争、仇视、冲突与危机是否会变本加厉，而使人类蒙受更多的不安、焦虑与痛苦。因此展望新的21世纪，我们不能不提出若干期望，寄望全体人类能藉以有所反省体会，能够努力扭转危机的走向，促使逐步走向康庄之道。
我们认为要扭转局势也许有很多可行之道，但是赋以人文的基本关怀，应是最重要的策略。我们认为在赋以人文关怀的努力之中，最少有四种关怀应该特别予以重视，这四种重要的人文关怀就是：他人的关怀、民主的关怀、文化的关怀与全人类的关怀。本文就是要为这四种人文关怀提出呼吁，并就其重要意义加以阐述。
二、他人的关怀
现代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对别人的关怀。现代工商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冷漠机械，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都建立在直接的利益上面，再加上当代电脑资讯网络的普遍，又经常把人的存在虚拟化了，因此造成青年一代的现代人不是忽略别人的存在，就是把别人当成符号看待，无视于别人的尊严，进而随意侵犯别人的权利，甚至于伤害别人的身体。在当代台湾的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说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无视于他人存在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也就是产生社会乱象与作奸犯科的根源。这种“只要我喜欢”，而不管有没有妨碍到别人，也不理是否触犯了法律，就贸然付诸行动的行为，当然要引发许多不幸的后果，甚至产生严重的悲剧，1998年台湾大学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只为了拥有一支行动电话(不应该用黑道名词而称之为大哥大)而在电梯里抢劫一位妇女而触法，就是这种只要我喜欢(需要)，而不管他人与律法所产生的悲剧，而这种事件在各地也是不断地在发生。
有人说这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风气与西方社会所鼓吹的“个人主义”有关。诚然，这种以个人为中心而出发的人生态度确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有关。但是西方思潮的传播与接受，经常会发生扭曲，经常会变本加厉，我想当前的现象就不完全是西方个人主义所引起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大师、现任伦敦大学政经学院院长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最近的新书《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中就曾这样说到：
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制造这种团结的新手段。—我们必须以一种比过去几代人所采取的还要更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需要更加积极地认可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所采取的生活习惯承担责任。[1](P42)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新的制度化个人主义的内涵。但是在这里立刻要强调的就是纪登斯所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确是不同的。当前的趋势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的无限度扩散，这就是“只要我喜欢”，也就是只要有利于我，能满足我的欲求者，我就勇往直前地去做；不必管什么别人的存在，更逞论社会安全团结了。因此在这样极端利己主义的趋势之下，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对他人的关怀应该是首要之务。当代的利己主义者最大的毛病就是忽略掉自己和亲人之外的“人”也是像自己一样真实存在的“人”，而以为别人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或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已，他们走路开车无视他人的权利，他们写信在信封直道其名而不知道称“先生”，他们看见别人的东西可爱就想据为己有，他们看到别人进到好学校就想去掉他，你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因此，我们在进人新世纪之时假如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社会，鼓吹提倡对他人的关怀是很具关键意义，我们不但要想到别人的存在也像我们自己一样真实，而且更要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更应该想到己之所爱，别人亦同的道理。而这里传统儒家论“仁”的意义就很值得再加阐释提倡。“仁”字是两人之意，也就指对待他人之道。孔子为他的弟子樊迟解释“仁”的待人之道时，先是说：“爱人”(《论语·颜渊》)，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如夫子之所教去行仁，那么利己主义的利刃与暴力将会收敛得多，而社会的安全、团结与和乐也将得到更大的保障。
其实，对他人关怀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整体的社会面上，而在个人的人文层面上也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前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李家同先生在他的散文集《陌生人》一书中有很多谈论他人关怀的小故事，都是很感人而且使人体会出关心不认识的人如何能引起内心之乐。譬如就在作为全书书名的《陌生人》一篇故事中，李先生描写他早年寄寓华盛顿郊区一家家庭式旅馆时所遇到的真实事情，原来那家设备优雅旅馆的女主人有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她女儿让她跟旅客一样奉养在客房中，照料得十分周到，但她已不认得自己的女儿，以为那是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无条件地招待她，所以她一直心生感激，因此也就生活得很快乐，虽然记不起从前的事，但是脸上却经常现出满足的笑容，只是她的女儿心里则很难过，总觉得妈妈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女儿而伤心欲绝。不过，等到痴呆症的老妈妈去世之后，这位旅馆的女主人终于从他妈妈的感情中体悟到帮助陌生人、为陌生人服务所能得到的内心满足与快乐，于是她成为老人疗养院的终身义工，不再因为老妈妈以为她是陌生人而伤心，而是生活得比以前快乐而满足。[2](P49～54)
在另一篇描写著名的德雷莎修女如何尊敬穷人的《穷人陛下》的散文中，李先生也说到一位花花公子型很爱玩的日本青年，受了德雷莎修女的感召在印度街头跪下来帮助重病的乞丐，有如奉侍皇帝陛下一样。这位爱玩的日本公子必是一生享尽物质的奢华而不能满足，却只有这样卑微地服务穷人才是最能满足他贪婪之心。[2](P113～116)
就如前文所说的，当前利己主义的无限扩散，一方面固然是无视于他人的存在与权利，只求有利于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也形成对物质欲求无尽贪婪，永远得不到满足。假如能培养像李校长所说的那种关心他人、服务陌生人，甚至视穷人如皇帝陛下，那么那种渴望满足的欲求就会有终结的一天，这应该也是“他人的关怀”更积极的人文意义。
三、民主的关怀
从对个别他人的关怀，进一步就应该是群体生活的关怀，群体生活的要素最重要是培育民主的精神，因此当代社会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政治民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欲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因种种条件的不足，以及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不易立即配合，因此展现的现象经常是荒腔走板，甚至于可说惨不忍睹。即以我们自己台湾的情形而论，也经常不能不让人摇头叹息。我们的经济情况虽已较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进步许多，但是民主政治的水准，却仍有一段长远的道路要走。在今日台湾的政治概念中都误以为有了各层级的选举，就是民主政治的表现，却不能体会恶劣的选举文化，实在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反讽。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化，执政党为了维护政权，在野党为了扩张势力，支持的代议士对象都不论其是否正当，是否能为民服务，仅以是否能取得选票为首要标准，因此黑道白道首先人选，财团金钱势力也乘机而人，因此议会运作尽是利益为先，打架作秀无所不有。政府官员则惧于代议士们的威迫利诱，经常也就多方迁就，甚至于同流合污。稍有骨气的官员，虽也有时也会为国家的利益坚持立场，但终会因顾及选票的得失，不得不被逼黯然下台。这对于真正的民主政治，实在是很大的讽刺，不禁使人要问，民主政治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在前节曾经提到英国社会学大师纪登斯的《第三条路》这本书，在这本书中纪登斯对当代的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有极为中肯而扼要的分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人类社会应走的道路提出几项基本的原则，他称之为第三条路的总目标，其间他有所谓新政治的座右铭，包括下列各点：
(1)无责任即无权利。
(2)无民主即无权威。
(3)作为自律(自主)的自由。
(4)普世性的多元主义。[1](P75～76)
这四项座右铭确是非常关键，为针对当代民主发展而下的对症良药，除去第四项“普世性的多元主义”，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予阐述外，其他三项将在下文加以探讨，以作为我们在进人新世纪时对民主关怀的诊释。
首先说到“无责任即无权利”这一原则，这是非常浅而易见却也是常被人忽略的原则。不尽责任，而奢谈权利、滥用权利，不仅是代议士、政府官员而已，其间一般民众也何尝不是把权利与责任义务混淆不清。假如代议士们认清了他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的荷包争利益，而是为选民争权益；假如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不是为少数富人财团增财富，而是为少数弱势族群与民众增机会；假如他们了解自己的责任不是为知名度作秀，而是为国家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作秀，那么各级议会的公信力以及其所能发挥的权力，一定高出于现在的情况几十倍。
政府官员亦复如此，假如他们坚定了他们所作所为不是为少数集团或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全民谋利益的责任而为，那么即使议会强力杯葛，最终政策的推行也会受到应有的肯定。一般民众更是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自己对环境生态保护一向未尽责任，甚而随意构成环境的重大污染，但是一碰到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件，动不动就游行抗议、暴力抗争，而忘了自己经常有意犯了同样的恶行，如此循环报复，社会就很难有公义存在了。
再说第二项原则“无民主即无权威”，这也是当前社会公义难于伸张的主因之一。当前的民主机制惟选举为问，而选举文化又是那样恶质化，于是环环相扣，政治的施为就不问而知了。本来为政者在针对恶质选举的结果若有改革的决心，也就会有逐步改进的契机。为政者最清楚自己在选举中如何获得选票，也最清楚获得选票过程中所有的缺失，所以在他当选了之后，假如能对于各种政策的厘定与实施，都尽量经过一定的民主决策过程，尽量凝聚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但有全民的立场，也有知识精英的专业评估，而不是执拗一己之见，诉之自己的权威，那么那种权威就会更具威力，而社会的正义之气就会逐步改进，这应是“无民主即无权威”最恰当的诊释。
纪登斯的第三项原则是对自由概念的注解，也就是说在谈自由与运用自由概念而行动时是要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作为自律(自主)的自由”，要先有“自律”的能力与过程，才能有自由的行动，而不是随心所欲地爱怎样就怎样。纪登斯在此时谈“自律的自由”，似乎已有跨文化的含意存在，可以在这里加以进一步阐析。
关于“自律”与“他律”的问题，文化人类学者对之有较深的理解，认为应该从不同文化对“人”存在的基本假设去着眼。要知道一个民族假如强调人可以“自律”，其背后的假设大致是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趋于完美的，那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原善”的；假如一个民族很强调“他律”，也就强调要用外在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那么其背后的假定大致会是认为人的本性是难于完美的，所以要靠外力来约束，这应该也就是所谓“法治”社会的起源。这种自律与他律的文化对比，也许可以用西方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异来做例子加以说明。西方人较重他律，所以形成一个偏重于“法治”的社会。西方人重法治的态度与他们认为“人”是“原罪”的假设有关，这也就是圣经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禁果的神话之转喻。我们姑不论这种由原祖犯下来的罪是否真会由后代子孙继承，我们如进一步把这一神话加以解密，就不难发现这种“原罪”的深层意义实在就是说“人”生来原本就是不能完美的，所以这就要依赖上帝圣律的告诫约束，才能免于陷人罪恶深渊。由于这种“原罪”、“不能完美”观念的流传广远根植至深，所以遂使犹太基督文化影响下的西方人认为人除去要遵守神的誓约外，同时也必须依赖“法律”、“规则”、“合同”、“契约”等等与律法有关的规范，才能勉强维持社会免于罪行，这就是西方社会注重“法治”的根源。
若与西方人做比较，我们就很不一样，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就是没有“原罪”的观念，而相反的，我们却认为人性本来是“原善”的，那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臻完善的地步，因此我们的传统就塑造许多圣人、仁君以为一般民众学习的对象，我们民间信仰里崇拜的神原来也都是历史上的贤者，他们被视为神而崇拜，鼓励大家依照这些理想对象的行为去做，天下就会太平大治，这也就是被认为是“人治社会”的根源。我们的文化里的确有一个极富人文精神的传统，我们很尊重人存在的意义与尊严，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内在学习的潜力，假如给予合理的境遇与教育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的传统并非完全不懂法，而是认为外在的规范与约束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后防范举措，能够鼓励人人发挥内在的潜力，修善自己、超越自己，形成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戒律的心态，才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就如纪登斯的《第三条路》所强调的，现代民主社会固然要建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心态，但在这之前却也要培育“作为自律(自主)的自由”，而这种能够自律正是传统中华文化所强调的。由此而论，我们在新的世纪里要对民主的制度给予正确而有效的关怀，固然要强调如西方社会的法治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所富有的鼓励自省自我提升的传统，也应该是新民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因素，如何发挥这值得珍惜的传统，以为21世纪全人类所共享，正是我们应该给予更大关怀的地方。
四、文化的关怀
创造文化是人类之所以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主要分野处，因此文化水准的高低就经常成为判断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对于一个族群而言，文化水准是代表其进步的标记，而对于一个个人而言，有文化是显示其是否具有修养的记号。然而文化的形成却是非常曲折，各民族都经过很长的历史与环境的适应而展现其文化面貌；文化的结构也是非常复杂，其深层与表征的关系常是微妙地纠结，因此不同文化之间常常不易于互相理解，也因此经常会产生偏见、误解，甚而有敌视。由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讨论文化的关怀，就要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族群文化偏见的问题，另一则是个人文化修养的问题。
1.族群文化偏见的关怀
族群的矛盾与冲突是20世纪世界扰攘纷争的主因，而族群的矛盾与冲突除去资源利益的争执外，文化偏见无论如何是最根本的原因，即使是资源的争夺也很多是未能理解文化特性互补所引起的。文化的偏见与误解是可以经由容忍、理解而至于互相欣赏来化解，这也就是文化关怀的首要目标。要知道族群与族群之间经常对别人文化的不理解，而认为别人是落后、肮脏、野蛮、不可理论，而称之为“番”、“蛮”、“鬼子”等等，而由于这种误解与偏见形成了“刻板印象”，遂使族群的敌视与冲突就易于触发。
我们可以举很多不同文化的互不理解所产生误会的例子。在讲闽南话的台湾省籍人十中常用“乌鲁木齐”这一名词来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意思。乌鲁木齐是维吾尔族语称新疆省会原名“迪化”的那个城名，在维吾尔族语中“乌鲁木齐”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在闽南语中这四个音拼在一起是很别扭的读音，而且又不能从汉字中理解它的原义，读地理的人由于它的别扭难于记忆，就转变成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之意，而连带对这个地方也就产生心理丛结。
佛教徒与回教徒相处不易，进而经常有冲突，其间饮食文化的差异是重要因素。回教徒不吃猪肉是他们很重大的食物禁忌，佛教徒就是不能理解这么好吃的兽肉为什么不能吃，因此鄙视回教徒甚而侮辱说他们是猪的后裔。殊不知回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他们的文化对动物先有一定的分类办法，他们认为兽类一定要蹄分两瓣与反当两标准兼具才算是兽类，鱼类则一定要有鳞、有翅才算是鱼类，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是异种，异种即不可食。猪是脚分两蹄但吃东西时则不反当，骆驼则是反当却不分蹄，所以他们的祖先认为不是正常的兽类，也就都不可食。由此可见不同文化的人假如能理解各文化的分类法则之后，就不会引起什么怪异的误解，不但不会误解，而且细想之后反而可以欣赏他们的思考方式了。
再说一个更远一点的故事，巴西亚马逊河中游的一些印地安族群有一种“怪异”的风俗称为Couvade，可译为“产翁”。所谓“产翁”就是家里生小孩，先生代太太“坐月子”。这时产翁不但要关在家里一个月不能见人，而且要像台湾的产妇一样吃“麻油鸡”一类的特定食物，同时也要守很多禁忌。这种产翁的风俗在别民族看来确是莫名其妙，甚至可说是匪夷所思的奇风异俗了。但是假如了解这是一种颇具有其社会心理意义的“生命礼俗”以后，大家很可能反而能欣赏其巧妙的文化设计了。原来这些地方的印地安族群很重视一个有了子女的男人，一个有后裔的人在社会地位、家族继承与战斗群体中都很不同于尚未有子嗣的人，因此其身份转变是很关键的时刻，所以一个人一有了子女，就要举行仪式，让他有一个转变身份的缓冲期间，包括遵守各种禁忌，而最重要的是守在家中暂时不与他人接触，然后一段时间过了才举办一个飨宴招待村人，并以新的身份与大家见面。这种风俗实际上与我们的成年礼以及其他社会的人会仪式等等“生命礼仪”是同一原则的文化设计，用以帮助当事人在心理上有准备担任新身份地位所应负的责任，这岂不是很有现代心理咨商观念的制度吗?这又何莫名其妙之有呢?[3](P164～166)
再用较近的例子来说明文化的误解。这是关于住在本省屏东县排湾族的故事，有一次我在玛家乡做研究，正巧碰到一个婚礼，婚礼上有男男女女在一起喝酒、跳舞。我们发觉有一个女孩子独自坐在圈外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人家行婚礼这个女孩在旁边哭呢?有些人不太肯讲，有一些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孩子是新郎过去的女朋友。不一会儿，大家跳舞停下来，新郎拿了一杯酒走过来敬这个女孩，然后带了这个女孩去敬每一个出席婚礼的人，还可以和真正的新娘敬一下酒，这是公开表示过去的一段已经结束了，另外一段才开始。于是我们又问假如新郎有许多女朋友时，是否都会来，同时假如是新娘有很多男朋友怎么办，他们说那也可以来参加婚礼，也可以哭，照样可以一起和新娘向大家敬酒，向大众宣告过去已结束，新的一段开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地的排湾族对男女感情的看法和我们很不同，他们很诚实地把婚前男女的关系都交代清楚，而表示他们在婚后对配偶愿意忠诚的态度，这与我们平地人认为他们性关系很随便的刻板印象很不一样，假如我们理解了他们的这种坦诚态度，应该也会有欣赏佩服之意产生。[3](P160～161)
总之，第一层次的文化关怀是希望藉不同文化的相互容忍与理解，建立族群的和谐相处之道，以为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寻找和平共荣之前境。其实不只是全人类需要和平共荣，更直接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是台湾境内的族群和谐，不同省籍的文化差异比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小得多，如何在容忍、理解、进而相互欣赏的原则下，建立族群的和谐，是我们最迫切的关怀。
2.文化素养的关怀
在许多开发中的国家，近年来经常因为经济的快速成长，人民财富突然增加而不知如何使用金钱，因而有“暴发户文化”的现象出现，台湾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实例。暴发户文化现象不仅使别人看到了为之侧目，同时也影响社会风气、国民的气度与进取心甚巨。这种暴发户文化现象实际上就是与文化素养息息相关。当前论文化的素养者多以下列四项素养指标作为探讨分析的标准，那就是：消费的素养、创新的素养、欣赏的素养和人生的素养。[5]我们希望文化素养的提升，应该首先就这四方面的素养予以认真的体认与关怀。
首先说到消费的素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家庭的消费素养最容易显示出他们的文化水准。一个社会的消费假如花在教育、文化活动以至于旅游上愈多，则表示其消费文化的水准愈高，反之，花在感官之欲上的消费愈高，其水准则愈低，其所占比例如超过一定水准时，则愈趋近于“暴发户”心态了。所谓暴发户的消费心态有三个特性，那就是除去感官性的满足外，尚有所谓“夸富宴式”行为(potlatch-like-behavior)与“符咒心理”。在台湾我们看到感官之欲的满足已经够多，不但平日传播媒体超量传播感官之欲的节目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连哀伤严肃的生命仪式之中，也都为色情表演所占据，而吃槟榔也要与“清凉秀”结合在一起，更为国际人士叹为奇观。至于所谓夸富宴式行为，除去平常看到的百桌千桌的豪华大宴以夸示自己的富有与人脉关系丰沛之外，最典型的莫如所谓“杀猪公竞赛”的拜拜，这种拜拜整个仪式只是在求“猪公”的重量赢过别人，以夸示自己的成就，而忘了祭品与神明之间的神圣严肃面，其夸示炫耀之意大过于敬神之意，哪里是真正信神明的人该做的事。
另一类暴发户心态的“符咒心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巫术信仰”，也就是执迷于一种符码性的东西，而耽溺其中，并深信符码的额外功能，甚至于为符码所“附身”(possessed)而受其支配了。这种符咒心理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特定符码或标签的执迷，另一类则是对“神秘数字”的耽溺。前者表现于对名牌商品、外国流行玩物、风尚装饰，甚至于饮食物品的喜爱执迷，最终且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窝蜂”式的流行，前此台湾出现的“葡式蛋塔”购买狂，是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后者则经常表现在大家乐、六合彩以及各种奖券的抢购与求神问卜求明牌的行为上。试想这种投机、赌注的国民心态，能不引起我们对消费文化的素养的深切关怀?
再说到创新的素养。一个社会的一切文化活动其泉源都在于创新，一个文化假如没有创新或创造之力则将成一滩死水，缺乏创新的驱力将导致文化与艺术的呆板、停滞。创新素养的培育确是非常复杂、微妙而又艰难，但却是文化往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能不特别加以关怀。以台湾地区而论，创新的驱力所受到的阻碍摧残最为严重，这包括三方面的压力。首先创新素养形成最大的阻碍是文化商品化的现象。文化产品的规格化、标准化以及以销路价格为衡量的准绳，使人的创造心屈服于这些以商业为前提的标准，因此创造的素养就几乎完全被扼杀了。但是除去商品化的摧残外，创新素养也为另外两种现象所困扰。其一是模仿与假冒的流行，另一则是传统与本土的纠缠。台湾的文化活动一向被讥为仿冒、复制的大本营，前此是出版品的盗版翻印，现在则是各种影碟CD的复制，各种表演节目漫画图片的抄袭剿窃，甚而沦为另一文化的附庸或殖民地，而其间最严重的莫过于二手仿冒，也就是模仿别人的模仿行为。这种二手模仿是一种内在心态，不能用法律的办法来制止，因为法律的效力在于行为层面，而难及于心态的层次，这是破坏创新及自我文化认同最严重的现象。另外一种阻碍创新素养成长的因素是传统复兴文化与当代本土情结的纠缠，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位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先生的话来说明，他说：“复兴中华文化的固执，使得许多已失去现实意义的文化与价值硬被保留下来，成为躯壳般的存在；而‘复兴乡土文化’，也出现‘泛乡土崇拜症’，两者的实质贡献只不过产生了大批‘文化骨董’。两种偏执都是符号式思考的后遗症，都忘了文化成长的自足逻辑—凡不能以新的形式溶人现代生活的传统，即是可以扬弃的传统”。[4]这种情形正是希望文化能有所创新不能不加以关怀的现象。
再说到欣赏素养的一面。当代欣赏素养低落的原因，首先当然要说到商品文化的污染，由于商品文化的无远弗届，所以欣赏水准自然要低俗、平凡、重于感官之欲的满足，而少有超越感召的精神，这在各地都是普遍的现象，在台湾也许就更严重一点。欣赏素养低落的另一因素，更要说到“美育”的缺乏，当今的教育为了满足考试分数，只求课本知识的灌输，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美术教育，也就没有美的辨识能力，更谈不上什么美感境界了，所以才会出现著名的研究机构的国际会议中心，竟会安装商业式的电子看板，这也就是商品文化的污染再加上无美育训练的明显后果。欣赏素养低落的另一微妙原因是缺乏宽广长远的历史视野，一个社会假如不能深刻体认自己长远的文化源流，不能反省创新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反而是要有意地切断自己母文化的渊源，就会像《庄子·秋水篇》中所说的，燕国人欣赏赵国人走路的高昂阔步，特地从寿陵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结果赵国人的走路方式没学成，又把自己走路办法忘了，最后只好匍匐爬回去了。这岂不是我们要深切关怀的文化境界吗?
文化素养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关于人生素养的问题。所谓人生的素养也许可以更通俗地说就是基本生活态度，因此其范畴就非常辽阔，不过最重要还是牵连到那个民族的宇宙观以及其宗教信仰态度等方面，其间最基层的宗教信仰态度尤其重要。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态度一般来说经常在现实功利与关怀超越两范畴中做推移交战，其间某一范畴的较占优势就会影响到其人生素养的趋于现实或朝向理想。目前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宗教现象，具有真正宗教情操与超越精神者实占少数，大部分宗教都趋向于满足个人的私利，不但民俗宗教表现极强的功利现实取向，而名门正派宗教的各种派别，也都不免蒙上甚浓的功利色彩，于是宗教变成惟利是图的工具，而狂热、短视、恶性竞争的性质更为人垢病，其作为实在距离原有宗教的超越意义已不可以道里计。宗教不但不能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反而助长社会不良现象的流行，最是深层文化的隐忧。
宗教不合理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其一是功利现实态度的大行其道。试想假如很多民众拜神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当所拜的神不能显灵给予利益时，就随时砍掉神像的耳朵或鼻子，这种惟利是图的风气所及，自然是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了。所以难怪整个社会弥漫庸俗商业气息，连精致文化的艺术活动都不免用价钱来衡量，更不必说政治活动要充满黑金之说了。其二是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普遍存在。试想假如大部分民众相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十八王公”，相信在它庙前狗头上摸一摸就会财源滚滚，市井小民与地方民意代表奔走相告，而一夜之间小庙竟成大夜市，其流风所及自然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甘冒风险的心态弥漫。其后果就是在上层者大炒股票、地皮，而一般市井则就无所顾忌地“大家乐”豪赌起来了。其三是依赖“宿命论”的心态太盛，在大众群中可见算命、卜卦、摸骨、手相、术数、姓名学愈来愈风行，而在上层社会则风水地理、密宗黑教极力流行，不仅商场、官场上行下效，即使在学术界也在所不免，甚至庄严讲堂竟也成为“大师”的传教场所，这样的人生素养距离有文化的境界实在相当遥远，不能不让人深切地感到忧心与关怀了?
其实文化的关怀最终的目的并不仅在于培养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而已，文化关怀最终的目的在于人人都具有文化素养；在一个人人都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社会，则对他人的尊重、对民主精神的追求促进、对个人自由的自我约束都会易于实现，那么人类社会共荣同享的境界将可期待。
五、全人类的关怀
当代人类的科技发展、资讯传播的急速发达以及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的逐步形成，已使“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趋势成为一种必然的方向。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形成，使全世界各角落的人无论是多么偏远，都不能不与其他各地的人直接间接有所交往，古语所说的“天涯若比邻”就是今日世界的实际写照，在这种情势下世人就不能不对人类全体共同的问题加以思考并给予深切的关怀。从前的人会说：“家国兴亡，匹夫有责”，那是传统读书人的胸襟，但是当代的读书人恐不能只有家或国的观念，而应该也有天下的观念，而这个天下的范围也不只是四海之内的天下，而是真正普天之下的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种族全体了。事实上，当代知识分子在将更急速全球化的新世纪里，应该要问的是全球化带给人类全体有什么后果?可能的情况是怎样?有什么危机可以预见的呢?人类对整个地球的责任是什么? 这些都是迫切应该给予关怀的问题。
要探讨全球化对人类全体的意义，应该先从生物演进的角度人手。人类是动物的一种，虽然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文化，但是即使拥有再高的文化，人类基本上仍是生物界的一分子，也必须要服从生物演化的规则，同时也必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就如古人类学家泰特萨（lan Tatter call)在他的《终极演化》一书中的一句警语所指的：“凡是对自然界无情的社会或文明，无一可得久存”。[5](P234)这些理念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的演进，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一直强调生物界“适者生存”的观念，但是生物对于周围环境的适应，仍有许多程度上的差别，有的只是一般性的适应，依然保留了一些可能变化的余地；有的却发展出某种特别的器官或生理机制，而变成某一特定生态区里的最适者，这就是生物上所谓的“特化现象”（specialization)。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某一个环境下特化的最适者，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非常适应于那个环境，但是太适应太特化的后果，也可能走人演化的死胡同，因为一旦周遭的环境改变，过分特化的物种反而会因为无法改变而致灭绝。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特化”与演化的故事。在史前时代北美洲有一种大角鹿，它们利用角来作为打斗的武器，角小的鹿经常要被角大的鹿斗死，因此小角鹿的因子留在鹿种的基因库中就愈来愈少，留下来的都是大角的因子，这也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角大者适于生存，所以经过长久的演化过程，就形成巨角的族群，而这种角愈来愈大的情况虽是一种优势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却也形成特化的现象，因为角愈来愈大，大到与身体不成比例，结果就成为一种累赘，遇到危险时就不能急速躲避，原来是优势的选择，慢慢地变成劣势的选择，终于走上灭种的命运，这就是“特化”的危机。
在演化的历史中，人类的生物演化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人类在四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少有出现任何“特化”的现象，事实上，人类在体质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改变。在没有生理改变的情况下，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后代，并且成功地移居到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有文化。换句话说，因为文化，使得人类不必像其他生物一样，必须凭借生理器官的改变而适应环境。也就是人类的文化代替了一般生物演化的器官，成为我们种族适应环境最主要的利器。因此，人类学家将文化称为人类的“体外器官”。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虽然人类拥有文化这种“体外器官”作为演化适应的利器，但是文化同样也必须服从生物演化的法则，从此一角度上来看，文化也同样地可能导致“特化”的现象。如果人类一直过分依赖某些特定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内容，例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开采、对特定能源的依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致命的核子武器等等，最后也可能造成整个文化的僵化而丧失了演化的优势。因此，和生物体一样，文化也必需讲求内容的多样性与发展的多元性，使文化的内容不断的能更新且保持活力，这样整个人类的种族才有前途。在这个层次上面，生物演化与文化演进的理念是相通的，因此当代社会思潮强调“多元性”意识，实在有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所以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有深一层次的体会，全球化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全球人类的文化都走上相同的道路，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在相同的理念、同一规范原则之下，人类各族群进行互补互利、谋求全体共荣的运动，而不是要让不同族群的文化转变为相同。要知道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也与生物基因的多元性一样，是一种演化的优势，所以保护少数特别文化族群，也像保护稀有生物一样，是有其长远的演化意义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让人类全体共同追求互利共荣的族群一体感，又能互相尊重族群间个别文化特色的优势演化意义，是全人类都应有的关怀。
六、结语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可以预见人类的科技文明将更快速发展，新世纪里科技的发明将使人类的物质享受更丰富、生活更方便舒适；新世纪里人类的医药技术也将更臻超越，使人类的生命更为延长；新世纪里人类也许可以摆脱地球空间的限制，移殖到新的星球去居住。但是我们不能预见的是那样快速的科技发明变迁，那样急遽的人口增长与社会调适变化，以及那样巨大的环境转换，是否将带给人类更多冲突竞争，带给人类的社群关系更多的仇视敌对，带给人类更多的心灵不安与空虚，还有更重要的是会不会使人类文化走上更特化的道路，而终至把人类带上种族绝灭的悲局。在这种种不能预见的可能变局之下，我们不能不有所期盼，希望世人能发挥人类这个生物种族特有的反省、自省能力，为人类本身的前途，寻求有所拯救与弥补之道。在各种可能的方式中，我们特别呼吁四种重要的人文关怀应该给予优先的重视，那就是：他人的关怀、民主的关怀、文化的关怀与全人类的关怀。我们迫切地希望全人类的不同族群都能重视这些极具关键性的人文关怀，但是我们更殷切地期盼这些人文关怀能从我们自己的社会切实做起，不但能从我们自己的社会做起，而且能从自己文化的宝库里发掘可为新世纪全人类所用的人文思维，藉以促进世界社会的共荣共享，就如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博士(Jonathan Spence)最近在新闻周刊(Newsweek)所写的，寄望于黄帝子孙能在他们的祖先于第十二世纪创造人类文化高峰的九百年后，再轫始另一次文化的高峰，并为人类的前途开拓全新的境界。[7]
参考文献
[1] 纪登斯(Anthony Giddens
)/著，郑武国/译.第三条路：社会民主的更新[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2] 李家同.陌生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3] 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
[4] 南方朔.文化光语[N].联合报，1990-12-31.
[5] 泰特萨(lan Tattersall
)/著，孟祥森译.终极演化[M].台北：先觉出版社，1999.
[6] 李亦园.文化的图像[M].台北：允层文化公司，1992.
[7] Jonathan Silence. Pla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J].Newsweek
,1999
本文原载(台湾)逢甲大学廖英鸣文教基金会编：《展望廿一世纪论文集》,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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