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意义
王雪峰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01日 03 版）
笔者有幸，曾经目睹朱维铮先生的风采，并旁听先生闲谈。那是2003年12月19日，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中西文化与人的精神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业师郭齐家先生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乘机旁听了会议。
记得会议开幕那天，晚餐时我与朱维铮先生、葛荣晋先生、周桂钿先生同在一桌。席间闲聊，谈及史学界如雷贯耳的“××工程”，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先生对朱先生说：“你我肯定不会参与”，弦外之音袅袅。而朱先生则冷冷地说：“我看他们怎么收场！”可谓锋芒毕露，语出惊人。先生离席后，我向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请教先生的大名，周先生告诉我，那位就是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并补充说：“他应当算一流学者。”此前读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在书内“专家荐书”页见过朱先生的大名。在我眼里，葛兆光教授的著作可谓壁立千仞，而有资格品评这等著作的”专家“其功力自然更为高深。这次又听到周先生的评价，对朱维铮这三个字充满了好奇。回到宿舍赶快上网查找朱先生的资料，想看看“一流学者”都有哪些代表作品行世。
话说当天所查到的资料显示，朱维铮先生的论著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多，除著作《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等外，竟然多是些辑编校释的作品，如《章太炎选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更令人疑惑的是，作为历史学者，其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是刊登于《文汇读书周报》的。当时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出台了一套科研奖励办法，对学术期刊划分了ABC三等，我一直以为，只有在A类期刊发表文章才能说明学者的实力。面对朱先生的论著，还处在迷信核心期刊阶段的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朱先生何以能成为一流学者呢？一个学者的贡献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学术期刊的水平是否能代表文章的水平呢？
朱先生离世之后，学界贡献了若干纪念文章，媒体上又多了一个吸引眼球的卖点。透过这些文章和媒体报道，我心中朱先生的精神形象逐渐丰满，敬仰之情增加的同时，当年的疑惑也渐渐冰释。在我看来，朱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标本，他通过自己的言行昭告天下学人：学术地位的确立和学术价值的评判，不在课题之多寡，不在论文发表阵地之重要与否，而在于学术成果是否真正富有创见。而真正富有创见的成果，是不能用“××级课题”、发表于“××级刊物”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一名学者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其实与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或者说与他是否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营造“圈子”）也没有必然联系。
朱维铮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在当今中国学界他绝对是一个异数。然而，这也正是他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