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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人民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

　　很远很近——写在钟敬文先生逝世之时

　　时间：2002年1月14日 作者：杨格 来源：人民网（读书论坛）

　　新年，暖冬的风不冷。恰是春天的日子，一个百岁的生命却突然逝去。钟敬文，我打开中国民俗网见慈祥的面容慢慢出现时，久远的时光刹那回闪——大学，我在二年级下学期选修民间文学，捧读的正是钟敬文组织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

　　大学，陌生民族的我选择了走近——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论文提交的时候，我不是优秀。“良”，批下这个字的陶立幡老师明白我与这门学业的距离。但我，从此开始的路上没有抹去这浅浅的渗透。我一直关注民族的发展，当然，从没有忘记1983年。

　　那一年，全国首届民俗学、民族学班开业，我是旁听生。一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汇集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钟敬文没有来。但他的弟子们来了，听他们的课，北师大民间文学研究、教学的实力令人不觉地把目光投向那里。那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国瑞文宗”正是钟敬文。我看到有学员仰慕而去与钟敬文拍下的合影，他们兴奋炫耀的时候，我明白钟敬文离我们很近——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何尝不在他的牵引之中呢？

　　现在，1983年已经远去。我在走得很远以后突然在今年收到了陶立幡老师的电子邮件——一定与民俗有关。上海，民族与民俗的确很少映入视线。我采写着不同的人生，但民族的不多。我马上打开，读，读出他感慨的正是我离民俗的远。他又要招研究生了，他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他坚持走在这条路上。我自然想起了我当初论文所得的“良”，看来，他是对的。我心还是不诚啊，所以，终究没有拜望到钟敬文先生。我离这门学科越来越远。但，冥冥之中，我其实没有割舍它。去年，相陪美国人类学家路易莎走在江苏农村从贵州远嫁到此的苗族妇女家时，那渗透过的东西渐渐浮起。民族，我现在解剖的笔是不是还太早？贵州、江苏，她们在追求什么？幸福吗？我想是。她们叛逆了人们希望的“博物馆人生”，走出山寨，民族该如何诠释？

　　我回复了电子邮件，给陶老师的。我告诉他可能我又要缩短与民族、民俗的距离了。我在思考。可一切都还没有付诸实践时，陶老师发来了讣告般的短信——钟敬文先生逝世了。

　　我从中国民俗网上下载了《钟敬文的学问人生》，仔细读罢，明白前辈铺垫的路不该有尽头。我，该动笔写点什么了。

　　2002年1月13日晚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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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08年11月20日 12:39 来源：晶报


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和启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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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钟敬文先生在近百岁高龄还带博士生，可谓世上一绝。这位自称“‘五四’之子”，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人民学者为我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广东海丰公平镇，看到由当地民营企业家连氏兄弟斥资建设的“敬文广场”、“敬文雕像”。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撰写的《敬文广场记》对广场做了如此描绘：“中竖先生雕像，旁列名贤碑刻，廊展民俗风情，坪铺芳菲细草。花树扶疏，接春晖之温渥；栏槛萦回，揽湖山之毓秀。俾邑游侣流连休憩，景仰山斗，吟啸烟霞，感受文化气息，提高素质修养。”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小商人家庭。那时的公平镇，是粤东五县交界山区的中心集镇，一到墟日，商贩云集，“公平”也因交易合理而名。至今街口保佑买卖的琼花庙仍然香火缭绕，只是钟老故居鱼街75号早已荒废。也是从这里，钟敬文走上了民俗学的道路。他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被人誉为“国瑞文宗”。
　　少年风华 结缘民俗研究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18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的活动。不久，他们就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的栏目，逐日发表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的大报如《群报》及当地的《陆安日报》都经常登载一些歌谣。1919年，“五四”的一声春雷，惊醒了躲在古屋小楼角落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的钟敬文。
　　钟敬文在后来回忆说：“五四”的雷鸣使自己犹如触了电似的，“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沉睡着的思想、感情被唤醒了。这时的钟敬文又热爱文学，很自然就投入到这一场新文化运动之中。当时的海丰有独特的咸茶，五步一庙的民间信仰，全国罕见的三个稀有剧种，广东仅存的民。钟敬文利用住在接近村民和来往客商小市镇的机会，四方八面搜求资料。在那段时期，他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多数是口头传唱的，少数是手抄本)，口承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少年的钟敬文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俗学结缘。
　　赶赴广州 学界崭露头角
　　1926年夏, 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 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 钟敬文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 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 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 开始阅读包括《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 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平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 钟敬文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 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 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 钟敬文经顾颉刚介绍, 入中山大学, 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 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 钟敬文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 创办民俗学讲习班, 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 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年轻的钟敬文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任教浙大 诗文民俗并举
　　1928年夏, 正当钟敬文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 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 学校保守势力借口他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 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还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钟敬文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位文学大师，但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学者。
　　钟敬文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镇。
　　钟敬文的人生抉择对于他个人的情趣来说，是一种牺牲。他在95岁生日时说，我在选专业道路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文学的兴趣我一直保持，不过那是一种“余事”。秉承着传统文化精华的钟敬文，更看重的是肩上的社会责任。
　　吸取滋养 东渡日本求学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勤读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他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着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进。
　　身居京华 开创民俗新天
　　1949年5月，钟敬文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副理事长，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他先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好景不长，“文革”中，钟敬文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中断了10年之久。
　　岁月蹉跎，老当益壮。1976年，73岁的钟敬文进入学术第二春。1979年，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钟敬文先生十分看重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现已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先后领导创建了“211”工程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培养了近50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民俗访问进修学者，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钟敬文先生还有着重要的学术兼职，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篡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
　　他还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标志着学科进步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发表了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在钟敬文先生的带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中心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没有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满足，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1999年他推出了理论新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直到临终之前, 他还在进行《中国民俗史》的编写。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

　　百龄博导 中国恐无二人
　　在中国, 百岁高龄还能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学者, 恐怕除了钟敬文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了。季羡林先生在90大寿时，曾诚恳地说“北师大钟敬文先生, 今年99岁了还带博士生,值得我学习。”
　　钟敬文先生门下，弟子如云，已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六世同堂。他评价晚辈后学，包括亲炙弟子，他却有自己的一句口头禅，叫“我不如他”。
　　钟先生也治文论。他自上世纪30年代由文学转向民俗学以来，也把民间文学的活力和民俗学的视野，带进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青年文学理论家撰文提出，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朱光潜、宗白华和钟敬文等的文论相比，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多层次文学完美融合的“整体性”构架。文章写得大气磅礴，富有建设民族化的中国诗学的锐气和才情。钟先生高兴万分，从此他再三称赞：“讲文学理论，我还不如他。”
　　国际知名学者来访，钟先生经常让他们举办学术讲座。他总是对弟子说：“来访人都是很好的国际学者，他们要跟我谈话，我一个人听，还不如你们一起来听，集体学习更好。”钟先生不但要求与弟子们“知识共享”，还鼓励弟子对他本人和外国学者的发言做独立分析，各抒己见，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作为诗人的钟敬文先生，还有一个教育弟子的独特方法，就是写诗。比如，一些博士生受业于钟老，追求老师的学术，也追逐老师的文采。但初出道者，难于兼顾两头，他们的论文，有的文采斐然，但偏重主观情感；有的新见迭出，但行文艰涩，表达不清。针对这种情况，钟老作诗给予指点说：“古说修辞贵立诚，情真意切语芳馨；世间多少文章士，俗艳虚花误此生”。过了几年，钟老又为季羡林散文全编题诗一首说：“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闻野老说家常”，希望弟子向季老学习，做文章，既要逻辑严密，又要返朴归真。一些研究生先读外国理论书籍，再到中国民俗里对号入座，被钟老批评为理论与实际“倒挂”。为此，钟老特地抄录旧诗，和弟子沟通思想：“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要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通过诗歌，他谆谆告诫弟子“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强调，治中国民俗学，更需如此。
　　恬淡简朴 不求功名利禄
　　钟敬文先生在他90多岁的高龄时身体依然很好，每次检查身体，五脏六腑皆正常，连医生也感到惊讶：“近百岁的老人，身体和年轻人一样健康。”以致于在钟先生98岁生日的贺寿会上, 季羡林说：“我可以保证，钟先生能活120岁。”
　　钟敬文先生不求功名利禄，淡泊自如；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宽厚待人，善解人意。他常说：“个人的优越感不可有，民族的优越感不可无。”这句话表现了钟先生不求功名利禄、淡泊明志、默默耕耘的精神境界，也表现出钟先生将毕生奉献给了弘扬祖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事业追求。他不求高官厚禄，不求物质生活的奢华，生活上只求有饭吃有衣穿即可。面对厄运和艰难，他也能保持心态平和。
　　钟敬文先生待人宽厚。他算是个有名望的人, 他的美誉早已传遍人文社会学界。多数有名望的人, 总有一些脾气或者说是个性, 去登门拜访之前必须打个电话预约, 否则贸然造访, 轻则被视为不懂规矩、没有礼貌, 重则被拒之门外。钟敬文先生生前每天要接待许多来访者。他们中有的事先打过招呼, 有的则唐突得很。然而,只要说明来意，他都会热情接待。
　　中国人一向讲究食补。但钟敬文先生吃得很简单，可谓清茶淡饭。一次弟子们陪先生吃饭，问他想吃什么，钟先生诙谐地说：“我是无齿之徒，欺软怕硬。”凡是能嚼得烂他都吃。即便在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他所食的也主要是医院的普通饭菜，主食是馒头和水饺，副食为菜蔬或蛋羹。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详述了中西饮食现象的差异, 得出结论：“中国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蔬菜豆腐，此等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钟敬文先生虽不深居穷乡僻壤, 但饮食为清茶淡饭。他之所以能成为百岁老人, 应该与此种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无关联。

　　□链接·同代撷英录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中，为之灌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容肇祖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我国著名古典哲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
　　容肇祖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书香世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是《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9年任学校民俗学会主席，为开拓和培育中国现代民俗学贡献良多。
　　解放以来，容肇祖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但他始终牵挂着民俗学的发展，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钟老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被人誉为“国瑞文宗”。
　　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进行《中国民俗史》的编写。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
　　□钟敬文大事年表
　　钟敬文(1903—2002)，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
　　●1926年夏：来到广州 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平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秋：经顾颉刚介绍，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
　　●1928年夏：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还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
　　●1934年春：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学习。
　　●1936年夏：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
　　●1949年5月：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民俗学专业和方向的研究生，并于1955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
　　●1979年：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 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当选为理事长。
　　●1984年：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 便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
　　●1999年：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 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
　　●2001年11月22日： 由钟敬文先生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
　　●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

　　晶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严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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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21日05:53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钟敬文（1903~2002），原名钟谭宗，广东汕尾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之父。
　　尽管身为大学者，但生活中的钟敬文，总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晚年的一次聚餐，他和同桌人开起自己的玩笑：“哎呀，你们吃吧，我这个‘无齿之徒’，对付不了这些菜了。”过了一阵，服务员给他端来一碗热汤面，他又哈哈一笑：“这就对了，我这个人就是‘欺软怕硬’，你们可别学我。”
　　每年春天，北师大的校园里开满了玉兰花。有学生来家里拜访，谈着谈着，老先生也会童心大发：“走，我带你看玉兰去。”然后不由分说，揪着学生就走。
　　但在一些时候，钟敬文却有另一副迥然不同的严肃面孔。
　　有人记下了1984年《民间文学集成》北京定稿会上的场景。这是一部400卷、4.5亿字，有10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几乎每次开会，作为主编的钟敬文都面色通红，激动地重复一句话：“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指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集成工作），这就是文化战线上的万里长城！”
　　而另外一个场景也同样被人口耳相传：此时，钟夫人病重，已卧床不起，早晨钟先生离家时，夫人朝他摆摆手，示意叫他放心去开会。晚上回来，又辅导了一位等候多时的研究生。当他再奔向病床时，钟夫人已说不出话，不久便与世长辞。钟先生与夫人情深意重，整日落泪，他把1930年代与夫人的新婚合影挂到床头，赋上“梦魂归兮”的诗。可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天，他又出现在定稿会上。
　　早在1926年，他就在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来往的客商，海边的渔民，店里的工人，田里的农民，都是他的访谈对象。他将访谈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原本被讥讽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也第一次出现在这所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
　　他将搜集到的疍民民谣整理而成的《疍歌》一书，曾轰动一时。一代音乐大师马思聪的作品里，就常回荡着《疍歌》中的旋律，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战台风》、《军港之夜》等乐曲，也皆来源于此。
　　1949年后，他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了第一个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并和郭沫若、老舍一同筹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人们所公认的是，“现在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基本都是钟老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不过，“中国民俗学之父”对自己却有着这样的评价：“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
　　他撒下的是这样的种子——一直到95岁高龄，还兼着多份工作：带博士研究生、审稿、写书、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同时还在主持数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97岁时，教学楼的电梯坏了，老先生还亲自爬上6楼，给博士生讲了3个多小时课。
　　每天清晨，钟敬文都要散步。大多数时候，路径是固定的，有时候心血来潮，也会改变行走路线——直奔博士生宿舍。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得知钟先生来了，便纷纷从床上滚下，穿着睡衣迎接先生上楼。此后，他的弟子大多很早起床，不敢懈怠。
　　让钟先生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这门学问，是“所有学问的根源”。他常和学生说的话是：“哪种文化能离开民间？这是我们的‘根’与‘本’。”
　　女儿钟宜也记得，刚开始禁放鞭炮时，父亲很明显地表示了抵触的情绪，那一阵，只要有人来采访，他就会揪着来人，絮絮叨叨重复五六遍：“中国的文化，就是靠这些传统来维系的啊！”
　　他拒绝使用电脑，而且总和儿女们抬杠，有时候他们的电脑坏了，老先生会幸灾乐祸地说：“你看，又出问题了吧！计算机还是没有笔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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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09年10月21日 09:17　来源：新京报


                              钟敬文

     钟敬文历来十分重视到田野乡间进行采风

　　钟敬文(1903-2002)，著名民俗学家、作家、教育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民俗学通史》、《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民俗学理论著作数十部。
　　萧放 1960年生，湖北黄冈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人生自古谁无死
　　萧放一直记着2002年1月6日那个下午，他见老师钟敬文的最后一面。
　　在此之前，1月3日，钟敬文先生养病的友谊医院，北师大中文系刚刚为他庆祝了百岁华诞———这是启功先生的提议。早上去医院的时候，萧放还带了一些草莓，他知道钟老爱吃。果然，吃过生日蛋糕和长寿面，胃口不大好的钟老提出要吃草莓，边吃边问：你们为何要这时来祝寿？
　　病床边簇拥的学生们说：按年头算，过了元旦您就是一百岁了，又趁假期，大家都想看看您。
　　钟老没有再说什么。后来萧放知道，老师心情不大好，他还想着要养好身体，回去上课。
　　然后就是6日下午，萧放又去医院探望，感觉与平时不大一样，病房门口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轻轻推门进去，萧放看到老师正在酣睡。病房里有钟老的女儿钟宜，还有也来探视的程正民教授等数人。钟宜说，照钟老平日的习惯，现在该是起床聊天的时候。可直到下午5点钟，钟老还没醒。
　　大家觉得有必要叫醒他，于是打开了房间顶灯。钟老对光线敏感，马上醒来。程正民伏在钟老耳边说：“我是程正民，来看您啦。”钟老说：“我想你呀！”
　　于是聊天。不知为何，钟老说起一段故事：乔冠华病重卧床时，夏衍去探望。乔冠华已经无力说话，便用手指在夏衍掌上写字，写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钟老反复念叨这两句诗，说，乔冠华有不平之气。众皆默然。萧放推想，那时钟老可能已经隐约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黄昏时分，萧放告辞，钟老吩咐：“请告诉大家，我很好。大家都很忙，不要来看我。”萧放说好，再见。
　　这是学生对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接下来的两天，萧放忙着写完《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一文，准备下次去医院，念给钟老听听。此谓之“过耳”而非“ 过目”，因为钟老年事已高，视力不大好，多年来审读博士论文或批改作业，都是让学生读给他听。不料10日凌晨，钟敬文先生便溘然长逝。

　　五四运动启心智
　　钟敬文，原名谭宗，字静闻，1903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一户商人家庭。萧放在研究老师生平时发现，“五四”运动的春雷，是钟敬文学术生命的发端。那个躲在古屋小楼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章的年轻人，犹如触电般猛醒，坚定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钟敬文曾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正如火如荼，钟敬文把在家乡搜集来的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整理出来，投寄到北大，发表在《歌谣周刊》上。他也由此结识了顾颉刚先生，两人开始通信往来。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是发轫之地。
　　但钟敬文未能和北大走得更近，1922年他从陆安师范毕业后，无钱升学，便在家乡做了小学教员。几年后他离开故乡到广州，成了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教务员。也是缘分所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大的很多优秀学人纷纷南下，顾颉刚也到了中山大学。得顾颉刚赏识，钟敬文有机会调入中大，担任中文系助教。在中山大学时期，钟敬文协助顾颉刚，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
　　谁知好景不长，1928年夏，钟敬文突然被中山大学解除教职。此事的缘由，是校方认为当时一本由顾颉刚主编、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有伤风化。提起老师年轻时遭遇的这次意外打击，萧放说，时任中大校长的戴季陶，平素与顾颉刚不睦，但顾大有名气，奈何不得，戴季陶只好转而拿钟敬文泄愤。实际上“荤段子”在民歌中普遍存在，“老百姓唱歌，没有这个东西就不高兴，这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之一。”萧放说，当时钟敬文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也在此时和他分手。倍感挫折的钟敬文离开广州，一路北上，落脚在浙江大学。在杭州，钟敬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浙江大学也继北大和中大之后，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又一重镇。
　　西湖美景还孕育了新的爱情，钟敬文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陈秋帆女士(陈秋帆后来也是北师大教授)。结婚后，1934年钟敬文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36年回国。抗战爆发后，钟敬文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当时他好像是第四战区的一个上校级的军官，和黄苗子他们一起，写了许多战地报告文学。”萧放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也转移到大后方，主要在云南和陕北等地，还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乡土调查。
　　抗战后期，钟敬文一度回到中山大学，讲授民间文学、诗歌概论等课程。“时间不长又被开除了。”萧放说，“钟先生虽然不是，但思想进步，特务老盯着他。”1947年，钟敬文乔装打扮去了香港，著名的达德书院收留了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如郑振铎、郭沫若等人，钟敬文也在这里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后，钟敬文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了第一个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并和郭沫若、老舍一同筹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老搞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他去世，可以说培养了中国民俗学界80%以上的人才。”萧放说，“现在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基本都是钟老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他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民俗学之父’。”

　　魂牵梦萦到巴黎
　　1957年，钟敬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的学术活动。年轻时漂泊四方，一生坎坷，钟敬文几乎不和学生们谈论这些往事。在萧放的记忆里，那个弥留的下午，钟老却说了很多话。不光讲乔冠华的故事，他还讲自己在病榻上做的梦，很奇怪，梦到忽然去了巴黎，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一夜，晚上很冷。
　　“我没有去过巴黎，怎么会梦里去了呢？”钟老说。
　　一旁的钟宜就问：“是不是因为冼星海的原因，才会想到巴黎？”钟老不语。上世纪20年代在岭南大学时，钟敬文与冼星海交往密切，冼星海后来去了巴黎。
　　萧放当时也觉得，这大概是一个释梦的理由。可能人到年老，常会想起年轻时的一些遗憾，或是向往之地。
　　钟敬文逝世后，他讲过的奇怪梦境，还萦绕在萧放脑海里。为钟老撰写生平时，萧放翻阅了大量老师遗留的文稿，偶然发现了这个梦的确切起源。
　　抗战时期，是钟敬文对待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处境十分关切，1945年，钟敬文写道：“当卐字旗遮盖着巴黎的时候，在忧虑法兰西的文明和自由受辱的同时，我焦念着这位‘欧罗巴良心’的老人的安全。”对于钟敬文，罗曼·罗兰不只是一位作家、思想家，更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萧放认为，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是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的信念。所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钟敬文听说漓江出版社出了罗曼·罗兰的著作新版，还赶紧让人给他捎一本来读。所以，他不与人言说苦难，只是埋头治学，而让这种信念埋藏心中，化为梦境。
　　可惜，已经不能向梦的主人求证了。

　　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他曾经写道：“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
　　钟敬文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情趣，而不只是书斋里的苦修。每一年的春天，校园里什么地方开了一树的鲜花，他不知怎么很快就会知道消息。当有学生来家里时，他便会兴致勃勃地说：“走，我带你去看玉兰！”每一年元旦前夕，他都会买来一批水仙，分赠给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
　　1 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钟老是1981年国家确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可他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第一位博士董晓萍教授，现在是北师大民俗学科带头人)。他曾经说：“我自己没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个什么标准。”其实，他是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才，在学问传承上，他非常严肃和谨慎。后来很多老师都劝他应该多招生，他终于想通了，要把民俗学发扬光大，确实需要多培养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
　　他就想变成这样的一粒麦种。本来他一直想写《女娲考》，研究民间传说中女娲的故事，因为顾颉刚先生写过孟姜女故事研究，启发了他。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时间写，钟老忙着培养学生，他说自己做学问，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难以兼顾，这样想想也就想开了。后来他培养的博士里就有人做女娲研究，可见学术的传承没有断裂。

　　2 不能兼顾的人生
　　钟老一生中，不能兼顾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钟老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诗歌是他一生的挚爱。他永远随身带着诗集。但是，诗终究被他看做个人爱好而已，学问才是正事，他愿意牺牲爱好去做学问。
　　民俗学无论在中外，都有浪漫主义倾向，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都强调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可能会影响学术的深度。钟老是诗人，又是从“五四”过来的人，他就讲，这个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民族文化要热爱，需要在学术体系里边强调人文立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是有情感和价值观的。钟老是性情中人，以前对北京禁放鞭炮就有意见，曾经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过这个问题，说没有听到鞭炮声，就像没有过年一样，民俗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不能兼顾的，是家庭。这点我体会尤其深，我是工作十年后才考的博士，有家有口的。钟老希望学生专心读书，不是寒暑假，最好不要回家。当时我爱人在湖北，还有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我在北京就很想家。记得 1997年，我跟钟老请假，我说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也要回家。哈哈，钟老说好吧，你回去吧———其实他心里还是不大乐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做学问有点像出家了。
　　但是学生跟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多家庭般的关爱。他每年都带我们出去春游。还有每年中秋节，必定做一个茶话会，那时候新生刚入校，他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从自己家拿来月饼，大家一起吃。不像现在一些老师，平时只会使唤学生，师生完全是工作关系，没有情感投入，导师成为“老板”，自然就少了许多人情味。

　　3 民俗学今昔变迁
　　民俗学在“文革”时期，曾经被看做“资产阶级学问”，本来是研究老百姓的事情，钟先生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以后，学科的重建就是头等大事。
　　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有十套“集成”，四百卷，4.5亿字，十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
　　现在十部“集成”已经全部出版了，很多人都说自己受益于钟老。比如民间故事北京卷的主编，就说当年北京的民间故事没钱出版，还是钟老帮忙解决的。据说是有一年政协的领导来看望钟老，问有什么困难。钟老就跟领导说，北京的民间故事想出版，没有钱，能不能解决一下。结果很快就拨下款来，那个主编至今仍非常感激。
　　民俗学近年来发展很快，如果要说钟老去世时还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他没看到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的，是以前每到春节，学生都会陪着钟老去买水仙花。过年正是水仙花开的时候，他总会买很多，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送一包。钟先生喜欢水仙花，那是高雅纯洁的花，在新年春节时候盛开，寓示新生活的开始。(武云溥）

karin

【萧放按】在钟先生辞世十周年的特别日子里，我找到北师大汉教学院的贾放教授在2002年1月10日所写的一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怀念。

写在恩师钟敬文先生离去的日子

贾放

       清晨6点多钟，从电话里得知了先生离去的消息。一时有些发木，心想怎么会？6号去看望他时，还听他说了不少话，虽然明显地感到先生的衰弱，但因为听钟怡老师说那天的状态比前几天好，心中真祈望是转机又一次出现了，因为先生的生命力一直那么旺盛顽强。与先生有关的情景，远远近近的，奔至沓来。

       几年前，先生在我心目中还是一个有些遥远的名人。因为大学是在南方读的，没听过先生的课，而且早先的专业是世界文学，对民俗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先生的影响和贡献只能算略知皮毛。记得有一年，学校的周报搞了一个“学者写真”栏目，写先生的那一篇，说这样一位世纪老人在校园里策杖而行，是师大的一道人文景观。以后在路上见到先生，总会想到这几句话。但那时只是远远地景仰而已。

      后来工作发生变化，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同时还兼开中国风俗文化课，对民俗学由疏远到亲近，1996年考到先生门下读博士。当初报考时，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实在浅薄得很，跨进门来才知道自己有多少欠缺，这几年的日子过得不轻松。但现在回想起来，真很庆幸当初的大胆决定，因为它对我的意义决不仅仅是获得一个学位，先生的嘉言懿行，让我感悟到什么叫生命的质量，感悟到善良、真诚、执着这些看似普通的字眼，融化贯穿在一个人一生中，能够产生多么不平凡的力量。

       不止一次听人问我：“钟先生那么大岁数了，他带学生也就是挂个名吧？”如果真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以先生的高龄和贡献，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颐养天年。但他不是。第一次领略先生的“厉害”是面试。记得当时共有14个考生，分上下午两场，先生一个个“过堂”，而且从他提问中感到，他一定细读过每个人的材料，因为他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是倒数第二个，先生说话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敏捷，那年他94岁。

      学的第一门专业课是先生讲的“民俗学理论与民俗学史”，一学期的讨论题目是先生亲笔拟的。第一次上课，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在讲学无止境时说：“我如果在70岁的时候死掉的话，我没有现在的水平。”后来常常听先生推荐某书可读，有不少是刚刚出版的。有的作者的年龄应该是先生的孙辈。

          这些年因为是在职学习，中间还有两年多公派出国工作，聆听先生教诲的时间比其他同学少，分心的事却又太多，与先生众多出色弟子相比，始终自惭不够上进，没有太多的成绩可以拿去见先生，去先生那儿的次数也许是同学中最少的，毕业论文也未能在先生在世时最后完成。6号最后一次见先生，他还在挂念请哪些专家作我的答辩委员……我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遗憾呢？我用什么来弥补？

      等到八点过后，打电话给我的几个老师——也都曾是钟先生的学生，告知这个大家都不愿听到的消息，我尽量细致地给老师们叙述最后一次去探望时的细节，也许是想借这种方式纾解心中的万千思绪，但泪水却渐渐地涌上来。先生不在了，我们要多长时间才能习惯这个事实？

      站在窗前，看晨曦慢慢散去，一轮冬日的太阳静静地把光芒撒向大地。一位曾在百年间无数次迎接日出日落的大地之子，没能看见今天的太阳。

        可是，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智慧，擦亮了无数的眼睛，他身体力行并启迪后人去追求真理，去发掘蕴藏在人民中的文化财富，他在许多人心中，有着与太阳一样的温暖和光亮，他的生命能量在他所献身的事业中、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他因此而永恒。

      想准备100枝红色的康乃馨，献在先生灵前，来纪念先生百年常青、百年炽热的人生。

                                                                      2002/01/10.

silver

钟老十年祭的日子，为了表达对钟老的怀念，志愿者特在向诸位老先生发出约请，同时陆续收到诸位先生的回复。
这里根据乌丙安先生的回复把这篇文章转发于此，以表达乌先生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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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钟敬文老师离去整整十年了！真的想念他老人家！这几天集中整理有关他的老照片和旧文稿，千头万绪的往事，历历涌上心头，百感交集。现将钟老逝世前十年、九十华诞时我写的一篇祝寿文章发在这里，以表怀思。

　　钟老说他“要把秾华饰暮春”

　　——学习钟老奉献精神和自律准则
　　（1992年恭贺钟老90寿诞文稿）

    当代中国民俗学史最辉煌的篇章，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十一届三中会全胜利闭幕后，由钟敬文教授开始谱写的。在这之前，中国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地位不但得不到恢复，相反、却象钟老曾说过的“在禁区里渡过了近30年的寒冷岁月”。就在1978年间，是钟老首先草拟了建立民俗科学及有关机构的建议书，受到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鼓舞和启发了有志于研究这门科学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在不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一时形成了一股重建民俗学科的热潮。1979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钟老执笔写的这份建议书，以顾颉刚、钟老执笔写的这份建议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此以后，钟老历经十二寒暑，撰文论著，授课讲学，广泛教诲后学，培养专业人材；从京津腹地到江南塞北和陇西关东，以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足迹遍及全国大部省区，支持并督导地方民俗学会的组建，同时亲自重建了中国民俗学会，率领学人开创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崭新局面，使我国民俗科学呈现出一派葱茏繁荣的景象。所有这些新历史时期的重大业绩，都和钟老无私奉献精神难以分开。

　　一

　　“劳民文艺堪千古，发采扬辉待我人。

　　数日西堂同讲习，南征不负八旬身。”

　　这是钟老于1980年夏在云南昆明讲学时所吟的一首绝句。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不辞艰苦，南征讲课，传习民间文艺科学，表现了他对民间文艺事业的高度推崇和热爱，同时也展现了他对发展民间文艺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紧迫感。他激励同行学子，“采扬辉待我人”，那种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钟老在他本人和民间文艺科学累遭劫难后，于晚年增长的那种重整再建民间文艺学的迫切感，并非偶然，而是和他早在70年前的青年时代立下了宏伟志愿分不开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研读钟老本人在八十岁时的一段感人的自述，便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他说：“我现在已经是足足八十岁的人了”“近年来，我总觉得今后能够切切实实为社会主义祖国做点工作的时间委实不太多了。但是等待做的学术工作却是那么重要和那么多！我心里象火一样的迫切感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反复想，除了不顾一切、争分夺秒去干，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呢？”“我是一个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人。当年轻的时候（那正是在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五四“文化运动之后），我就热心于搜集和探讨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现在回顾起来，那种思想和活动，是跟当时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民族意识醒觉和要求民主科学的巨大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从那以后，我立下心愿，要为祖国建立这种新的人文科学（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钟老的这个崇高的志愿，是以他迄今为止的70年岁月争分夺秒努力实现的。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国前夜，他在旧社会文化禁锢的困难条件下，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着遭受冷落的民间文艺、民俗学园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珍贵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财富。建国后不久，由他主持创建了全国性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专业期刊，在大学创立了民间文学专业，开创了新课程，创编了讲义，最先培养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代专业研究生。实践证明，当时的钟老正在为实现自己的心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正当他实现事业理想的最活跃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前进道路开始出现历史性曲折。从1957年再到“文革”的一场浩劫，钟老为事业献身的夙愿和努力遭受到最严酷的打击，身心受到重大的摧残。但是，当历史终于扫荡了那令人不忍回顾的黑暗阴云，全国步入晴朗光耀的新历史时期时，钟老却依然焕发着青春，为实现夙愿踏上新的征程。他说：

　　“最使人痛心的，是这种‘革命’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严重摧毁，至于个人所遭受的创作是不足挂齿的。”“这时候，我好象久困在小笼里的鸟儿，一旦破笼出来，飞翔在广阔明朗的太空中。这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就在他熬过劫难，以喜悦心情迎接民间文艺和民俗学苏生的时刻，他首先强烈表现出他献身事业的迫切感。此时他虽然已是八旬老人了，但却坚定志愿，不改初衷，为自己确定了许多繁重任务。他说：

　　“劫难过去了，但人也老了。体力、眼力、精神，都不能跟少壮时相比了。而当前我所从事的学术，虽然呈现着一种葱茏景象，但它的要基并不太强固。学风有待进一步端正，队伍的质和量也有待提高和扩大。而学术资料的矿产还待大力挖掘，已经收获的资料，更有待于认真整理和研究。”

　　“总之，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客观要求和主观力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迅速地、有计划地、加倍努力地去应付它。只有这样做，才能在这种学术的活动上，排除困难，打开新局面，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力量。”

　　近十年来钟老为完成上述重任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有目共睹，并为学人感佩景仰。

　　学习钟老为发展民俗事业而自觉产生的紧迫感，是当代民俗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在商品经济特大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形势下，民俗学研究工作的营垒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些同志从民俗学的多方实用价值方面另辟途径了，民俗文化的商品化倾向也形成了某种新潮。在这关键时刻，民俗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开拓有相对削弱的迹象。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具有象钟老那样的紧迫感和责任心，去完成四化大业中属于我们自身重任的那部分民俗学事业。钟老于十年前所分析的民俗学工作中的问题和弱点，诸如要基不固，学风欠正，队伍质量尚待提高与扩大，民俗资料亟待挖掘、整理和研究等等，依然存在。倘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患得患失，左顾右盼，甚至改行做了“弄潮儿”，便会造成民俗学事业的损失。钟老树立的坚定不移的为民间文艺、民俗学建设献身的心愿和为此而努力的紧迫感、责任感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认真学习的自律准则。

　　二

　　少壮饥驱惯漫游，暮年行止有新猷；为延绝学挥红帜，来作丹东十日留。

　　这是钟老于1981年8月31日在辽宁省丹东市参加辽宁省首届民族民俗学学术讲座会及辽宁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时吟就的一首绝句。

　　继1980年夏钟老赴昆明南征讲学之后又一重大历史旅程，莫过于做为特邀代表和大会名誉主席来丹东主持和指导新中国第一次民俗学讨论会和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的工作了。此番钟老来丹东的目的十分明确，“为延绝学挥红帜，来作丹东十日留”。在这十天中，是钟老领导把“绝学”——民俗学，从“绝”路起死回生的。早在辽宁省这次学术讨论会和成立辽宁省民俗学会的筹办期间，钟老都给予过细的指点和指导，充分表现出一位学术领路人的高度责任感。他在自述中表现了这种感人精神。

　　“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双肩上的责任！”

　　“这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民履行自己的责任，我竭尽力量，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大学讲堂上或学术界中，只要能够推进民间文学、民俗学这种学科的活动，我就不敢偷懒。”

　　“我近日时常深深感觉到：在我国今天这样大好形势下，在我们的科学文化急迫需要迎头赶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工作的人（或者勉强工作的人），却不肯好好地为人类、为祖国的进步而工作，那即使不说是犯罪，也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的表现！”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时代的伟大气氛感染着我，英雄们的光焰照射着我，我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

　　“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这正是钟老奉献精神中最无私的核心，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心敦促着人国各地的民俗学子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把民俗科学事业做理更好起来。

　　钟老推动民俗学事业迅猛发展的责任感表现在他对民俗学活动的鼎力支持上。1981年8月20日，钟老在辽宁省首届民族民俗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他反复琢磨修改而成的《祝词》，给予会议以高度历史性评价，鼓舞了与会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民俗学者们，直接有效地推动了各省民俗学会组织的诞生。他在《祝词》中说道：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不平常的。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在这里只举其更重要的三点：

　　第一，这是自我国民俗学诞生以来六十年间，这门科学第一次的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我们过去，建立过民俗会，出版过许多专门性书刊，也办过民俗学传习班、讲习班，但是没有举行过这种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在这方面是一个创举！

　　第二，这次学术会议，是我国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体现，是我国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固有文化的表现。它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优越性质。

　　第三，这次会议是我国拨乱反正以后，新老民俗学及民族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取得部分成绩的展览，特别是许多学术上的新人——新战士，显示他们矫健身手的一个好机会。

　　这次会议的意义还有很多，但上述三点，已经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的确确不平常了。我们可以预言：它将被民俗学及民族学的历史家，记入新中国这些科学前进历程的史册里去！”

　　“我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我以同样的热情注视着它对这些科学在未来发展上所产生的影响！”

　　钟老在全力支持辽宁省成立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同时，于8月25日，他主持了12省市25名民俗学工作者代表出席的座谈会，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为各省及全国建立民俗学会，培训人材，搜集民俗资料，创办民俗学刊奠定了基石。这个座谈会纪要由新华社发出在全国29家大报纸上公开发表，产生了轰动效应。以后，钟老又用同样的高度责任感支持了全国各地民俗学会的产生。时至今日，他一如既往“为延绝学挥红帜”，不遗余力，令人感动。

　　从八十高龄再登上一个高阶，直到九十高龄的今日，他依然不懈地“做培花的泥土”，他坦诚地说过：

　　“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任务满身，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过去的各种文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在眼前正充满急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这将是多大的损失！……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

　　钟老70年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在近十年的高龄段期间已经完全升华为无私奉献了。因此，他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嘉奖，受到学界同辈和晚生的崇敬与爱戴。他为开创中国民俗学历史的新纪元而做出的无私奉献，已经并将继续铭刻在民俗学历史的丰碑上，供我们及后来人认真学习。

　　他所说的“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的名言，应当做为民俗学工作者的座右铭。钟老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只争朝夕的积极追求，是比任何民俗学方法论更有意义的指导思想和自律准则；特别是在我国的民俗科学依然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中，并在科学领域中仍然处于薄弱地位时，这种刻不容缓地持续不断地为民俗学发展建设奉献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钟老不愿做一花独秀的出墙红杏，只盼望民俗学百花园满园春色；他不愿做耀眼的花朵，却只愿做培花的泥土，正是他真正做了70年的培花泥土，才使得今日的中国民俗学园地初具繁华似锦的景象。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元月吉日，《诗刊》社召开了一次老诗人座谈会；会上钟老即席朗诵了他的一首题名《八十书怀》的七律，全诗传达了他历经险途后以八旬之身再现青春的精神。

　　“已是人间八十身，险途历尽见通津。

　　儿时情事犹留影，早岁文章少惬心。

　　举国正开新局面，诗人当绘锦乾坤。

　　白头不叹东隅失，要把秾华饰暮春。”

　　如今，距离诗成之日已过十个寒暑，钟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确实已把“秾华饰暮春”，使民俗科学事业繁华似锦，民俗学子桃李满天下了。


　　三

　　在祝贺钟老工作70年的今天，最好的贺礼，除了加倍努力推进民俗学事业以外，莫过于认真学习钟老7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领导民俗学队伍前进路上的无私奉献精神了。

　　回忆早在十年前1982年1月24日，春节前夜守岁时，笔者曾伏案给钟老写了一封《辛酉辞岁书》，信中有以下字句：

　　“敬献椒浆，遥拜辞旧。追往昔，受教近三十载，坎坷经二十年，深以未及功成，岁逾半百为恨。最幸者，恩师与世纪同龄，常敲诗著述，引导愚生等奋发图强；更提命叮咛，诱诲晚辈胜似教子育孙。学生自愧不肖，当终生以师为法，别无他求。新雪迎春，涤净旧岁烟尘。弟子虽雨车风鬓，生还不过数年。然蹒跚学步，或可稍慰白发，含笑抒情。学生加岁不敢称老，吾师长寿方是常春。学生为此，雀跃如孩，亦燃爆竹，亦弄花灯，宵深犹放山歌声，欢祝吾师八十高龄！千里南风，明日春来早；随吾师朝阳上路，再奔新程！”

　　今日，钟师已足耄耋之年，仍勤劳于事再做奉献。在预祝期颐之余，不禁令人深思深省，效法终生。

　　（199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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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春节要到了，大家又在谈论春节的话题，今年的春节不同寻常，千禧年与龙年难得聚首。实际上千禧年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但人们将千禧年与龙年并举，至少反映着这样一个文化现实，那就是当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在外来文化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文化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汲取有益的外来文化滋养的同时，也要继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否则，我们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后代。春节是民族文化的聚焦，民众的心理、情感、以及审美意识都展现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中，对春节这样的民族节日，我们要慎重对待，对有些不合时宜的节俗成分要淘汰掉，好的自然要保留，让它继续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淘汰与保留的问题上，要非常之小心，不能简单行事。如禁放鞭炮问题，炮竹起源于宗教巫术，但几千年来，它同中国人的生活、感情融铸在一起，我们应该有改良的措施，加以适当的限制，如降低鞭炮的威力，减少伤人的危险，限定燃放的时间与场所等。总之，在引导文化发展的时候，要尊重民众的感情与习惯，不要随随便便地禁止它；对于那些富有生活情趣、有益心智、有益于人际交往的节日娱乐、节日礼仪应该有意识予以传承。

　　春节是海内外华人共享的民俗节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过了九十七个春节，每到春节，我都要回忆儿时生活，有一种认祖归宗的情感，这种特有的民族情感，只有在自己的民族节日中，才能充分体验得到。我爱过春节，希望今年的春节更红火更热闹。

　　（2000年，本文曾发表于《光明日报》）

     萧放　发表于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10-1-14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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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   中国新闻网 2012年01月16日 14:13　来源：光明日报


钟敬文与陈秋帆伉俪（上世纪30年代）

　　与民俗学结缘
　　“五四”在钟敬文心中播下了挚爱平民文化的种子。钟敬文常说“五四”是他的乳娘，他是“五四”的儿子。
　　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一字静闻。广东海丰人，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海滨小镇的平民人家。1919年，年仅16岁的钟敬文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这时“五四”的春风吹到了岭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耽爱古代诗词与小品的少年钟敬文来说，犹如启智的惊雷。他在后来回忆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五四”在钟敬文心中播下了挚爱平民文化的种子。钟敬文常说“五四”是他的乳娘，他是“五四”的儿子。重要的是“五四”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当时钟敬文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钟敬文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实体感觉。1922年在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成为小学教员。但钟敬文不满足糊口的职业，他渴求精神滋养，他将微薄的薪水节约下来，汇寄到上海、汕头等大城市去购买新文化、新文学的书刊。
　　这一时期他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他丢开了手中的子曰诗云等文人文学(虽然这是他一生的私爱)，关注身边的口头文化。他在海丰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这位热情洋溢海滨的少年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1924年起，钟敬文陆续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和《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等有关作品，这是钟敬文在民间文化领域的最早成果。

　　与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
　　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
　　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钟敬文终于走出了故乡的逼仄，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钟敬文获得新的人生机缘。1924年开始，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宣言》等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1927年秋，钟敬文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重要开始。
　　当时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人物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大，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重视平民文化的新的学术事业，而年轻的钟敬文更是满腔热情，他积极的参与并组织相关活动。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并讲授歌谣专题。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在那些大牌教授的支持下，负责实际事务的钟敬文，是早期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分子，他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和《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任职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此后的钟敬文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前行。他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钟敬文在浙江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杭州团结了一批爱好民俗学的同志，与娄子匡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继续推进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在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钟敬文在杭州还写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1930)，为这首歌谱曲的是当时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著名音乐家程懋筠教授(他是国民党党歌作曲者)。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写道：“这是一座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号召大家来耕耘，虽然今天比较寂寞，但“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这一天才般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神奇地应验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钟敬文等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在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如他自己形容像老牛进了菜园，埋头享受难得的佳肴。
　　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日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钟敬文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从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赞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进。这是我们今天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的先声与重要实践。

　　民俗学之父当之无愧
　　“所谓人民口头创作并不限于当前活着的作品，同时也包括活着过去时代所记录下来的许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投笔从戎，到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参与编辑《民俗》季刊。1947年因“左倾”思想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化妆逃离广州，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
　　1949年5月，钟敬文相应党的号召，从香港乘船北上，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他在会议期间，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间文艺专业机构。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敬文参与创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钟敬文主持了该会学术研究与日常工作。钟敬文参与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建国后的民间文学调研中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今仍然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组织的重要机构。原本打算出席全国文艺大会后，返回广州中山大学工作的钟敬文，由于工作的需要留在北京，这是他又一次因为民俗学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
　　钟敬文先后参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和《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建国初，他在《民间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重要文章，这是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论著。钟敬文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充分肯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地位，这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人民的口头文学并非自生自灭荒原野草，而是民众情感、价值观的重要表达，民族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在半个世纪前，对口头文学有如此的评价，显示了钟敬文识见的卓越。
　　钟敬文还是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进入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倡导者与实践者。1949年后钟敬文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讲授民间文学课程。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他不仅亲自为本科同学讲授民间文学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民俗学教育领域的高级人才，这批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教授。此后数十年，他的学生遍布全国，钟门子弟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建国初年，针对在高校语文系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这一质疑，1957年，钟敬文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的专题文章，认为这不是教条式的学习前苏联，“所谓人民口头创作并不限于当前活着的作品，同时也包括活着过去时代所记录下来的许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他热切呼吁：“中央负文教职责的同志，一定要大力创造条件，去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师资的培养”。
　　可历史给钟敬文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学术春天才开始，政治的寒冬倏然降临。正在满腔热忱地推动民间文学的高等教育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钟敬文被错划右派，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学术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下民俗学无从提起，连原有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也被取消。
　　岁月蹉跎，未坠先生弘毅之志，如先生诗云：“穷阴终究要归阳”。1976年，“文革”结束，经历20年学术禁锢之后，73岁的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学术青春，他为恢复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前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恢复。文代会期间，民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钟敬文在大会上作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专题报告，其热切提升久已耽误的学术的心情溢于言表。会议期间他拜访参会各位同仁，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和罗致平等著名学者联名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书》，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倡议书最后写道：“我们今天诚恳地向大家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热情响应。使我国中断了多年的这门学科，能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迅速发荣，滋长，为今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的庄严任务，作出它的一份贡献。”这份著名教授的著名倡议，成为当时年度重要文化事件，它标志者中国民俗学学术春天的到来。
　　1983年，全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积极推动民俗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久已干涸的民俗学园地重现生机。
　　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纂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集成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审工作，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文化部1997年给钟敬文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给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日本学者将钟敬文与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柳田国男相比，称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新时期20年，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日以继夜地推动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他不仅组织国家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十分重视高校文科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材的研讨与编写。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学作品选》和《民俗学概论》,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也就是民俗学师资人才培养的过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两门课程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开设，就得力于此。钟先生在经营中国民俗学科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才队伍建设。自1983年开始，他多次举办全国性的民俗学讲习班，除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等讲述民俗学本体学问外，还聘请国内名家如费孝通讲社会学与民俗学、白寿彝讲历史学与民俗学、杨堃讲民俗学与民族学、马学良讲民俗学民间文学与语言学、罗致平讲法律民俗学、常任侠讲中国古代民俗与艺术等。在1997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他请来美国、日本、韩国等，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和国内一流学者授课，给那些本来学问底子薄的民俗学从业者充分的营养。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教授，他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年近百岁坚持亲自授课，被誉为可入吉尼斯的教坛奇人。当年他被学校推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获奖候选人时，有关方面为了确证，曾派人考察，发现年已九七钟敬文教授不仅亲自给博士生上民俗学导航课，而且常常一讲数小时，连水都不喝一口。《光明日报》程伟光记者2001年6月7日拍下钟敬文最后上课的照片，在钟敬文去世后发表，题为《钟敬文先生最后上大课》。他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人品与献身学术的精神。
　　这二十年，是中国民俗学取跨越性进步的重要时段。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中国民俗学现已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虽然民俗学就其学科性质来说，完全可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八十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最新一轮的学科调整中，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依然保持它的国家二级学科的位置。



钟敬文与民间艺术表演者亲切交谈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
　　钟敬文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为人类而工作”境界、献身民间文化研究的巨大热情、持之以恒的坚韧以及追踪学术前沿、把握学术发展关键契机的敏感。
　　钟敬文对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对于我，他不只是一位说故事者，一位文体家，一位思想家。他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它使我昂奋，使我战栗，使我自负，使我不安，使我梦想，最后使我超升。”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先生毕生系念着民族大众的文化，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可以说他是中国的“良心”，罗曼·罗兰的高尚精神在钟先生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
　　钟敬文怀着对祖国民间文化赤忱与对学术真理的探究精神，在他80年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他曾说：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划桨人。创新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钟敬文常常思考的问题。钟敬文重视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他灌注了文化学的意识，他用文化整体的视野看待民俗事象。
　　如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山海经》研究中就运用这一思想，当时他的论著标题拟为《山海经之文化史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钟敬文创造性的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并提出中国文化有上中下三层，或者说有三大干流，三层文化同源异流。由此，我们的民俗研究就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这一思想后来结集为《民间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由此，我们的民俗研究就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民俗学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的扩展与研究问题的深入，在近八十年的学术积淀之后，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思考日趋成熟完备。1998年，第四次中国民俗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钟敬文作为理事长在大会上发表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宣言。他不仅再次系统地论述了拟议中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将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民俗志)与历史民俗学作为中国民俗学的三大支柱，其次有立场观点、方法论、资料学等；更引人瞩目的是钟敬文针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首次鲜明地提出“多民族一国民俗学”，认为这是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其实钟先生一直在关注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与民族民俗的研究。钟敬文在20世纪末树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旗帜，不仅显示了中国民俗学者的自信与气度，而且充分体现了民俗学的入世的品格，民俗学研究从来不是精英的智力竞技与个人癖好，它是有关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大学问，应该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淑世情怀。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未来指明了方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钟敬文在他学问人生的最后岁月，继续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实践。为了对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民俗学进行深入的探究，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研究》，在课题启动上，钟敬文动情地说：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像样的民俗史。这是一个小的文化长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本书原以为是钟先生退休的礼物，结果先生在2002年1月10日不幸辞世。在钟敬文先生的精神感召下，我们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终于在2006年完成这一课题。2008年该课题成果，380万字，千幅民俗图片，六卷本的《中国民俗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在2010年获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当我们将它奉献给先生灵前时，我想先生会报以爱抚的微笑。
　　2001年岁末，钟敬文提议的中国民俗学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钟先生在友谊医院郑重地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民俗学工作者：“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希望中国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显学。最近十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蓬勃开展，众多民俗学者参与其中，尽心尽力。当前在国家文化大繁荣的局面下，民族文化传承的大课题更需要民俗学者的智慧与奉献，中国民俗学获得新的历史机遇，钟先生的期待正变为现实。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1-16/36078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