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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池

《 博览群书 》（ 2010年12月07日）


    一种什么样的重新审视

    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韩著”，引文只注页码），书名有一种前无古人的气概；然而他在绪言中却说自己在这段历史方面的学术工作“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P1），还说这本书“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P18）。一本开篇就在剖白著述情怀上自相矛盾的书，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次重印，实在值得人深长思之。

    自民国以来，对明清两朝衰亡原因的探究就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蒋廷黻、钱穆、郑天挺、郭沫若、吴晗到胡绳、商鸿逵、毛佩琦、黄仁宇、徐中约……名家迭出，成果斐然，有的已成学界定论。韩教授既然发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宏大疑问，是不是对上述名家公论做过仔细的梳理、提出了有据的疑问、有了全新的看法呢？

    通观韩著我们不难发现，韩教授不仅没有认真去推陈出新，而且对中国现代史学家很是轻蔑甚至不屑，如“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P5）；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观点错误，需要重写（上篇第6节）；“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P135-136）；“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P207）……

    韩教授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并将其重新审视的框架概述为三个支点——“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和“世界大势”。他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官无封建，吏有封建”造成了基层失控，其次缺乏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却以大量进口白银作为基准货币造成金融失控，这是中国在明清两朝由盛而衰、“中国文明的辉煌、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变得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P22-23）。韩教授还在“下篇·导语”部分进一步阐述说，中国被西方打败的主要原因是“三个脱节”：一是国家与社会脱节，造成了“文化帝国”的弊端（政治上依赖地方社会自治、经济上依赖社会互助）；二是中央与地方脱节（边疆和藩属国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认同，国家不知何为）；三是生产和军事脱节（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反而导致了积累的下降和军饷的缺乏，如此兵制不能对抗英国的军商合一）（P176-177）。

    韩教授的这些“重新审视”，其实不过是从美国的所谓“加州学派”那里转手而来（最多加上一点对钱穆、黄仁宇的生吞活剥）。作为一家之言，大陆史学界对其并不陌生；但像韩教授这样综述趸卖即定为确论，俨然要以新换旧横扫百家者，实在罕见。在存有明显盲区的情况下进行的“重新审视”，就难避空疏笼统、无知无畏之嫌。

    有力印证还是以偏概全

    历史学家回望历史，并不热衷于使用当下的知识体系去评述历史事实，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在场者”的眼光去打量历史的原委。“事后诸葛亮”似的言说，只是茶客的谈资，不是史家的研究。韩教授却似乎更热衷于将这样的言说写进书里。

    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揣度中国传统社会、并以此衡量政权的“强势”与“弱势”，绝不合理。在宋明两代出现的早期市场经济中，“国家缺位”确有踪迹，但其根本原因并非“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而是政权性质本性使然。因为“天下太平”（也就是皇家统治的稳定）与否，才是其命脉所系、心思所在。至于其与现代国家相比在工商运营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相对粗疏，那是因为自汉代“盐铁专卖”形成以来，统治者早已热衷于通过垄断的方式“与民争利”，或通过巧立名目的加赋添捐来压榨民间财富；对肆无忌惮的国家权力来说，“经济生活的数目字管理”，不啻于舍近求远自讨苦吃。以出卖盐业垄断权而换来军事后勤外包的“开中法”，虽然有助长奸商从中渔利的弊端，但是统治者最愿意接受的省心方式。至于明代以来是否已经具有今天意义上的货币金融，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究竟是“货币进口”还是铸币原料（即商品）进口，这些都值得多加斟酌。

    诚如韩教授所言，“基层失控”的确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但历史上的基层失控绝非仅仅因为“官群体”和“吏群体”的管理技术差异，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属性和权力机制决定的——皇家要天下太平，官吏要上司垂青，凡与之无关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参见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第2章“做官与做事”）。再说，在封建王朝的制度层面（对秦朝以后的中国是否应视为“封建社会”，史学界现有讨论，本文仍沿用旧说），吏与官的关系本是一种“幕僚关系”，权力行使是由官向吏的单向制约；而吏属对官员的对抗，却只能是技巧层面或心智方面的“隐形对抗”，属于“庶人用暗器”的范畴（参见吴思先生《血酬定律》一书“正编”第7章）。如果仅仅从今天的国家职能上去衡量封建官吏，并且武断地认为是官员群体缺乏基本的经世治国之才，才导致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吏”隔绝了国家与民众，这显然是舍本逐末。如果明清的衰亡仅仅源于社会治理的技术性问题，我们还需要改良立宪、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我们不妨看看最切近的实例：如果说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而导致了基层失控，那么民国时期基层政权的建设，已经深入到了对保、甲长等基层公务员的任命，而事实上“基层失控”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改进。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高度基层动员，所依靠的绝非是简单的统治权力向下延伸，而是建立在“土地革命”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的。韩教授自己也说是“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P3）。这和他自己的“货币体系-基层控制决定论”，怎么统一呢？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质不过是“货币财政”和“基层组织”的改变，请问哪一位革命者会同意？

    一家之言还是一孔之见

    韩教授在绪言中说：

    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P10）

    但韩教授对近500年世界史的归纳显然有流于公式化的倾向：他对明清衰亡的解释都是“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他所谓“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货币财政，同时看到世界大势”，不过是简单地“货币金融体系决定论”：为了寻找该体系失败的原因，才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建设，再与该体系成功建立的西方作一对比。而这样的论述还可以进一步简化，归结成两个字——“白银”。仿佛只要解决了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问题，中国的衰落就可以避免。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

    中国近代的衰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其实是多种问题的陆续提出，而不是以一个问题代替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衰落不是一个因素（例如闭关锁国、军事技术落后或者统治阶级腐败）所决定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受制于“多种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语），有时甚至是大量模糊性和偶发性事件的聚合，才呈现出某种历史的因果关系；而辨析、确认、分析这些因素各自的态势和作用，正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课题。以历史发展规律说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基本观点也只是历史呈阶段性的向前发展的态势，而决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但在韩教授的研究中，明清以降的中国史，显然是由经济因素和基层控制技术两个原因所决定的。他甚至将鸦片战争的中方战败归咎于缺饷，又将缺饷归咎于国贫，再将国贫归咎于缺乏独立货币金融体系——这种一语定乾坤的方式，明显是将历史研究泛文学化了。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多坚持外患与内乱的“双重作用说”。如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中国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提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则追溯到中唐，认为近世中国的“病态”其实是长期以来积聚的痼疾，而清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政策，使士大夫“趋利避祸”，“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1949年以后，秉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研究者多认为是“封建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的衰落，有幸被韩教授认可的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这些观点，韩教授竟然一概视而不见。

    “国家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包括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李慎之先生语）、政治体制或统治方式、经济形态和生产效率、财富的积累方式和消费模式、军事制度及军工技术……国家实力的强弱对比，实际上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较量。也许对某些读者来说，所谓“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韩著封面勒口）的观点，不乏新鲜感。恕我直言：一个历史学者说某个国家战败是因为“国家能力不足”，而不从上述诸方面探讨“国家能力”的成因，那就好比医生说一个人病死是因为“肌体不健康”，而不去确认病症和病因，那是令病家哭笑不得的。

    缺了些基本功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即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韩著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之上。例如这本书最基础的观点——明朝以来中国白银的大量进口——书中仅使用了一条史料：明崇祯十年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西方问答》中一段对话。这个对话，让韩教授认为“非常关键”，并且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P117）。仅仅以一个普通外国传教士的谈话记录（还没有说明与他对话的中国人是何身份、发生在什么场合），就断定中国白银大量进口——这样的论证方法很值得商榷。

    任何经济史的研究，都需要对详细的经济数据加以分析。而通观《五百年来谁著史》全书，竟找不到几处对原始经济数据的引用，全文所使用的几乎都是“大量”、“丰富”、“缺乏”这一类模糊性词汇，或者直接就下了论断，这就造成了论证的无力。如韩教授既然认为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因为白银而与世界挂钩，那就应当详细说明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中国的财税、物价等问题带来的具体变化，或者直接指明中国的哪些经济领域必须遵循西方货币规则进行结算，等等。很遗憾，韩著通篇没有与之有关的论述，这种“全无新料弄新知”的方式，绝不应该是学人论史的理路。——也许他认为国外的学者已经把这些都说清楚了，他只需沿用他们的结论就行？

    对于清朝的衰亡，韩教授的论述更为苍白。由于没有数据的引用，我们也只能知道“清朝大量进口白银”这样大而化之的“史实”，却并不能明白白银流入与清朝经济间的确凿联系。韩著的论述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白银流入中国好似现在的人民币伪钞进入大陆，这完全有违学界公认的常识，即正是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收益丰厚，英国为了平衡巨额逆差，又没有可资交易的对华大宗出口，这才开始鸦片贸易的。还有学者将中英贸易顺差的收益解读为成瘾性消费品的出口，也说明鸦片战争之前的贸易顺差对中国是有益无害的（参见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除了缺乏史料作为论证基础，韩教授对引用的史料还存在许多误读。例如他认为元代将漕运改走海道，是“将海洋与中国内陆联系起来，这是中国面向海洋的一次革命”（P55），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交通手段的运用，与面向海洋的文明扩张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再如韩教授认为英、俄两国没有参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不具备处理“世界事务”的意义，而《尼布楚条约》不仅涉及中俄，还有法国传教士张诚的参与，并引入蒙古地方法，所以成为国际法的鼻祖（P108）——不考虑《尼布楚条约》的影响范围，将或然的联系解释为必然的联系，这样的论述也缺乏科学精神。

    韩教授这种粗枝大叶的引证，在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技术差距问题上酿成了一个大错：韩教授转引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强调“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在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中英双方科技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P191）。对这一大违历史常识的观点，我甚为奇怪，查看韩教授转引的出处——罗志田教授著《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发现原文乃是：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戛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存在。

    结  语

    谈史与著史，不是一回事。韩教授知识的广博和思维的活跃都令人佩服；但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从情感上讲，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中国近代的衰落是一种必然过程的观点，而宁愿相信是出自某种技术性失误的偶然，甚至宁愿选择许多“排除消极面”的假设：假设明朝高度的商品化生产带来了国家的近代化；假设皇家的财富转化成为科技进步的源泉；假设慈禧太后没有挪用海军费用修建颐和园……但这一切假设除了带来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无他用。韩教授将历史归于简单因素的努力，无疑为类似的想法提供了土壤，这或许是韩著畅销热卖的深层原因。这种共鸣中透露出的今天某些国人的历史诉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倒真是值得社会学和历史学界认真关注、仔细思考、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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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弘

《 博览群书 》（ 2010年12月07日）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对500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包括本刊在内的很多报刊专访了作者韩毓海先生。然而，也有一些读者对于韩毓海先生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刊刊发这样的两篇文章，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久闻北大教授韩毓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自出版以后，今年加印数次。鉴于对韩教授了解不多，我仔细阅读了作者简介。这本书勒口上的文字是：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这本书的内容介绍是：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有过谦之感。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500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的将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按常理推想，此书必有创建。然而，读过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

    以论带史  观点先行

    在阅读之初，我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这本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

    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根据作者的表白不难看出，在开始论述之前，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做派。众所周知，纯粹地以论带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学术研究，已成学术大忌。更多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方法，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韩毓海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倒是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其主要引用的著作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等人总计百本左右的著作。在国外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这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这本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的著述，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纵观全书，作者极少使用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

    这本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本书准备的材料原本是写三卷，与编辑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500年来的历史观点；说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和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作者大量采用了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著作中的观点，全无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属于自己的创见。

    这本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500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P21）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P175）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P175、176）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洋洋洒洒近30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理论支持的，只是一些综合性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和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可以说，韩毓海缺乏做学问最基本的研究素养和方法。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而是“勇气”膨胀到了极点，迹近王朔所称的“无知者无畏”。

    沙滩上面建高楼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自认找到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韩毓海以弗兰克《白银资本》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韩毓海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对此，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易棉阳在《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中指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不消说，弗兰克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并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著作，均无“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更不必说，弗兰克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共识。弗兰克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

    在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的论述中，他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韩毓海如是写道：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P288）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还写道：

    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P289、290）

    而黄宗智之前对彭慕兰的批评是：

    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彭慕兰与黄宗智等学者的争论，当年在学术界曾产生很大影响，两人还曾经当面交流，结果是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黄宗智等学者对于彭慕兰论据和结论的质疑被学界公认是有力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韩毓海对于黄宗智的论据视而不见，将彭慕兰的史实硬伤拿来即用。这到底是学术上的懒惰，还是存心的忽视？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大量使用了“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但是并未交代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原始出处，也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进行清晰的描述，让我一度以为这一概念是韩教授自己的发明。让我们看看英国学者迈克尔·曼的描述。

    迈克尔·曼对于国家权力进行了两个层面的区分。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

    在这本书第2页，韩毓海写道：“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第22页中称：这一部分对最近5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研究，能够使读者们看到：500年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大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制度的无为”——即“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从而最终不得不将货币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结果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按照韩毓海的描述，“‘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其范畴并非迈克尔·曼所述的“国家能力”，其权力运行模式从上至下，无疑应当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显然，韩毓海在这本书中陷入了概念的误区而不自觉。

    在迈克尔·曼看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并不同一，国家权力过大极可能造成国家能力下降。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民主的英国强大，因为专制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时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控制极其严格。白钢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研究显示，为控制人口，保证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很重视加强户口户籍管理，1370年实行半印勘合户帖制度，户帖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人口、男子已、未成丁数、妇女大人与小孩数；产业田亩数、瓦、草房间数，牛畜数等等。由地方官和户部尚书押名，以字号编为勘合，用骑缝印，把半印勘合交由户主收执，而户籍名册则上交户部备查。以后凡人口有增减变动，均得申报。如不申报或隐瞒年龄的，家长要受杖100以下的处分（P639）。1381年，在户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更为严密的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里甲中各户要了解彼此的丁口、职业，互为担保。逃亡、流徙均属非法，出入邻里要相互告知，离境他往要领取“文凭”、“路引”方能通行，否则要受到杖责并押回原籍。一人犯法，全家受牵连；邻里知情不报便要连坐（P640）。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称，明朝政府不能动员国内财政资源，或许与迈克尔·曼对专制的法国的研究相类似。而黄仁宇也同时指出，在增税实行时，有的边际土地拥有者确实无力缴纳，地方官员就必须抓捕和责打他们。在个别情况下，欠税人可能被责打致死。甚至最残暴的措施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韩毓海关注的问题，即明代统治者没有能力动员国内财政资源的问题，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中对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研究或许是较好的答案。利瓦伊认为，统治者使岁入增长最大化的目标受到如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统治者总是掠夺性的，但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欲。而专制君主虽然垄断了强制力，但未必拥有完善的监控能力。然而，他们能获得岁入的数量，取决于他们杜绝代理人中饱私囊的能力；他们甚或不得不提供一些抽血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从而让代理人尽可能的征收岁入。

    中国的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权力组织形式本身的痼疾。拥有绝对皇权的统治者对于权力的代理人和执行者的官，以及韩毓海反复强调的“吏”，显然不可能“完善监控”。对此，阿克顿早有“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而明代以降“国家能力的下降”，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导致。当统治者从人民这里予取予夺，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而且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人民不可能自愿服从或如玛格丽特所说的“准自愿服从”。当人民只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动的充当输血者，或者在过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盘剥下生存，自然就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或许，这才是韩毓海所称“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六神合体

读书学贵有疑，不然就被洗脑了

张润平

“史识”是最重要的。而“史识”是需要智慧的，她不是随便就能学来和抄来的。

施爱东

听说了，据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提起这事都称“惭愧”。

zjhong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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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平

改日再说吧。

张润平

引用:

原帖由 zjhong1978 于 2011-4-25 23:4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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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6 16:19:55 来自: 苏门答腊(想你时你在眼前)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版自序　　

　 　

韩毓海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1]亦如本书第一版绪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2]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不但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3]。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则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1948年12月31日　，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十分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4]　　

　 　

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　暴雨后，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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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 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3] 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2页。

[4] 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2010-07-26 16:24:10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



看来韩是去听了何炳棣的演讲滴

> 删除  2010-07-26 16:26:3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这本书看来销量不俗，这么快就出增订版了

> 删除  2010-07-26 17:19:55 曲梵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



看来韩是去听了何炳棣的演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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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去听了

> 删除  2010-07-26 17:20:32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 删除  2010-07-26 17:30:23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NND，我才刚买了第一版，他就出修订版了，能换吗？

> 删除  2010-07-26 20:38:14 青蟾 囧，朋友推荐过还没当回事儿，难道需要收一本？

> 删除  2010-07-26 21:51:53 曲梵 韩老师觉得第一版有些内容并未充分展开，而且存在个别纰漏，因此为读者着想，才迅速推出增订本。此次增订本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选用了纯质纸印刷，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比如第一章论述山西的历史地位就增加如下注释：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了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它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 删除  2010-07-27 07:41:1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绝对要收一本，必须的！支持韩老师！

> 删除 2010-07-27 09:08:35 老子徒弟 多出这样的破烂东西，如同当初化肥民脂民膏的红宝书，我们收破烂的有业务了，可以每天赚几元钱！

> 删除 2010-07-27 19:34:33 老子徒弟 汪晖等左倾文痞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伴随的是毛左极权思想价值观回潮、封建“专制”主义回归、特权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汪晖、孔庆东、韩毓海等左倾文化流氓的所谓思想和理论，是为专制政治流氓服务的，是斯大林主义加纳粹主义加现代秦始皇主义在中国混合疯狂生长的温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危害性超过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毒害！所以，反击汪晖等无耻左倾流氓，是每个有良心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中华民族崛起进步的必然需要！

> 删除  2010-07-27 23:48:38 蒹葭 (未妨惆悵是清狂) 很少看見這麼噁心的自序,而且還用如此虛偽的自我感動加以包裝。這樣的人也提陳寅恪先生,實在恥辱。



> 删除  2010-07-28 00:01:25 木易 2010-07-27 19:34:33 老子徒弟 汪晖等左倾文痞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伴随的是毛左极权思想价值观回潮、封建“专制”主义回归、特权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汪晖、孔庆东、韩毓海等左倾文化流氓的所谓思想和理论，是为专制政治流氓服务的，是斯大林主义加纳粹主义加现代秦始皇主义在中国混合疯狂生长的温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危害性超过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毒害！所以，反击汪晖等无耻左倾流氓，是每个有良心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中华民族崛起进步的必然需要！
··································
没看见反击，只看见谩骂~~~

> 删除  2010-07-28 00:02:11 木易 有本事就把书中所写一一驳倒~~

> 删除  2010-07-28 23:24:40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韩毓海：从中国与东亚历史中建构世界时间:2010-06-17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韩毓海 被查看:83次

中国人被称为历史的民族。但是，在1837年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却认为：世界史尽管开始于东方，但东方人却对历史没有“自觉”。因此他说：亚洲和东方的历史只有放在西方的精神－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释、说明和评价。
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识形态──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叙述的。而中国和亚洲可以被“恩准”进入这种世界史叙述中，起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漫长的中国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须仅仅被叙述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馆里陈列、供人鉴赏的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这就是所谓汉学的一般态度）。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开始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态和变异，即仅仅被视为东方无组织性的表征、亚洲无政府主义动乱的延续。于是，在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所把持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竟然只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所谓“拨乱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觉醒”、“大国的崛起”等等叙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全盘隔断历史为前提和代价的。
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正视鲁迅曾经的质疑：“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力了吗？”鲁迅这里所谓的“自信力”，其实就是指对于自己历史的自觉，也就是指连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能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重新叙述被隔断的历史，如何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一步──则是如何从亚洲和中国出发，形成一个中国和亚洲视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国史学界回避这一问题的时候，邻国东瀛的滨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却在竭力建立这样一种中国和亚洲视野的世界史。滨下教授开创性地、绵密而深刻地叙述了自16世纪以来漫长的500年间，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其挥汗如雨的劳动、不畏惊涛骇浪的远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持续和平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富裕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体系之持续奋斗。其对上述千百万人持续之奋斗的动人描述，特别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展的方式，创造经济繁荣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再阐释，使得他的研究可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滨下先生的师长，日本东洋史学的前辈，已故宫崎市定教授曾有过著名论断：东洋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进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个世纪左右，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的冶铁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早在唐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联合开辟了从中国经南洋、西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一贸易线路，在中国唐代学者贾耽和阿巴斯王朝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细致的描述，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铁和煤冶炼的技术传到了欧洲，元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铁和铁制品。正像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一样，宫崎往往将他伟大的智慧转化为深刻、幽默的叙述──例如他这样说：飞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空中停下来，而航海得以扩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来，使得船能够停下来的就是锚，但如果没有冶炼巨型铁锚的技术，不必说发现新大陆，就是远航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西洋最大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发现了银，西洋最大的幸运，乃是因为在这些之前，有一个把银作为交换手段的先进经济体已经存在于那里了，这个先进的经济体，就是东洋。
这种日本东洋史学的亚洲意识，也体现在滨下教授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之中：“从欧洲的角度被称为伟大航海的时代，如果从其他贸易圈来看，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视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所开辟的伟大航线”。但是，当哥伦布、达伽马这些海盗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虚名的同时，如贾耽这样的学者，以及无数冲破惊涛骇浪远航世界的普通亚洲水手却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金融的积累，拒绝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德里达曾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乃是召唤幽灵的工作，而滨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历史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
关于白银在16世纪以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为通俗的解释，大概要归功于以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教授的《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着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叙述的史学创造），其中，弗兰克教授的研究最鲜明地涉及白银问题，即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银而驱动一个世界经济──但是，只有对照弗兰克这种粗线条的研究，我们才能发现滨下教授的著作，特别是这本新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内容的深刻、丰富性。这种深刻、丰富性起码表现为四点：
第一，弗兰克没有叙述白银作为货币和资本在亚洲和中国被确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他没有揭示出白银与铜钱、钞票、布帛、黄金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正如滨下指出的，从而这就必然忽视了16世纪中期以来，美洲白银之所以能够进入亚洲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真正的历史基础。滨下论述道：银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用作货币的，它只是在唐代中期，才作为海外贸易的结算手段被用于中国，而银在中国被赋予交换媒介的意义，最初是在五代混乱的局面中形成的。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五代时期的各个国家，为了在互相间的贸易中尽可能把铜钱保存在自己手里，防止铜钱流失到其他国家，所以才将银作为国家间的贸易凭证而加以采用。宋代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钞兼使，但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税收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故而银在民间的采用开始普及起来，因此，王夫之在《宋论》中，才激烈批评宋代发行交子的做法乃是违背民意，而他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指白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国内商品交换的工具，相对于钞和铜钱而言，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元代在中统时代曾经以银为本位，发行过“中统交钞”，明代更曾严令民间不得用银，以此支持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而只是在宝钞发行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承认“银钱兼使”的既成事实。实际上，整个明代也没有正式废止宝钞。漫长的历史充分说明：银在中国的采用，完全是民间市场交换自下而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贸易的结果，并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毋宁是国家意志失败，或者说国家向商业、贸易和民间妥协的结果。而这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降的中国以“天下”自居，因此它始终要照顾和平衡中央与边缘、中国与更广大的亚洲区域之间的利益，而不可能完全从中央、从中国一个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这就是滨下教授指出的：白银一开始就是区域性的，是区域贸易空间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政制度和行政空间的产物。
其次，正是因此，白银作为区域间贸易的媒介，与国家意志的体现（钞法）、民间贸易的主要媒介（铜钱）之间，就构成了互动的流通关系，或者说构成了滨下教授所谓的流通层次（circulation tier）。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来， 不是弗兰克所简单理解的“白银”，而是白银－钞法－铜钱的“关系体系”，方才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运动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正是这种互动的“货币关系体系”，方才反过来为白银流通制造了条件，而众所周知，弗兰克等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是美洲－欧洲－亚洲之间的白银流通，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
第三，滨下教授指出：16世纪中期美洲白银大规模的进入亚洲贸易体系，除了由于白银是欧洲进口亚洲商品的通货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金银比价的巨大差额，白银卷入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以银换取亚洲的金，因此，16世纪中期之后形成的世纪货币体系，就更加不是单纯的白银资本体系，而是铜－银－金关系体系，16世纪中期以降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不仅来自白银驱动的贸易活动，而且来自铜－银－金这一“关系体系”的运动，或者说兑换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不是商品生产中心的新加坡和香港，却因为从历史上就处于多重货币汇兑的中介点，反而会成为繁荣的资本中心。
第四，因此，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来白银的稀缺性（从而导致白银长期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经济吸收白银的强大能力，而且更是因为：这种稀缺性只有放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才能看出，换句话说：白银的地位，只有从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货币汇兑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说明。而同样的，当1872年之后，由于欧洲各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从而导致了黄金稀缺，结果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造成了白银价格的迅速下降，这种白银价格的下降，一方面造成白银圈内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但同时，却更有利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对中国政府的借款的扩大发展。而这仿佛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在华投资的不断膨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币的弱势使然，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不断以生产和贸易的方式向世界让利的“朝贡贸易”方式的延续。
总之，不是白银驱动了世界，因为真实的历史要比这一简单化的断语远为复杂：自唐代后期以降，是白银在铜－钞－银的关系运动中如何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主导货币；而自16世纪以降，则是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白银如何成为世界货币；而1872年开始的欧洲金本位制度，则可以看作这一关系体系内部的反转。实际上，正如滨下教授所指出的，16~19世纪，白银地位的确立，只有在铜－银－金的关系运动中才能看出，正如美元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只有在与其他货币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表现一样，如果当今的世界经济是由美元单一货币驱动的话，那么，所谓的世界经济反而就不存在了。
滨下教授已经移讲习于中山大学，他将其写作为“孙逸仙大学”，因为“中山”是孙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时用的名字，也许在一个胸怀中国式“天下”志愿的学者看来，孙先生竟然改了一个日本名字，这本身就如同近代中国的命运一般，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但是如果把视野展开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不得不有一系列疑问，而这些疑问都与孙中山先生为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发动的中国革命有关。
如果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不过就是亚洲区域贸易和金融体系扩大的结果，即使是欧洲的进入也不过是借助了、发展了既有的亚洲区域体系，19世纪以来欧洲的金融扩张和金融霸权，也不过是既有的铜－银－金关系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否就不存在了呢？1500年以来，在欧洲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战争国债体系──那个曾经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斥的帝国主义金融制度，难道也是世界金融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吗？而在滨下的体系中，仿佛没有民族国家，战争、暴力的地位，而Charles Tilly却指出：强制与资本，民族国家、战争恰恰是自19世纪至今世界史的主题，战争国债制度乃是西洋现代金融体制的基本动力。但是，无论天下秩序和朝贡贸易体系多么和平而文明，这一秩序却极大地弱化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弱化了中国以国家的方式支配经济、贸易和金融的能力，文明最终弱化了中国的武力，使得她在1895年连日本的军事打击也不能回应。文明一定能战胜野蛮吗？和平一定能对抗武力吗？1840年以来惨痛的中国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难以忘怀的答案。漫长的20世纪可谓是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持续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货币的成功发行，人民币的发行（1948年12月30日），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人民币的主权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奋斗的最伟大成就。而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滨下武志曾在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说：“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我以为这其实是揭示了孙中山先生“货币革命”思想的核心，即废除白银流通而实行国家主权货币，这一思想，最初在1935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法案得以通过。但是中国财政在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情况下，采用白银为财政基础，是否其陷入现代被动的一个原因？进一步说，使得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在于被动地顺应世界潮流呢，还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切，我们并未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看到答案，也许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中国人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必须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 删除  2010-08-15 21:19:23 logostop 有本事就把书中所写一一驳倒~~

这本书就不值得评论！我不屑！

给我们老韩家丢人！


> 删除  2010-08-16 13:49:57 夏允執 (读书听曲) 这本书可以出N版

> 删除  2010-08-16 16:36:23 不动如山 (甲斐之虎) 《五百年来谁著史》中直接引用“京都学派”的目的在于急切说明中国不仅历史上做过老大，而且未来同样可以做老大（只要有自己的货币、钢铁、枪炮），所以对“东亚”“亚洲”这些包袱重重的概念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了。

“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也一样问题多多，“逆什么流而上？”什么养的“主动权”？哪样的“自己”？

现在的韩毓海，再也不是那个嘘叹“人心似水、民动如烟”的淳朴山东汉子了！

> 删除  2010-08-17 09:50:5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010-08-16 16:36:23 刘小磊的宝贝 (宝贝现形记) 《五百年来谁著史》中直接引用“京都学派”的目的在于急切说明中国不仅历史上做过老大，而且未来同样可以做老大（只要有自己的货币、钢铁、枪炮），所以对“东亚”“亚洲”这些包袱重重的概念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了。

“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也一样问题多多，“逆什么流而上？”什么养的“主动权”？哪样的“自己”？

现在的韩毓海，再也不是那个嘘叹“人心似水、民动如烟”的淳朴山东汉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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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变化依然故我——雅各布。
变化的都是语言，只要心不变就行。。。

> 删除  2010-08-18 08:17:4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没错，“刘”君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呵呵。
但区区一个“京都学派”，如此点缀，似有小题大做之嫌；若论日本军国主义喉舌的历史投射，比之“东京文献学派”，京都恐怕要俯首称臣。若将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论”比作小泉，京都充其量只是村山富市，再者说，顾颉刚等人的学养，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白鸟库吉与和田清。。。
期待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动如参商，本就不现实，时局的反馈提供研究的样本，这是人文学科的应有之义，俺是相信那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国家教导我们，分析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想当初陈绍禹马列的论调是何其纯正，那中山大学许多冤魂何处说理呢？出版界的潜规则，韩毓海亦不能免俗。
PS：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见谅！

> 删除  2010-08-18 09:02:56 Thomas (风云入世多 日月掷人急) 典型的右翼知识分子。

> 删除  2010-08-18 12:00:3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overcast彤云
同为门外汉，请教二字万不敢当，真是折杀在下！
诚如彤云君所言，韩老师书中如能在引用注释中深入诠释京都学派的渊源，似更能使读者清晰；但“京都学派”却非只言片语的介绍即可使阅者了然于胸，按国内学界的共识，“京都学派”仅狭义指向“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而非其本意上包含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指代范围的大概念；若仅局限于东洋史学这一派，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内藤湖南三大基石学术上的同与异仍需连篇累牍，区区注解喧宾夺主于主题，个人认为，是作者一大忌；只要观点可服务于全书，依然是一个学术借鉴，政治背景或可忽略。
再者，韩老师以杂文文风串联历史叙述，难免“汪洋恣肆”一些，从读者角度看或有文章与论据“硬接”之嫌，我想，千人千面，史学界如果一片“乾嘉”之风，也不是什么好事。至于“京都学派”的介绍，彤云君如有兴趣，可参阅这本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52397/。我在此班门弄斧，已然贻笑方家。
而“东京文献学派”始创于白鸟库吉，滥觞于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其史料批判考辨，比较语言学分析，东北亚民族研究等都值得国内史学同仁学习，礼失而求诸野，无论东京还是京都，只要其观点方法有助于我国史学整体进步，有助于学者推陈出新，“拿来主义”就不应是禁区。个人观点，粗鄙不堪，见笑了。
PS：个人感情上讲，完全支持鲁迅先生对白鸟库吉江上波夫甚至是顾颉刚的立场。
其实我也部分同意“刘”君的看法，很怀念写《天下·江山走笔》时的韩毓海，磊落英气又略显青涩，落笔无悔却义薄云天。。。

> 删除  2010-08-18 12:03:5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天下·江山走笔》
这个好像也要出修订版

> 删除  2010-08-18 12:13:13 青蟾 嗯，书后预告了即出的两本书，《龙兴》和《天下》修订本

> 删除  2010-08-18 12:22:3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overcast彤云

如果从政治上细抠，自《天皇教育敕令》肇始，经过美浓部达吉事件，东京京都二派已然纯粹庙堂殖民地，学术独立仅仅一厢情愿而已。但回过头来，现代民族国家有脱离政治（或资本）羊水的纯学术吗？至少在下粗鄙，无缘得见，这恐怕和非盈利组织面临的困境相似。
即使强大如乔姆斯基，舆论界对其一边大批资本主义，一边“欣然与资本合作”嗤之以鼻，而其头上的光环，也仅是西方宣传其民主包容性的赋格而已，这同样是政治，难道我们也要将其拒之门外？
学术思想交流是必须的，现在的混乱是缘于学界否定政治妄图纯洁学术而带来的身不由己的陷入另外一种政治，个人管见，直面政治才能真正搞学术，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删除 2010-08-18 12:46:17 [已注销] 2010-08-18 12:38:24 overcast 彤云 ((Only Connect))

但是国家直接参与控制和生产，或者直接服务于国家（或资本）的“学术”，与本源并非如此的学术应当还是有差别的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顶！

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无法完全抽离于学术的，但这和赤裸裸地服务于价值判断，服务于政治的学术还是有所不同的吧。

真正的学术还是会力求中立，乃至敢于直面事实，并基于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价值立场（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对事实的看法是会影响价值判断的）。这也算是学术诚实的一个方面吧。

> 删除  2010-08-18 12:50:3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彤云君，您太客气了！
现在不仅是史学式微，整体学界也裹足不前，学术“快餐化”，学术“狗仔队化”大行其道，但偏偏国人打肿脸充胖子，“沉淀成本”愈发沉重，想掉头恐怕已经晚了。以西泠印社为例，当初吴昌硕，沙孟海坐镇时，威慑东洋，待到启功，日薄西山，对比日本与我们对待启功先生的评价，可见一斑。
正视不足才能进步，现在“大师”满天飞，借用郭德纲的话——名片管理制度不严。。。
对于历史我确实是门外汉，当今“水发”的大师们的作品是在读不得，只好回溯先人。

PS：对于启功先生我并无半点菲薄之意，言语中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朋友见谅！

> 删除  2010-08-18 13:01:2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彤云君
我的发言被审查了，真是无可奈何。
握手！很高兴和您交流！

> 删除  2010-08-18 13:40:01 下一个路口 《天下：江山走笔》里面有一篇《重新开眼看日本》，其实对日本经验有比较冷静的认识，也有很多是当做教训的。汪晖最新关于琉球的论述中，详细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从惠灵顿1864年出版的国际法中汲取民族—国家的内核为自己在亚洲的扩张做法理准备。韩毓海的《五百年》借京都学派的酒浇自己的块垒，对打破长久一体的历史学叙事当然是有贡献的，但对前提一定要厘清：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

> 删除  2010-08-18 13:45:41 龙蛇起陆 (直使天惊真快事，不叫人骂昰庸才) 古代中国在49年后便与现在的中国割裂开来，现在大陆所谓的文化制艺大规起源于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韩先生关于宋朝以降国家控制力的观点确实有启发的助益，但大赞今朝的农村控制力总有谄媚之嫌，现今的基层与王荆公所说有二吗！

> 删除  2010-08-18 13:57:18 下一个路口 楼上说“大赞今朝的农村控制力”，其实倒不是赞现在的控制力，而是说有控制力的可能。

> 删除  2010-08-18 14:53:2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2010-08-18 13:40:01 下一个路口 《天下：江山走笔》里面有一篇《重新开眼看日本》，其实对日本经验有比较冷静的认识，也有很多是当做教训的。汪晖最新关于琉球的论述中，详细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从惠灵顿1864年出版的国际法中汲取民族—国家的内核为自己在亚洲的扩张做法理准备。韩毓海的《五百年》借京都学派的酒浇自己的块垒，对打破长久一体的历史学叙事当然是有贡献的，但对前提一定要厘清：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





是做霸道的鹰犬还是王道的干城，也就是张承志在《致日本》里提出的问题

> 删除 2010-08-18 15:19:27 [已注销] 2010-08-18 14:13:51 overcast 彤云 ((Only Connect)) “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赞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 删除  2010-08-22 04:59:35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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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由于“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这一个前提不成立，韩毓海后来所说的也就成了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

”近世“”最好的标志应该是有关政治、经济的思想，是否具有“近世”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生产总量。单纯的商业金融活动不能产生近代科学、近代工业革命，这需要有世界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作为前提。我们就没有法子将儒家思想和相对论、核发电站凑合在一起。

以中国传统的本土的世界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路向，别说通过商业金融活动率先走进类似于西方的近代科学革命、近代工业革命，就是引进、模仿已经发生了的现存的近代科学革命、近代工业革命，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当然，这里只是直接说出结论，要做出论证不是一个跟帖所能做到的。

韩毓海、汪先生和井底一样，都是没有根据，又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人，尽管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

> 删除 2010-08-22 07:00:43 aaa “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
拉倒吧，还是先想清楚一平方公里是多少平方米，再说别人“信口开河，遍体硬伤”。

> 删除  2010-08-22 21:18:19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2010-08-22 07:00:43 aaa “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
拉倒吧，还是先想清楚一平方公里是多少平方米，再说别人“信口开河，遍体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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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透露：中国大陆耕地面积每年减少43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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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8月25日08:57 华声报

华声报讯 北京8月24日消息，近年来中国耕地面积逐年递减，1999年与1996年相比，耕地面积净减1300万亩，平均每年净减433万亩，土地资源形势很不宽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今天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时说，耕地资源保护虽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实现耕地总量平衡的目标任务艰巨。

邹家华说，最新调查表明，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5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3%。全国2800多个县(区)中，有666个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1997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根据预测，中国人口即将达到13亿，到2010年，人口将达到14亿。届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即使耕地面积保持不减，人均耕地还将减少。

邹家华说，为了控制耕地锐减的势头，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据统计，1999年，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全年补充耕地与建设占用耕地相抵，增加299.7万亩。同时，全国还有7个省市未能实现占补平衡。

邹家华说，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从1996年到2010年15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要求控制在9661万亩以内。到2010年全国要求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等多种方式补充耕地6612万亩。增减相抵，到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净减少3049万亩，全国耕地面积将降为19.20亿亩。


注意，以上为2000年的资料。




世界人均国土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只有12.4亩，少32.1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只有1.3亩，少3.5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只有5.2亩，少5.2亩；
世界人均林地面积为13.6亩，中国人只有1.6亩，少12亩。
1亩地=666.2/3平方米 1平方公里=1000000平方
不好意思世界排名很难找,我记得地理课本上好象有,找找看.

回答者： lixuliang101 - 七级 2007-5-26 10:33


> 删除 2010-08-22 21:53:49 aaa "1平方公里=1000000平方"
有进步，鼓励一下。尽管前面引用了一大堆无关数据占用了系统资源，最后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给出了答案。以后希望你不仅会用除法，还能懂得单位划算。

> 删除  2010-08-24 00:44:36 曲梵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注释辑要



编者按：《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来，备受争议，可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亦有热心读者，或撰文回应，或秉笔纠谬，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作者退而自省，于是有增订本问世。增订本约增加三分之一强篇幅，论述更为翔实精到。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增订本中许多注释，皆为作者半年多来考索求证之成果，辑录如下，庶近乎当代版《日知录》。





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一说源自董仲舒，武帝时贵族、豪族冶铁铸钱，危及国家铸币和税收，成汉之大害，故武帝以国家错（铸）币之法纠正之，豪族、贵族因之以“与民争利”诽谤武帝。王利器指出：“他（董仲舒）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逐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说明董仲舒扮演的‘为民请命’这出剧是怎么回事了。”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年，第8—9页



山西的世界史地位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了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它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经济学家浦山


浦山，曾用名浦寿山，1923年11月27日出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浦氏兄妹中产生了浦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浦安修、浦熙修、浦洁修等杰出人物。浦山1943年赴美留学，1949年以《技术进步与就业》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浦山先生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9年回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英文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浦山先生于2003年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成就，可参见他的好友、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R.克莱因的《浦山的学术思想》以及他的学生余永定的《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两文均收入《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蒙古人造成欧亚一体化


蒙古人造成了欧亚一体化。通过建立由许多驿站构成的通信网络，极大促进了贸易、外交和传教活动的开展。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派往西方的使节——拉班扫马，是出生在元大都的景教徒，曾作为波斯伊儿汗国的代表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兰西。同时帝国还召集大量的能工巧匠为蒙古服务，巴黎的金匠圭劳姆·布彻仅是其中之一，蒙古人管理国家的主要服务者是畏兀儿人，税收的主要管理者是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如阿合马、桑哥。


关于专制主义


最为值得重视的是，韦伯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论断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新儒家和儒家传统维护者，如钱穆认为明代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废相之后，自秦以来皇权与宰相联合治天下的体制从此彻底崩溃，中国遂自明以来进入到皇权“一元论专制”的时代。但是，钱穆对于“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于皇权与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权力制衡的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体制基础，其实来源于上古的两个世系：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前一个是贵族承继世系，后一个是向平民开放权力的世系，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权力向平民开放，并不是单指向士大夫开放，而且包括向士农工商——特别是少数民族开放。李世民这种有少数民族血统者、朱元璋这样的贫苦农民之所以可以当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尧舜的平民世系，在这个意义上，钱穆等中国儒家本位主义者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凡是不重视“士”的时代，就必然是专制的时代，这与韦伯一样，同样是得出了中国文化为“专制主义”的结论。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而言，这两种意见出发点不同，而结论和实质是相同的。


阳明学与《实践论》


王守仁的思想代表着人类哲学走向现代的革命，这特别表现为将世界由“表象”，理解为自我认识的“对象”，此所谓“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本书第2页）同时，王守仁将人类思想活动划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知识。此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本书第6页）。根据王守仁，人类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统一的，此即所谓“知行合一”学说。举凡近代欧洲思想的基石：自我、自由、理性、意志、认识、物质——这些范畴在王守仁那里早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换言之，这个体系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诞生得早得多。以宋代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经过孙中山等人阐发，最终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再次达到高峰。对此一中国思想发展脉络，本书第二卷将有更为深入的阐发。



孔学发展的七个阶段


用陶希圣的说法，孔学发展史有七个阶段：由封建贵族的固定身份制度的实践伦理学，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权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并带来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至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七变为欲使孔子“三民主义化”。


韦伯及其贡献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被称为“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阵营中的一员，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威廉·罗舍尔等。他们的如下贡献被视为开创性的：一，把历史视野引入到经济－社会研究中，力图摆脱抽象的、静态的和模型式的推演。二，把国民经济的研究放置在对国民生活的研究之上，强调把经济活动看作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因为以下七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整体：语言、艺术、宗教、法律、科学、国家、经济。


气节之可笑


清兵甫至江南，第一个投降的就是东林党要人钱谦益，钱作为复社的领袖，这很能说明东林党人所高标的“气节”之难以测度。而另一方面，陈梧桐认为，对于明朝宦官政治的贬斥，有现代政治影响历史研究的因素在，特别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和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将国民党之特务政治与明代宦官制度相比附，其对明史研究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见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


张居正对道学家的宣战书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首在“省议论”，可谓对道学家的宣战书，其曰：“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计。”这些话说到了道学政治之核心弊端。见《张居正集》，张舜徽主编，荆楚书社，1987年，第2页。


朱纨死于缉私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05404页。另据宫崎市定：因为苏州是绢的主要产地，而不是通商口岸，故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日本人和浙江人在双屿岛私自设立国际贸易市场进行交易，此处便成为倭寇与巨商聚会的重要据点，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进攻海盗据点双屿，并焚毁了走私贸易市场，此举断绝了豪商的财路，故浙江地方豪族遂活动中央政府官员，进行了罢免朱纨的运动，朱纨被罢免下狱后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需人也。”遂服毒自杀，从朱纨所言“吾贫且病”，可见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其死，是因打击走私贸易而开罪于巨商大户的原因。见《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239页。


抗倭英雄多死于官商勾结


胡宗宪继朱纨之后任浙江巡抚兼总督，他破倭建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严嵩的强力支持，而严嵩垮台之后，胡宗宪也被弹劾下狱，最终饿死狱中，弹劾他的依然是朝中与闽、浙豪商相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万历年间抗倭功成者为戚继光，则主要是为张居正所重用，而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亦被排挤而去。可见，朱纨、胡宗宪、戚继光这些抗倭英雄之所以皆无好下场，皆是因为倭寇问题，实际上就是终明一代官商勾结所致。


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力量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由于是皇权直接面对基层，必然造成上下脱节，而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明代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宗法势力与海外贸易的结合，终酿成海盗、海商势力的庞大，这在明代，主要是浙江、福建两省海盗势力猖獗，而到了清代，更有所谓“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之说。立足中国基层的地缘而形成海洋共同体，由海商、海盗而发展为海外中国人共同体，乃是50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上下脱节的痼疾，在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表现，它既构成了瓦解中国制度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这从康有为等的“庚子勤王”和孙中山革命都依靠东南沿海的海商势力和海外中国人群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历代政治之核心


土地税、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历代政治之核心。唐之贞观之治，除了通过府兵、进士二途，将文武晋升之道开放给平民之外，就是均田和减税，即由十一而税的古制，改为四十而税一。而中唐两税法改革之后，均田不能实行，只能听任豪强地主占地，而国家只是向大户课税而已。一条鞭法无非将课税变成征银，而征银的主要对象，又是巨商富民。这表明支配中国财政的主体，已经由大地主，向掌握白银货币的大商人转化。



朋党考


“朋党”一辞指豪强聚众成党，汉时尤指流民与豪族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盐铁论·复古第六》：“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盐铁论校注（定本）》，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78—79页。


韦伯论王安石


韦伯说：“正如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改革企图走向专业化，文献里也有人主张：以现代官僚制里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取代传统通才式的官员，因为没有人能无所不通。不过，中国古老的教育理想与此等功能上的要求强烈相反，并且，连带地，也与我们欧洲机械主义态度下对于行政之理性的客观化的诉求，形成强烈的对比。”《韦伯作品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万历十五年》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万历十五年》）系黄仁宇先生在1976年夏天用英文完成，原名为《1587，无所作为的一年》，意在强调明代国家“无为”所造成的国家能力持续下降。中文本没有采用作者原意，这是个很大的遗憾。而且此书写就之后，在美国竟为寻找出版方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后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总算起死复生，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旋引起巨大轰动。走笔至此，想起此书出版小史，不禁感慨系之！


市场陷阱


中国历史上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作为市场竞争和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总起来说是可以通过改朝换代和制度的干预得到修正的；而鸦片战争后发生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则是帝国主义军事和金融掠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的结果，因此，就并非历史上的“均田”、“均富”所能解决的。



黄仁宇论基层组织能力


黄仁宇在总结经济发达的宋反而不能抵抗经济落后的辽、金、西夏时，即归结为宋代国家没有基层组织能力：“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宋）反不如辽、夏、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动员更容易。”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26页。



郭沫若评京都史学派


郭沫若说：“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茁壮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有过密切的交游……在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却也把那落后的三百年也补起来了。”见郭沫若：《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钱穆不懂康有为


对康有为是“伪儒”的批评和诟病，从戊戌变法时代就开始了，这些批评者包括当时的士大夫保守派，如荣禄等，也包括支持改革的维新派，如孙家鼐、张之洞等。今人对于康有为否定最积极的是钱穆，其最不满处是康有为对于宋明理学的打击，但是，钱穆的道学习气太重，不可能理解康有为把儒学改造为政治哲学和改革意识形态的思想努力和真实用意。





> 删除  2010-08-24 08:17:2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曲梵老师住在承泽园吗？“由曲径过山阿，则梵寺在焉”

> 删除  2010-08-24 10:22:23 曲梵 我无缘住承泽园，谢谢你为我的网名找了一个出处，我收藏了。

> 删除  2010-08-24 11:38:2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依稀记得《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中“承泽园”一篇，有皇子允礼序文：“由曲径过山阿,则梵寺在焉。西僧所修梵典，余自幼目涉心通。”
料想曲梵老师网名由此得来，故有此问。

> 删除  2010-08-25 15:32:51 下一个路口 曲梵是胡少老师。

> 删除  2010-08-25 16:24:49 曲梵 2010-08-25 15:32:51 下一个路口 曲梵是胡少老师。

不是的。

> 删除  2010-08-28 23:49:26 袁长庚是秋裤男 (我转运要到2013年，地球都毁灭了) 就是这位韩老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观影活动上公开承认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难以实现自我启蒙，而必须依赖资产阶级的引领，否则必将导致乱局，这一困境至今无法超越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左派，却从内心秉持这样的观点。是所谓一颗老鼠屎。

动辄想写“大历史”，动辄冠之以“龙”、“华夏”、“天下”，仿佛唯恐别人不知祖上有多么显赫，这样的知识价值几何？我倒以为自我膨胀的成分居多

> 删除  2010-10-25 12:14:31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首页 >> 华声评论 >> 华声观点 >> 正文袁纯清向官员荐书也是一种大智慧2010-10-21 10:07:21　华声在线1169名网友正在讨论设为主页字体：【大 中 小】　　来自10月19日中国新闻社的报道说，袁纯清跨过黄河从陕西到山西任职省委书记，上任伊始便向山西官员荐书，意在让官员通过读书学习，以达到解放思想、打破官场陋习、重塑政府形象的目的。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肩负着造福一方的重任，一个地方能否科学发展、百姓安康、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主要在于主要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发展理念和决策水平。然而，报道称，当这位官员踏遍整个山西，他总结出“山西面临最紧要的问题是干部队伍对大发展思想准备不足。一些干部不去想大发展，不敢干大发展，不善谋大发展。”于是，他向官员推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和《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

　　我感到，袁纯清直言不讳指出一些山西官员对大发展的思想认识、重视程度和行动措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高度和力度，值得所有的干部深思，而他所推荐的两本书，更是值得所有的干部一读。

　　我认为，一些干部不去想大发展，不敢干大发展，不善谋大发展，其原因就是责任感缺失，其表现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如有的干部工作粗枝大叶、得过且过，对工作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有的干部工作被动应付，敷衍塞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部工作不主动、不细致，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往后退。这样的干部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抱着完成任务、应付差使的态度，不入脑、不入心、不上手。凡此等等，想不“出事”真的很难。

　　由此可见，对各级干部来说，责任心、责任意识是第一位的。一个员工不负责任，可能挨批评、受处分，甚至被扫地出门，这只是一个人的损失;而一个干部不负责任，就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利益遭受损失，甚至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回首看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那一起不都是与安全职责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到位、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有关。尽管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应有惩处，但血淋淋的教训我们能忘记吗?

　　记得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任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挥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都是责任使然。如果说，没有一以贯之的强烈责任感，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

　　正因如此，我认为，省委书记袁纯清向官员荐书，唤醒的是官员的责任意识，彰显的是一种领导智慧、领导才能、领导艺术，让人由生敬意。

　　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给我们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最大的失职。所以，我们要深刻领悟袁纯清书记向官员荐书的“良苦用心”，以责任感做事，常察社情，常虑民忧，常思己责，不遗余力地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而不以责任感做事，无疑等于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自挖陷井，自套脚索，自毁前程，损人害己。


> 删除  2010-10-25 12:15:1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怪不得神木的书记“被”人大

> 删除  2010-11-08 11:31:0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近日又读了一遍

> 删除  2010-11-09 20:31:30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读后感：读文史的同学应该学点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

准备把老版的送人，再买本新版的。

> 删除  2010-11-09 21:13:16 梦幻街小子 感觉韩的立场怪怪的。
他在对材料的剪切、选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个以论带史的方式，我很不喜欢。
我还是佩服陈平原先生论从史出的功力。

> 删除  2010-11-09 21:33:3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韩的叙述很给力

> 删除  2010-11-09 22:48:25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看前面跟帖有人提到井底，就是井底望天吧，他的《大国游戏》看了一半，兴趣不大，就送给别人了

> 删除  2010-11-10 09:27:33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井大的视域不错，就是法家的气味太浓了，哈哈

> 删除  2010-11-10 09:44:5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http://bbs.newslist.com.cn/thread-22481-1-1.html
张睿壮老师的视野，国内罕有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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