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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常青 《 博览群书 》（ 2011年11月07日）

　　研究历史，特别像贺铸的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冉冉物华远目佳人，只留下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般的愁思。置身于中国思想史，体味更切，因为不独目送，亦且心随。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的《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张海晏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便是在时隐时显的原始物群中钩沉出中国思想的原始范畴。

　　西方哲学产生之初，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形而上学，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思想的特质之一是道在器中，寓道于器，道器和合。艾兰先生在导论中明确指出：此书讨论的意象将体现在哲学、文学与美学表达的广大领域，每一领域都能用来证明这一结论。传统中国社会文学、哲学、史学和艺术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畛域，而是圆融相向一道贯之。古代中国向来不提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专业化，孔子说：君子不器。现代人批评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往往以此相诟病，但是我们去认识中国传统的思想却必须时时以此提携自己。正如艾兰在比较中西方绘画的差异后指出：“中国人在山水自然的风景画中描绘无名的个体，而欧洲人绘画取材于《圣经》故事，这种差别是不无意义的。”（P69）

　　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是一种求道的方式，他们在曲行的山水中体悟生命在遒折的书画里寄寓天道，行住坐卧皆是禅。“他们的思想是整体性的：经由对自然规律的考察来洞悉人类社会的支配力量。”（P7）

　　中国思想的原始范畴也并非是茕茕孑立的、单一的、纯粹的哲学概念，而是一念三千，月映万川式的符号群。他们构成了中国最原始的认识和审美意象，而后交融于先民的情感和哲思。艾兰先生通全书之力，解答的便是中国思想的原始范畴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概念表达绝少定言式的判断，他在语言上更多的是在似与不似间。因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最终是要成就伟大的人格，最终是要落实到悟与行。“上善若水”、“逝者如斯”“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等审美式的表达，更切近地让我们回归到古人哲思的原始情境。艾兰指出：“确实，惟有认识到中国思想的本喻，我们才能够在解读中国思想史摆脱我们概念体系的固有范畴。”（P28）中国思想的原始范畴最终体现于中国的传统经典，这种概念化的完成是与中国思想文本的经典化相始终的。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古代的文字由单义逐渐发展到多义，中国思想的概念也变得日益丰满起来，“这些概念有一系列可能的意义，特定的哲学家总是出于自己的目的扩展或改变其意义，但哲学家如此而为的方法，是受到这些概念以之为模型的具体意象的固有潜在性的引导”。（P147）由此，伴随着中国哲学“轴心时代”的到来，便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特有的概念符号群，其中最为明显的文献表述便是《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这种类推式的关联思维和中国上古思想的范畴交织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符号系统。艾兰先生关于中国思想的本喻研究是从水入手的。在中国传统的符号系统中，水并不是单一的物质概念，它是五行之一，在颜色里它代表黑色，在人体结构中它代表肾脏。她指出：

　　中国哲人把类比类推当作一种论辩手段的偏爱非常闻名。这种类比推理常被视为一种修辞学而忽略其意义……这种类比的辩论方法——中国古代主要的辩论方法——有着更为严肃的目的。它的应用与活力是出于自然与人类相似性的假设。（P33）

　　所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时候，定然是水的众多品质和承载与夫子的情感哲思相感通。徐复观先生指出：

　　究极地说，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他固然是理论的、形上学的意义……但若通过功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42）

　　中国的传统诗学便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在这种兴观群怨中实现了人与宇宙万物的感通，从而升华出中国思想的精髓，展现出中国哲学的品质。

　　博物之学是中国学问的传统路数，强调主体的情感渗透，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感受体悟世界玄妙。《周易？系辞》上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上古先民特有的认识方式，今天在我们看来，如床前明月，常疑为一种诗意地栖居。《大学》三纲八目最终落脚于“格物致知”四字。这里的“知”并非仅仅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它还是超越于知识之上的“智”。朱子说，知犹识也。朱子对“知之为知之”的解释是：“如此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格物和致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致知即格物。中国哲学尤其是佛教传入后理事无碍物我圆融的特点进一步凸显，王阳明解释格物致知，说“意之所在即是物”，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通过格心的功夫去私去蔽而使良知显现。物与人的统一有时是在艺术的审美情境里发生的。“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当我们恣情于山水之间，相看两不厌，我们本身也便化作了山水的点缀，这便成为艺术之艺术，而我们也很有可能步入其他欣赏者创作者的镜头毫端，所以我们都是艺术地在行走。艺术的背后还是艺术，就像山的另一边还是绵亘的山。然而这一切的展开都有赖于人的良知。如果良知泯灭了，美也随之坠落。诚心正意，用纯乎其纯之心去格物去致知才是贴近和回归中国的传统。也许这样便实现了艾兰先生在序言中的期许：

　　摒弃西方人的许多固有的前概念，这样的特殊方法将使西方人获取若干审视自身概念体系的新视角，这一概念体系是不亚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环境的精神产品。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