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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江]现代性视阈中的“巫术”研究

[张云江]现代性视阈中的“巫术”研究

现代性视阈中的“巫术”研究


□ 张云江


《中国民族报》2008-9-9





  在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人的记述中,有关原始巫术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诚如马氏所观察到的,“巫术支配着土著人的命运”,个体不过是巫术魔力的玩偶而已,例如土著人认为,几乎所有的死亡都是巫术力量造成的,身体长期衰弱和除了轻微感冒之外的各种疾病,也都与巫术有关;特别是船筏失事,更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飞行女巫带来的巨大灾难。比较有趣的是,土著人认为,邪恶精灵的巫术能使人失去健康,而人想要恢复健康,也只能依靠相反的巫术才能“取回”。


  对于这一迥异于现代文明图景的原始社会场景,马氏采取一种“客观描述”的态度,例如《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就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咒语音节的记录。马氏曾花了两年时间学会了土著语,并生活在土著人社区。这样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的积累——通过对咒语内容的分析、念诵方式的研究、施行仪式的探究、对土著人行为及行动者、旁观者的观察等等,马氏试图构建一种普遍性的巫术理论,一种既能为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接纳、又能尽量如实记录、客观反映原始土著人的巫术理论。马氏曾得出如下结论:

  “巫术是人的一种内在力量,它总是针对那些对他有着重大影响的事物,这种力量也总是通过口传而向下传承。土著人对于巫术起源的知识,就像对世界起源的知识一样是非常少的。……这个世界在土著人眼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是的,巫术亦然。”

  马氏的这一结论有一种“存而不论”的味道。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做法。巫术本身不需要解释,它是理所当然如此的,解释的需求来自现代性文明的好奇心,来自一种世界观对另一种世界观的“翻译”的需要。在建构现代性知识的过程中,人们也很容易以一种廉价的“包装”——例如“象征”、“隐喻”等等——削足适履性地将巫术这一原始而古怪的信仰现象纳入现代性知识谱系之中,例如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以现代社会或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伊班巴祭师”的巫术治疗行为,在他看来,祭师从病人身上取出的“精灵”根本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善意的谎言与职业性的欺骗技巧。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巫术也持有类似的观念,他认为,萨满巫师既是骗子,又是伟大的治疗师。这些结论明显带有文化上“他者”的痕迹。

  也有不少人类学研究者试图突破文化壁垒,企图自他合一,揭秘并解密巫术的本质。例如特纳的夫人伊迪斯·特纳在30年后重访一个恩丹布人的村落,参与伊班巴治疗仪式,喝下巫师的药水,在“入迷”之际,她竟然真地看到了伊班巴人所谓的“精灵”——一个深灰色的、球形的、直径约有4.5英寸的液状东西从病人背上冒了出来。这是“巫术”之眼才能见到的真实景象,“科学”之眼从中发现的或许只是谎言与欺骗。无独有偶,保罗·斯托勒在研究尼日尔桑海人的巫术时,曾拜当地一位著名的巫师为师,学习种种咒语及仪式,吃特殊的食物与药粉,加上他田野调查的时间,他一共在当地和土著人生活了17年之久,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土著人了。斯托勒完全进入了巫术世界之中,他与其他巫师斗法,并受到他们的巫术攻击。作为结果,他发现,自己原来的种种不可动摇的科学观念消失了,他开始相信所学到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和伊迪斯·特纳一样,斯托勒认为,意义与信仰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或认识,它们总是和实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种种“现代”(modern)观念构建而成的现代社会,其基础是一种相对理性的世界观;由种种“神秘”(mystery)观念构建而成的巫术世界,其基础是另一种相对感性的世界观。世界观总是和现实世界的构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当然是这种相对理性的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但似乎也没必要取消其他世界观的存在。正如一些疑难杂症要靠偏方治愈一样,巫术有时候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文化的多样性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是世界和谐共存的形态。对待文化差异性,特别是和现代性不同的古代差异性,甚至是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喻的巫术,我们也需要一种谨慎而尊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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