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李霞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
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 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 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 和民俗事象分类（ 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 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 往往是简单化了的） 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引发出了民俗学者对自身
研究实践的反思：
这些年来普遍采用的标本采集式的调查，所采集到的抽离出其语境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和民俗事象，能否形成有意义的学术资料积累？也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否能有效地被用于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而我们已做的这些研究是否有助于形成学科的核心概念和框架，使学科共同体能以此为基础，围绕一些共同主题进行讨论，从而使整个学科研究不断深入，而不仅仅是在同一层面上的重复和散化？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民俗学所处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把这种压力既理解为挑战，又理解为机遇。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越来越被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所渗透，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的“ 民俗社会”在逐渐消失，而民俗文化的各要素以种种方式和商业、政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民俗更多地从事象层次引退到观念层次，或者说认同层次。民俗学如何锻造出研究这类新现象的有效方法？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塑造民族认同所进行的文化建设对民间传统的重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等，正在为民俗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往被认为是建设新文化之障碍的、被贬为“ 封建”“ 落后”的民俗文化，现在开始成为重建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但是，在民俗逐渐从“ 农民的风俗习惯”转化成公共文化的这一过程中，到目前为止，民俗学似乎还没有传出与其学科地位相称的声音，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本色当行的影响力。至少在业内，这种现状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正是以上学理反思和由当前社会的挑战和机遇造成的危机感，促使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被提出来并被思考。中国民俗学要继续发展，已不再可能避开这些问题。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所反映的，正是主编者和各撰稿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这一关键阶段，本书所汇集的经验、反思和指向，将对未来中国的民俗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按国别和地区分五组收录了中国、日本、韩国、北美和德国的一些当代重要民俗学家的代表性文章。本书选编的目的之一，如本书主编周星教授所言，是“ 介绍中国及各主要国家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学术传统和流派、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等”。这样一部以国际视野全面而有深度地介绍民俗学之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读本，弥补了国内民俗学界在此方面的缺乏，相信对中国民俗学的从业者和学习者会大有裨益。
书中各篇文章皆以学科的基本问题为关注中心，呼应着当前民俗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重要探讨了以上各国的民俗学发展历程中积累起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研究现代社会的方法，以及未来民俗学发展之趋向。以下简略分述之：
(一) 学科传统中打磨出的理论和方法
一个国家某门学科的特色往往与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科传统相关联。中、日、韩、美、德等国的民俗学发展历程都各具特色。
或许是因为历史渊源和地缘文化因素，中国民俗学界对日本的民俗学似乎有着更多的亲近感。由柳田国男等人创立的日本民俗学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一整套很有自己特色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包括：对民具等有形民俗的重视，以社区为单位的民俗志记录，对田野调查的重视以及成熟的民俗调查操作技术，民俗地图绘制，以周圈论模式和重出立证法为代表的比较研究方法……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民俗学在学术积累和研究机构建制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他们对于整理研究成果的重视，从而使学术研究得以在不断积累的基础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在学科机制上，全面深入的大学教育、多种形式的自发研究群体，以及各具研究取向的研究所构成了日本民俗学的学科建制，它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又如，作为民俗学发祥地的德国，探求和发扬“ 民族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其民俗学追求的目标。这与中国“ 五四”时期民俗学开端时的旨归颇有一致之处。德国民俗学传统上从语言和心理角度对民俗之历史渊源的关注和探寻，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二) 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学
论文集的形式，好处在于能够博采众家之长，汇萃学者前沿性的、独创性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论文集常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关注方面，是由目前民俗学所处的新的社会环境所激发的、关于“ 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学”的前沿讨论。书中所选的多篇文章都是围绕中外民俗学所共同面临的这一主题展开———在当前的现代社会，何为民俗学存在之意义？民俗学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如何发展出研究现代社会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这些讨论，一方面体现在各作者对一些学科基本概念的讨论上。关于“民间”、“民”、“民俗”等概念的讨论，是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思考。以往关于民俗学之研究对象为落后的“ 乡民”、“ 农民”的“ 遗留物”意义上的习俗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所反思和批评。
另一个问题，是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这个问题在书中又表现为围绕着以下主题的讨论———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民俗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探索“ 人之存在意义”；以传承性事象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民俗学如何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提出新的问题，并保护和发展民俗文化；民俗学如何在社会应用和学院研究之间找到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立身之位置；在同样是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诸学科日益活跃和成熟的学科背景下，民俗学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形象？
最后，民俗学如何发展出研究现代社会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书中各篇文章或通过理论总结或通过经验研究来展现：民俗如何成为了现代人自我认同的依据；传统的民俗文化如何与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如何在动态中把握民俗知识；如何使民俗学研究深入到人们的意义象征和情感世界中；民俗时空与近代时空如何反映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经验研究和探讨展现了民俗学在研究现代社会方面的角度和潜力。
(三) 发展方向
一本论文集的选编，必然体现出主编者自己的学术倾向。编者在文章选录方面是“有的放矢”的，即其潜在旨归在于指向中国民俗学当前的现状和问题。书中所着重介绍的别国民俗学之长之利，往往正是我国民俗学之短之弊。例如，日本民俗研究中对物质民俗的重视、具有积累性的民俗志和村落志的编撰、民俗地图绘制方面的经验；美国民俗学界在学科建制和公共民俗学发展方面采取的策略、表演理论所体现出的对民俗之语境的重视，等等，都是值得中国民俗学参照借鉴的。所谓取他山之石，以求针砭、补助，或提供参照于中国民俗学。每读至此类会心处，不禁感慨编者用心之深切。
我个人对本书尤为认同和赞赏的，是其对民俗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尽管各国民俗学因为各自不同的发展背景、成长轨迹和学术传统，对民俗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侧重点，但所选录的各篇文章却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倾向。这些倾向大致可归纳为：
提倡整体主义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
提倡对民俗知识进行分层的、动态的考察；
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
从生活现象研究向情感心意现象研究的拓展；
对民俗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反思；
更多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及当代社会思想潮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我相信，对这些理论方法倾向的体认和践行，将是一门更具阐释力的、对中国社会有更多担当的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上、下册) , 周星主编, 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一版, 78.00元
来源：《民俗研究》2006年 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