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洁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9日 07 版）
菲利普·尼摩（陈洁/摄）
《什么是西方：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法] 菲利普·尼摩著，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26.00元
●尼摩认为，西方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由多种民族连续传承的文明，在文明的传承中，有些人愿意接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外来价值，如希腊化的古罗马人、战败后心甘情愿接受拉丁文化的高卢人（他们中的两三代人曾经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皈依基督教的欧洲异教徒，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和思想家——自觉接受与自身种族不符的精神联系。
●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民主不是像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来自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是根植于和得益于中世纪政治神学的发展。
●站在西方人立场，尼摩对于中西方的“认识差”忧心忡忡，西方人对亚洲缺乏认识，而亚洲人却很了解西方。所以现在，尼摩最感兴趣的是不同文明的对话，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好奇。
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哲学家，当代法国著名学者之一。1949年生，毕业于法国圣克鲁高师，先后任教于图尔大学和奥古斯特·孔德学院，现为巴黎高等商学院—欧洲管理学院的教授，兼巴黎高等商学院经济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早期致力于将奥地利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哈耶克介绍到法国，同时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方政治思想史，探讨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兴起的根源。出版有十余部论著，《什么是西方》（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是他第一本被引入中国内地的专著。
誓为哲学家
十六岁的时候，尼摩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一名哲学家。那时候的他在一所“重点中学”——最好的大学预科班之一——读书，成绩很好，还有当军官的父亲，优越的家庭，他本来还可以有很多别的选择：工程师、高等公务员、律师，或者神父。每一种角色他都感兴趣，但尼摩最终决定当哲学教授。因为他发现自己虽然兴趣广泛，但最热爱的是哲学和神学，所以，他只需要在教授和神父之间选择，结果他选择了前者，虽然两者同样有社会声望、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很高，但哲学的好处是可以统摄他其他一切爱好的，经济、艺术、政治，都可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从那以后，成为哲学家的理想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重视哲学家，认为思想家对于国家有特别的作用”，尼摩认为这是法国和中国的共同点。
因为家庭出身和宗教原因，尼摩选择就读的是教会学校，而不是公立大学。当时的法国最重要的教会高等师范学院一共有4所，两所男校，两所女校。四所学校的录取率都很低，大约是15个考生录一个。
但尼摩顺利地考取了这所以“圣”字打头的学校：圣克鲁高师。在那儿，他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德语，并大量阅读经典。也就是在这里，他经历了席卷整个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左倾狂潮。
尼摩有个同庚的好朋友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当年是狂热的毛泽东主义者，学生运动领袖，跟随法国的无产阶级左派代表团跑到中国，被周恩来接见过。在激情消散之后，克里斯蒂安·让贝也成了哲学家，专门研究伊朗、伊斯兰哲学和诗歌，并对神秘主义感兴趣，其名言是“哲学家若说自己的生活与其思想无关，那他就是梦呓者”。
因为克里斯蒂安·让贝的影响，尼摩也开始研究马克思，并参与了一段时间——准确地说是半年——的学生运动。尼摩笑着说，他这一辈子，只有那六个月是左派，其他的时间都是右派。
与此同时，尼摩还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开始做相关研究并有文章发表。他也研究《圣经》里的约伯，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等等。在宗教的浸染中，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浪漫的基督教徒，没有偏废地热爱科学、哲学和基督。
从20多岁开始，早慧的尼摩就已经毕业留在大学教书了。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感受不同的校园环境，发现自己真正的学术爱好。但他也意识到学者往往只是从书本汲取知识，对于具体的生活缺乏经验，从而养成脱离现实的书生意气，所以除了书斋，他也想在“事功”方面有所历练，所以从27到30岁，他参加了3年的政治实践，先后在两个政府部门供职，参与商业和手工业部、劳动部的内阁工作。
从政的那3年，尼摩要跟各部部长等政府高官打交道，与总理、来访的总统们也有过接触。他用“疯狂”来形容那三年的工作状态，政治绝对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而且三年的时候也足够让他明白了一点，“我可不是干政治的那块料”。他离开政坛，回到了象牙塔。但这段经历很重要，对他成为哲学家非常有用。他知道怎么思考才是正确的方向——不仅是逻辑的，而且是现实的。同时他也很骄傲地宣称，自己不是书斋型学究，是有很多生活的哲学家。
之后数年，尼摩将主要的精力用于阅读哈耶克、卡尔·波普尔、法国19世纪哲学和神学著作。后来他又转向历史，开始做思想史，因为他觉得要真的理解思想和解决问题，光有理论思考是不够的，还要从历史中找根源和答案。他曾经出版过一本超过3千页的著作《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史》，1998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改名为《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再版。说到这儿时，尼摩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下书的厚度，满脸都是得意洋洋的笑。
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做准备，为他之后在原创的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有所建树做准备。
什么是西方
就像尼摩在接受采访时，试图梳理明白，他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子，他的学术则是另一种探求：为什么西方和西方文明是现在这个样子。
“西方”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又模糊，尼摩通过历史钩沉提出，西方文明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
但是这一系列因素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建设和演变过程之后的伟大成果。尼摩提到，演化成“西方”的文化元素分别诞生于西方历史上的五个关键时刻，它们是：1.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并创造了法治自由、科学和学校。2.古罗马人发明了法律、私有财产和人文主义。3.《圣经》的伦理观和末世论改变了历史时间，使慈善高于公正，线性时间倾向于末世。4.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选择了希腊的革命和罗马的法律两大旗帜，及其两者的统一：人类理性，从而实现了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首次融合。5.最后是发生于近代西方各国的重大民主革命，完成了自由民主的提升，证明了多党制比任何自然秩序或别的人为秩序更为有效。最后这一事件赋予西方一直前所未有的强大发展力量，使现代的诞生成为可能。
第一个事件通常被称为希腊神话，第三个事件被视为一种预言的诞生。事实上，总的来说这五件事都是奇迹，而且这五大奇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延续性，而是跳跃性的演化。
在阐释这种跃进式演变的时候，尼摩的有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出，西方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由多种民族连续传承的文明，在文明的传承中，有些人愿意接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外来价值，如希腊化的古罗马人、战败后心甘情愿接受拉丁文化的高卢人（他们中的两三代人曾经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皈依基督教的欧洲异教徒，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和思想家——自觉接受与自身种族不符的精神联系。尼摩说，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放弃狭隘的自我传统，接受显然优秀的外来文明。“我们欧洲人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是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森林里的野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是谁呢？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
尼摩阐释了一些或许有争论、但相当大胆而且发人深省的观点，比如，西方文明似乎是人类唯一希望进步（而不是循环或听从天意）的文明。西方的现代民主不是像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来自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是根植于和得益于中世纪政治神学的发展。
关于后一点，尼摩有专门的讨论，他论到现代自由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就有深远的思想渊源，其创立基础有八个学说要素：1.古希腊城邦的“法治自由”。2.斯多葛主义的天赋权利论。3.罗马法作为科学的法律。4.罗马法作为私有制的根源。5.从一种宇宙范围内的自由感到国家的非神圣化，《圣经》开始了一场宣告重大社会变革的道德革命。6.“教皇革命”的理性主义和托马斯主义。7.普通法传统。8.从圣伯努瓦的《教规》到公会议主义之间的天主教会的民主传统。
之所以有这些观点，或许与尼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关。尼摩是典型的“老派”西方人，他强调自己有三重身份：自由主义者、哲学家、基督教徒。这三重身份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密不可分。事实上基督教跟哲学从来就不冲突，帕斯卡尔既是神秘主义者，又是哲学家。
好奇于东方
当被问到如果可以从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三个城市中任选一地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会选择何处为归属地时，尼摩说，他不选择其中任何一地，而要三者统一所构成的“西方”。但他很快又宣称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事实上他对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东方，穆斯林，非洲，都很向往。原因是他意识到，没有“非西方”的观照，他其实不能真的理解“西方”是什么。
可是一般的西方人对于东方或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尼摩本人小时候对中国基本上毫无概念，学校的历史课只有很少几个章节是关于非西方的，只是提到了中国。因为父亲在印度支那生活过，也去过非洲一些法属殖民地，他才对远东和非洲有零星的了解。大学时他接触过一点儿中国近代史，仅限于知道有孙中山和毛泽东其人，在文化层面，对于日本和中国的了解，基本上等同于《蝴蝶夫人》和《图兰朵》，知道柔道和剖腹自杀。大学时很潦草地读过《论语》，这差不多就是他对东方知道的一切了。
所以，当他第一次到东京、京都和香港旅游的时候，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说，他当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东方文明的存在，但这种知道就像知道另一个星球存在一样，这跟有朝一日亲自踏上那颗星球看到外星人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当然，尼摩用了一个更客气的表达，说他像非洲草原上的布须曼人第一次到了现代化城市一样，眼花缭乱，而且全然不知所措。
站在西方人立场，尼摩对于中西方的“认识差”忧心忡忡，西方人对亚洲缺乏认识，而亚洲人却很了解西方。他在日本东京参观中学，十一二岁的孩子上历史课，学习内容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米提尼亚战争、马拉松战役。而法国的同龄孩子都不学这段希腊史，更不用说学习中国、日本或朝鲜的历史。尼摩举了个例子，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曾经对自己的伊斯兰文明充满自信，认为自己不可战胜。这种骄傲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的文明不再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有这样一个故事，奥斯曼帝国驻维也纳大使跟奥匈帝国皇帝随行，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名妇女穿过街道，没有注意到正走过来的皇帝卫队骑马走在前面的皇帝弗朗索瓦-约瑟夫停下座骑，他身后的随行人员（大领主、宫廷高官们）也停下来。皇帝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向女士致敬。这位女士这时才认出皇帝来，礼貌地回礼，不慌不忙地穿过马路，皇帝才和随行骑士们继续前进。当晚，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给苏丹写信，说，“我们根本不必惧怕这个民族，他们甚至给一个妇女让路”。但是随后的数十年间，历史证明了一切。
尼摩认为，西方人应该吸取奥斯曼帝国的教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现在，尼摩最感兴趣的是不同文明的对话，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好奇，他对中国的未来和现代化有未必靠谱的乐观，当然问题也很多：儒家文化是怎么构成的？如果中国确实做出来那么多众多的重大技术发明，那么它到底缺乏了什么，才使得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进入科学发展和启蒙时代？官员等级集团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尼摩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60岁的老人表现出来的强烈求知欲。他说他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很好奇，那么神奇和美妙，他年轻时对天文学有兴趣，因为天象是上帝神奇的杰作。他现在也想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它全部的秘密，它正在面临的威胁，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我还想知道得更多。”我好像能听到他这样对世界呼喊。
最后，尼摩引用基督教的话说，灵魂会去他向往的地方。是的，灵魂已经带着他到了北京，还会带他去更多的中国城市走走看看，也许是上海，也许是某个内地城市，因为他的灵魂热爱西方、同时对全世界开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