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遥

冯骥才：保护古村落，是我70岁后必须要做的事字号
欢迎发表评论02012年09月16日07:36 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策划 郭晓明
　　北京画院二楼展厅，冯骥才坐在厅外的椅子上，嘴角一弯，轻叹道：“就这么到七十岁了。”

　　对面墙上的液晶电视，正在播放一个表现冯骥才日常工作的纪录片。片子的开头是旭日初升的天津大学，掠过静谧的校园，镜头定格在一座墙上爬满绿色植物的灰色高雅建筑上，这里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门口的巨石上，有冯骥才手书的“北洋书院”四个字。自2005年建成后，这个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院落已成为天津大学这座老牌理工科大学的人文腹地，通过数次高端纯正的文化艺术教育和传播活动，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和素养。

　　学院建成后，冯骥才将这里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场所。除了一直所爱的写作和画画，他在这里的日常工作变得十分琐碎和繁杂，常常，刚刚静静地看几页手里的文字，便有从某地打来的抢救民俗文化的呼救电话；一边给自己的学生上着课，一边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筹划着如何给全校的学生乃至更多的公众办下一个人文展览和活动。有时，他会在学院的湖边静静地站一会儿，湖里成群的锦鲤游来游去，来自山西黄河边的一座明代门楼也默默矗立在院子里，可没一会儿，因各种事务或慕名而来的人们就会涌上来，于是，他1米92的高大身影再次走进那座静谧又充满灵动和能量的大楼。

　　这些细节被纪录片的镜头捕捉到，成了播放在北京画院二楼展厅电视上的画面，配上悠扬又充满经历感的音乐，让人有种想哭的感动。冯先生显然也有些被打动，不过，他更加盛赞的是拍摄者的手法和技巧，只是看着电视上那个时而挥毫泼墨、时而交错在各种事务中的自己，悠悠地说：“好像有些老了。”

　　策划 郭晓明 撰文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冯骥才的“四驾马车”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

　　这位70岁的老人是目前正在北京画院举办个展的主角。展览名为“四驾马车”，更进一步的注释则是“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之所以有这次展览，冯骥才说：“人到七十，该梳理一下自己了。”而之所以叫“四驾马车”，他的解释是：“我不只属于绘画。尤其今日，它只是我的四分之一。我同时还兼做文学、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合为四件，因称"四驾马车"。”

　　这是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化大家的人生成果展览。北京画院给予冯骥才近80件绘画作品、160余种中文版本文学作品、30种中外课本、大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教学科研出版成果，以及他笔下一些文学名篇手稿和早期古典绘画摹本等展品以高规格的展出。

　　冯骥才将这次个展作为自己七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对他自己，这是一种交代，但对于他的朋友、家人、弟子，则是一件盛事。开幕那天，到场祝贺的文化名人阵容强大。

　　好朋友们都习惯叫他“大冯”，大冯转眼70岁了，他的近朋亲友似乎比他自己的感慨还要多。作家王蒙看着眼前70岁的冯骥才，回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大冯当时笑得真诚、纯真，让人忍不住想搂住他好好亲一口。”但在公众眼中，冯骥才是名作家，读他的文字是从小学课本《珍珠鸟》《挑山工》就开始的事。很多人也知道他是个出色的画家，他的画被称为“现代文人画”，最具文人风骨。而对他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则来源于他近年来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奔走全国，挽救无数濒危文化遗产，并将文化遗产保护做成举国关注的事业。至于他在大学里做研究、带学生，建立人文工作团队……更多的人则是通过这次展览了解到的。

　　“他一个人怎么做得了这么多的事，又件件做得有成就？”置身北京画院的展厅，听到最多的来自观众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话，敬佩中自然带着疑问和不解。很多与冯骥才相熟的人都说：“对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冯骥才何以做到今日的冯骥才？这背后的答案或许比这个盛大的个展还要丰富得多。

　　绘画：笔墨间有音乐，有文学，有情感

　　冯骥才有本书叫《灵性》，里面都是一些短句子和只言片语，有的是诗样的片段，有些是充满哲思的警句。冯骥才习惯在床头和案头放一些纸片，随手记下那些忽然掠过脑袋的思想和心灵的片段，积少成多，成了一整本的《灵性》。冯骥才后来将这些句子贴在自己博客上，没想到，迎来了18万次的点击量。很多人都问他怎么想出这么多优美又充满灵性和哲理的句子。冯骥才回答，这些都不是思维的结果，不是苦心孤诣的营造，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生发，一种流泻和创造。

　　作为作家和画家，冯骥才有着天性的灵感和才华，艺术家天生的感性和敏锐，让他对周遭的事物总是能体味出一种曼妙和犹如闪电般的灵感。比如绘画，这于他而言，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是一片光、一段音乐，或读一首诗，写一篇散文时。只要有了绘画感觉并有时间作画，我必须马上就画，决不等待，决不遏制。”

　　在“四驾马车”的展览上，很容易就能从展出的众多画作和他的手稿中碰撞到由其中迸发出的灵性和他特有的文人气质。虽被称为“文人画”，但冯骥才的画作与古代文人画不同，古人是在画上作诗，他则在画上写散文。比如《梦》，皑皑白雪渐渐融化的河边，一艘小船在白雪的包围中，安静，淡然，冯骥才在画上的题记是“春天的梦在厚厚的白雪下边”。著名画家宋雨桂说：“冯骥才的绘画笔墨之间有音乐，有文学，有情感，这是属于他自己独有的创作形式。”

　　但冯骥才在艺术上的成就又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天性和灵感。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性格性情才是流淌在文字和绘画上的魂。他说自己同时兼有两种素质：父亲是浙江宁波人，有南方人的精明、细腻；母亲是山东人，有北方人大方、豪爽、粗犷的一面。“这样的血统决定着我具有以想象为基础的文艺创作的素质，又有一种形而上的学术的思维，非如此，不可能进入文化保护这个领域。”

　　文保：比身体疲累更加焦灼的，是进行文保过程中的种种心痛

　　冯骥才觉得，担当，是无比壮美的人生感受。

　　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义举，但冯先生自己明白，这个工作使他更加了解和深爱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一直将它视为精神的母亲，对天、地、人的关切，已经融化进他的血液中。

　　文学与绘画中的冯骥才，是神采飞扬的。他的作品优美深邃，有艺术的美和直抵人心的灵动。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冯骥才，如果你只是看他一次次展出的抢救成果，唯有感叹他的了不起和有意义，但这个过程，非亲眼所见或经历，无法体会其中的心酸与波折。

　　“四驾马车”展览中，有一幅大照片，冯骥才和同伴脚套塑料袋，在泥泞的雨地里徒步前行。

　　早年，冯骥才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做田野考察，路上突遇大暴雨，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下车。冯骥才在脚上套了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浑身上下都是泥汤。回到天津后，他像笑话一样讲述自己那天的遭遇，但妻子顾同昭却难过得掉了泪。

　　武强县的泥地行走，后来很快又在冯骥才的身上重演。2008年11月，冯骥才到河南滑县考察，路遇风雨，车子陷入黄色的泥泞，这一次，他很有经验地提前向别人要了两个塑料袋，在雨里泥里入画乡，冯骥才形容这样的经历是“新长征”，那是一幕很美的画面，他在泥泞中行走的身影与风雨中的天地，彼此映衬，融为一幅绝美的风雨行人图。

　　比身体疲累更加焦灼的，是进行文保过程中的种种心痛。如果用一个词描述各地奔走保护文化遗产的冯骥才的心情，大概可以是“痛心疾首”四个字吧。每天，他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和来信，这儿的东西要拆了，那儿的手艺要失传了，冯骥才有时觉得，即使用了全身的劲，保护的速度也比不上文化被破坏和消亡的速度，他就这样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跑到了自己的七十岁。

　　虽然常感到力不从心，但冯骥才也不想放弃。“既然民族文化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如今她遇到麻烦而且是大麻烦，有什么理由不撇开个人的事，牢牢守候在她的身边？”他一边奔走各地，在濒危的文化中进行普查和抢救，一边在各种场合不停歇地呼吁、宣讲，以唤起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切和保护。这些年来，冯骥才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给政府递交提案，以作家的笔批判市场化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更因为要筹措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数次卖掉自己的绘画作品，如果只是作为艺术家，他又何必这样做？

　　生活：人在天地中，心与四时通

　　第一次见冯骥才先生，他头发半长，穿着随意，有一刻沉思不说话，抬起头来眼神碰撞，又挥洒着他智慧的语言。冯先生曾写过一段自画像，称自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吃没吃相，头发乱七八糟，衣扣经常扣错，袜子经常穿反”，这或许是他的家居形象，反正，公众场合中的冯骥才只要一出现，就会迅速成为圆心，不是因为他个子高，琢磨其中的原因，也只能说是他内外兼具的人格魅力。

　　他1米92的身高，普通身材的人站在身边与其交流，难免要仰视，但这种仰视并无心理上的压力。画家韩美林个子不高，但很喜欢和冯骥才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二人早已达成一个共识灵魂不能下跪。而冯骥才自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以来，许多多年的好友都常常为他感到高兴自豪，同时也惋惜心疼。

　　都说巨人难免孤单，冯骥才从来没让人觉得难以亲近。他能与共商国是，也能盘坐在农村的土炕上和民间艺人一起剪纸，他在生活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每个角色都是主角，但从来不会让周遭的每一个人觉得自己在他身边微不足道。

　　冯骥才在一次送别自己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时，送上了一句话生活并不是顺理成章。话很朴实，却十分受用。与“四驾马车”展览上的壮阔成果相比，生活给予他的感悟和哲理似乎更能成就今天的冯骥才，他有诗云：“人在天地中，心与四时通。”

　　冯先生的展览中没有妻子顾同昭，但在生活里，她是他最重要的成果和一部分。他曾数次说过，如果没有妻子，什么事都会乱套，做不了。二人的初恋故事像他笔下的画一样浪漫美好，但“文革”中的新婚之夜，两人因出身不好数次被红卫兵注意，过得战战兢兢。后来冰心对冯骥才说：“作家是不能抱怨生活的，大鱼大肉的婚礼记不住，这样的婚礼却可以记住一辈子。”

　　不对生活抱怨，让冯骥才具备了爱天地、爱人的真性情，无论你只是作为受众欣赏他的作品、参观他的展览，还是近距离地与其接触，都会感到这是一个真正具备大美与大爱的人。有这样的情怀，能干成“四驾马车”上的事儿也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一位70岁的老人，身是一匹马，却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但他却很举重若轻地说：“我可没闹累，没说拉不动了。因为这四件事皆是我的最爱，或非做不可，或必须承担。”

　　既是这样，唯有祝他的人生马车，越走越远！

　　对 话

　　“四驾马车”的展览上，多了不少冯骥才今年的新画。从这些画里很容易就能看出，70岁的冯骥才从心境到画笔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画与文在今年更加浑厚，同时在意境上更为开阔。人到七十，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停歇。站在人生的第70个年头，冯骥才用一个展览总结过去。用满心的能量和热情，盘算着自己的七十以后。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您现在有没有一种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感觉？

　　冯骥才：今年我考察古村落，从山西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身体挺棒的，怎么就忽然七十了呢。我记得六十岁时王蒙和我说，人到六十五的时候，一年一年就特别快。后来我到六十五，王蒙又说到了七十可一年一年眨眼就过去了，我当时认为他是吓唬我，没想到我转眼就到七十了。我没有退休的压力，没有必要隐瞒岁数，就是七十了。从现在开始，我已经进入“70后”的行列了，到了这个行列，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时间是挡不住的了。但是能留住时间的，只有我们做有价值的事情，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酿成酒，留住岁月最好的方式，是把岁月画成可以长存的画作或者写成诗篇，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快报：这样一个成果斐然的人生展览后，您似乎可以停一下，歇一歇了。

　　冯骥才：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太沉重了，经历了国家最为特殊的一个时代。我们的七十岁经历了太多时代的变迁，我们的心里有太多的光亮，也有太多的阴影，我们和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但是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绝对不可以放弃我的责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拒绝逗号》，我们的责任永远是跟着生命走的。

　　快报：很多人都想问，这么多的事，您是怎么做过来的，如果只做其中的一件已经很不容易了。

　　冯骥才：我的日常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我曾画过一幅画，全是柳枝条，当时是为了表现绘画中线条的功力，我还为此写下两句话“枝乱我不乱，从容开万条”，我喜欢平行工作。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只要你用心了，就不会乱。我觉得我应该从容整理我的“万条”。

　　快报：七十岁后，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冯骥才：我想是保护古村落。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保护古村落的经验。我上个月还专门去了一趟丹麦最北方的一个地方叫奥普斯，那是世界上最早的古村落保护博物馆，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的做法。去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向总理提出了古村落的保护问题，总理当时也很重视。现在我们对古村落定位为传统村落。经过了解情况得知，我们在2000年时，中国所有的村落是370万个，到2010年，还剩下261万个，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是古村落谁也不知道。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粗鄙化的最大表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抓住，就没有机会了。我现在虽然办了展览，还在紧急地做这件事情，我今年清明从河南到山西考察古村落时，写了一幅字：古村哀鸣我闻其声，巨木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这是我七十岁以后必须要做的事。

　　快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呼救，您觉得现在保护的力量是不是增强了？

　　冯骥才：我这次展览的画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二十多岁时临摹的部分古画，一部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画的，剩下的就是最近几年画的。前几年的画大部分都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画完全是为了卖出去筹集保护经费。在本世纪前十年的时候，我们也缺钱，所以我成立了基金会，基金会的来源主要靠卖画，当然现在还是靠卖画，其间也有文艺界的朋友像赵文瑄、朱军等给了资助，但很少有来自企业家等社会的资助。最近好了很多，因为国家把文化遗产保护拿过去了，我个人压力就会小一些，但这种物质压力不重要，重要的还是精神压力。

　　快报：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这四件事您在七十岁后会有侧重，还是会继续“并驾齐驱”？

　　冯骥才：现在哪一样我也离不开了，或者离开哪样我都不完整了。就像耳口鼻眼构成的脸，缺一不可，这就是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