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底特里希•哈特（Dietrich Harth）
王侃敏 译
前 言
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德研会，DFG）提供咨询和资助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即“特殊研究组织”（简称为：“特研组”，SFB），若干年以来已成为德国大学在研究政策方面最富成效的新倡举之一。大学里一个特研组机构要求教授们至少有四年之久跟年轻科学家们一起以多学科合作方式共同研究一个对于这些不同专业和系所的未来都很重要的课题。这样的课题一旦被找到，有关的专业之间将首先展开一场可能持续好几年的讨论。然后成立一个规划小组，最后再拟写一份内容详尽周全的申请报告。德研会将把此申请转给一个由其他大学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由他们来共同评估这份申请并决定是拒绝它还是赞同它。如果申请报告得到了委员会的赞同，那么委员会的专家们将访问提出此申请的大学，以便在那儿审察提出申请的人以及未来特研组工作人员的情况。
简而言之，延伸若干年之久的准备时间、必需有极充分理由的申请报告以及评审专家们严格的审核加在一起，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花费很长的讨论与规划的时间，而且也要求所有参加该项工作的人员能以新的（团队行动）合作精神进行研究工作。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方面的科学家们以前很少有群体共同行动的经验，所以在规划时期里他们就得进入他们所不习惯的学习程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们有机会进一步操练凡科学家都应具备的怀疑、倾听和自我批评这样的德行。当特研组还在准备阶段时人们就已能看到有这样的效果，这效果绝对属于新的科研方向，并且能大大提高科学交流中的人际交往能力。
特研组的模式如果运作良好也能促进思想竞争，这对所有科研工作的转变都会有重大的意义。别的那些不十分复杂的科研题目和革新想法也都可以从这个模式得到启示来发展自己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如果项目能得到评审委员会的赞同，那么它们将得到另外的著名科研基金会的资助。
我下面作为例子将要提及的两个特研组来自两个不同的大学，不过它们对文化科学基础研究发展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本地范围。它们分别是吉森（Gießen）大学的“记忆文化” 特研组（
http://www.uni-giessen.de/erinnerungskulturen/home/index.
html）和海德堡大学的“礼仪动力”特研组（
http://www.ritualdynamik.uni-hd.de）。两者都得到德研会的资助，资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少理论上的“多声部”纷争，而是为了将它们按声调加以区分、若有可能加以扩展、甚至改编成新的“乐章”。为了表明这两个特殊研究组织的理论方向，我使用“礼仪学”（Ritualistik）和“记忆学”（Mnemonik）两个概念。这两个词的构成有点像“符号学”（Semiotik）或者“修辞学”（Rhetorik），借助于这些词可以来界定理论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此外也可以解决如何在本学科内以及在交叉学科方面应用该理论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这类问题。诚如这里所依据的看法，记忆和礼仪都具有对文化进行标记性描述的普遍意义，所以不可以将它们纳入某单一专业的界线之内。众所周知，行为科学（民族学）、医疗科学和神经生物学也都论及礼仪化（Ritualisierung）与记忆过程。这两门学科同时涵盖了对拉丁语根词“礼仪”(rituale)与“记忆”(memoria)的概念史的研究，这一点也正体现了人文科学及文化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就这两个词的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类化及术语方面的改编而言，我认为此二词是属于所谓的“传统概念”，它们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起作用则既要归功于它们的古老的年龄、也要归功于它们在教育界里得到普遍使用的情况。
人文科学的改造
谈了以上开场白之后，我开始来谈与科研政策相关的一个印象。我得承认，这个印象应该归功于我对德国大学里已经机构化了的、能得到较长时间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总体观察。我指的是那些旨在对人文科学进行谨慎改造的项目，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变革。它虽然承接着比较古老的文化科学的传统，但是并不想简单地跟着它们走。在科学政策方面有重大意义的不仅是这项改造，而且，把研究题目集中在一些由不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亦即集中在一些参加研究的高等学校里——然后由此往外扩展影响，从政治上看，这样的一定的集中也很有效益。这是因为这些项目已设定要改变因循守旧的科研政策与高校政策。尽管这些新项目在材料的选取、人员及专业的组合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我这儿指的还不只是特研组），但为数不少的人员仍主攻一些重要课题。下面我想谈一下这些重要课题，以便对科研政策的发展趋势做些假设。
已经提到过的重要课题有—我举几个著名的主题词—“戏剧性”（Theatralität）或“导演”（Inszenierung），“演出”（Performance）或“表演性”（Performativität），“记忆力与记忆”，“象征性”（Symbolik）或“象征的形成”(Symbolisierung)，还有“礼仪”或“礼仪化”等等。对以上列举的课题进行表面化的归纳并不困难：导演、演出、表演和礼仪是一些描述行动的表达手段，用于可观察到的现象，可供研究机构深入研究；而记忆力、记忆和象征性通常说来指的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心灵变化过程。只有“戏剧性”初看起来是一种囊括一切的、适合于全范围的名称，不仅适合于设计舞台上或者礼仪中的象征性行动，而且也可用于跟记忆技巧相关的隐喻用语（Metaphorik）（即拉丁语的theatrum memoriae）。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戏剧性”这个词虽然听上去很古色古香，然而在新潮的科研领域它也被用来指代媒体性（Medialität）和电子影像化（elektronische Virtualisierung），即在所有文化层面上的公开性表演以及改变公众感受的方式。这个论点我马上还要接着讨论，因为这个词确实有一点时代精神，而且就藏匿在“后现代”这个说法中。
首先我想引用九十年代中期德研会一个重点项目“戏剧性”一文中的一句话，当时这篇文章流传很广，它还有一个大言不惭的副标题：“戏剧——诸文化科学中之文化模式”。文章里说：“我们现今的文化越来越明显地不再是构成在或体现在著作之中，而是体现在演出与表演的戏剧过程里，而这个戏剧过程经常是通过媒体才最终成为文化成果的”。此话固然不能算是革命性见识，但是对于这一个新科研政策项目本身，其意义却十分重大，该项目在1995年的时候甚至允许申请成为“开拓性项目”。它最初的计划只是一项由不同学科即“交叉学科”（interdisziplinär） 共同推进的项目。正如该句子所提出的、然后由该文章详细叙述的那样，此项目的着眼点其实不在戏剧史，而是在于文化的生产方式、感受方式和消费方式。从舞台的、也就是戏剧的演出过程角度看，这些方式本身具有强大的生长潜能。我再简单地归纳一下：按照他们的看法，文化不应该被看作是宏伟的纪念碑，而是作为过程存在于变化之中，这就是说，它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形成过程。这样一种观察方法当然也包含了制作人与生意人思想上的灵活性，即生产者、消费者以及中介人思想上的灵活性。
而这对于科研政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要是此项新方向的研究项目获得成功，那么在历史与哲学学科（例如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恒久的合作关系相对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经验科学（例如社会学与民俗学）而言就显得太死板了。这对德国大学里盛行的学科本位主义是一种相当大的挑战，不过这得另外讨论，不是本文的题目。我们还是回过头再去看刚才引用的句子吧，刚才那个地方说我们现今的文化“不再”由作品来构成，而是由过程。“不再”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们的意思是这样吗：从前的一切都跟今天的不一样，在从前，文化就摆在人们面前，不可摧毁，跟高山一样雄伟？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根据该重点项目详细叙述部分的介绍，人们倒是可以假定：这个简短的说法是要使那些与文化有紧密关系的诸多科学改变它们的视角—我喜欢把文化这个概念诠释为“象征性秩序的结构”（Gefüge symbolischer Ordnungen）—也就是说是要使那些与“象征性秩序结构”的分析有紧密关系的科学改变它们的视角，而视角的改变明天又可能得到另一个转变，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这个研究项目在我看来是在对未来的文化科学工作做出一个没有确切目标的设计，好像是一个对常规理论进行方法性修改和分析性试验的游戏场地，简言之：是一种敦促，敦促人们训练他自由的独创性。
评审人员在审核一个交叉学科合作研究小组时提出的一个典型问题是，“那么他们（指项目申请人—译者注）遵循什么理论？”然而面对开拓新方向的试验阶段，这样一个问题却并不切中要害。因为任何一种标准的理论都会干扰甚至破坏组内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在学术质疑方面的交流。正是一个无言的信念：“科学不可以对任何东西顶礼膜拜，包括它自己在内”，它像永动机一样不断推进着学术的交流。当然这会导致在科学内部发生持续的自我批评式的反省，从而损害科学本身在知识问题上所拥有的权威性。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找不到便捷出路的境况。因为在这个自相矛盾的境况里映现出了被科学生产出来的知识与现代的反省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们把这个现代称为“后”现代或者“第二”现代。这个现代的特征是要与第一现代的辉煌成就实行根本性的“结构决裂”，还要与那种传统科学能带来幸福的信赖感决裂。附带提一下，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范围：目前慕尼黑正有一个特研组在研究“反省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参见
http://www.sfb536.mwn.de)，此项目当然不是涉及从传统到现代的缓慢过渡，那本是历史学科所力图重现的；而这个项目则是要研究那些在现代化风暴与风险风暴中产生的不安全性，这样的风暴恰恰是由科学来推动与促进的，而且几乎是无可遏制的。
这里所谈的科学方面观点的改变虽然比较专断，但这个专断还是局限在依据现实经验世界变化的范围之内的。慕尼黑特研组明确表示要这样做。该组研究人员想要寻找经验世界发生变化的意义，或者简单地说来，是想要寻找这些变化的答案、再把答案融入到一系列问题之中。
但是为什么这个戏剧（严格问来）在上面引述的项目里被视为文化科学的“模式”呢，为什么不把比较现代的形式比如文化经营的或者大众媒体单位的组织结构视为模式？对此，该特研组给与了好几个回答，其中有几点对本文特别有意思：第一，“把世界看作舞台“，在欧洲文化传统里是一个很古老的指导思想；第二，舞台上角色们互为因果的整个情节构思早就用作社会学与心理学行为分析的模式了。人们或许还可以在这里附带提一下“演剧”(Drama)这个词，早就作为一种方法性的重构被用来象征异文化中的复杂情节过程，这是一个在民族学家的礼仪理论中也起着关键作用的变通说法（参见Turner以及 Geertz的著作）。所以可以说，戏剧这个模式融合了老的和新的东西，经过“修正”之后适用于分析当代的实践，而经过了“整修”之后也适合于在当代经验之光中再现已逝的文化进程。
科学的任务和概念的确定
接下来我们的兴趣首先转向概念的确定方法—在我看来—这个方法问题若用上述例子加以讨论是特别好的，当然它也可以用无数其他的交叉学科项目作为例子来加以阐明。现在让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我称之为科研政策新方向的这个范围里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值得去探究这个发展。
我想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来开始：科学本身其实也是它所研究的社会文化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无论是研究自身文化的学科，还是出于特别的好奇心而去研究异文化的生活世界的学科，这个定位都是绝不可能改变的。不过正像国家中之国家一样，科学在它位于其中的文化世界里仍然拥有一个自己的势力领域。它们有赖于这个领域，所以如果它们要与一般文化拉开距离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需要有自己的律法保护、一定的经济自治以及科学伦理准则宪章。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距离是它们所提出的有关认知与诚实的要求之一。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便是“专家文化”，这是一种对应于“外行文化”的、用来拉开距离的称呼。在我们后现代的世界里，科学方面的专家文化必需满足如下特殊条件：
•专家们必须尽量国际化，亦即全球化与分散化，即不囿于地域；
•他们不仅应该积聚知识，而且在他们的基本纲领中应该加入一条，即这些知识可以不断地、在得到一定承认的情况下被加以修改;
•他们对于那些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超越某一专业范围的科研工作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并且遵循超越个人的、不拘泥于前因后果关系而论的合理性原则;
•他们应该不断地反省自己对研究机构的依赖性；
•他们有义务在科学文化的高尚的竞争中，向公众展示出自己是杰出的生产力。
这份清单里包含的当然是理想化地简化了的、西方的（我想说是）具有欧洲特色的科学文化与专家文化的标志。这个判断绝不是陈腐的老一套，我们只要去考虑一下那些给科研政策新方向做指路牌的重要概念的文化和历史标准价值（normative Valenz）：戏剧性、礼仪动力、象征交流、机构转化、回忆文化等。我想从其中选出“礼仪”这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词来，它也是海德堡特研组的中心点。“礼仪”一词源于拉丁文的一个形容词，是一个总体概念，用来概括所有不同种类的特殊活动。带着这样一个含义，它在亚洲的语言里（更不用说在早期发达文化的语言里）都是没有对应词 的。尽管在海德堡研究组织的工作里面外来文化成分远多于欧洲的文化现象，但是他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使用礼仪这个概念，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例如有利于研究范围的界定以及组内同事间的交流等）也赞成他们这样做。
在符合上述原则的专家文化历史上，人们曾经试着给宗教科学与民俗学下过定义，那些尝试把礼仪这个概念的语义内容和工作内容都规格化了，为此人们首先采用的方法是完全按本体论的意思把集体祭礼行为中比较固定的东西视为核心。于是就把“礼仪”去与“神话”相对应，把持续的存在去与转化相对应，两者之间明显的相关性似乎可以完全辩白它们作为双重体制（zweifacher Mechanismus）的功能：可以用来开发非欧洲的文化、尤其可用来开发所谓“未开化”的文化。规格化过程里的一个重要的论点是把礼仪理解为一种手稿，就是说理解为是一本书面撰写的使用说明或者规矩手册，可以用来描述 经常重复的献祭与祭礼行为。这里不仅现露出了著名的无文字（此处：神话的）与有文字（此处：礼仪的）文化范围的思想对立，而且也显示出了当时常用的这个概念与基督教礼拜的巨大近似性；“礼仪”这个词今天的意思仍是天主教礼拜仪式的脚本。
上面大致勾勒的背景资料与今天科学的礼仪概念构成了明显的对照，今天的礼仪概念已准备跟“动力”相结合，把其古老的来历抛在后面（海德堡特研组的题目就是“礼仪动力”）。不过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里还能发现古老的使用方法中具有一种奇怪的粘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刻在词里和概念里的无法除掉的、我认为甚至根本就不必除掉的记忆力痕迹。因为记忆力痕迹给予专家文化范围之内需要重塑的传统概念（戏剧、礼仪、回忆或记忆力等）以一种可塑性，使得科学家们能比较容易地在自由化之光里研究归入这些概念的现象，而这个自由化是同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价值相一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期间已把这些价值提升为国际标准了。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家们为什么抓住这些传统概念不放、总是要研讨这些陈旧的文字游戏材料？为什么他们不是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那样去发明一种人造语言，来取代以前对各种现象所作的铜绿斑斑的传统解释？当然这是一个不必回答的问题，也可以说，其答案的一个部分已经包含在了问题里。该答案就是：所述的文化现象并不远离本体，所以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观察者与参加者(Mitspieler)两种角色分隔开来。文化科学家永远只能是参加(mitspielen)，哪怕他只是在一个虚构的取代他人地位的角色里也是如此。不过行为研究者和解剖学家办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参加。我想试着在规范化方面再作点解释。在谈论“传统概念”时我援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科研新方向项目里多次提及的重点词正是属于需要探索的范围；“参加”这个词也是指“会他人的语言”或者至少是“能明白他人的语言”。前几年还有人在说什么“良性诠释循环”（gutartiger hermeneutischer Zirkel）；今天这个比喻非但已经被忘却了，甚至在“误读”（misreading）、亦即“有意引导的误解”(das kontrollierte Mißverstehen)受到重视之后，它被疑为是诠释和被诠释物之间的神秘融合的结果。
科学上的专家文化
为了避免被人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再倒退一步回去。“传统概念”本身我认为也是需要研究的项目范围的一部分。上面谈到的它们的可塑性，按我的推测这也与它们抵制多元化的术语规范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传统概念饱含着传统，就像徽章一样是含混不清的文字与图像的综合。谁要是去探索记忆的形式、去探索戏剧演出般的人生或者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而且假如人们是按字面意义来使用传统概念的，那么谁就保持在继往开来的行列里，就可以自夸说是文化记忆力的持有者，而那种文化记忆力是只承认所谓大传统的专有的法规的。可是现在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科研政策新方向要制止的正是这种态度。而且他们也正在这样做，不过还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要废除掉传统概念。在重新提出传统概念中那个古老的、好比是封入了胶囊的概念语义学时，他们并没有采用传统主义者的墨守成规的方式方法，而是试着以批判的眼光重塑古老的语义学。上文已提及的重点项目里有这样一段话：“[与“把世界看作舞台”的巴洛克世界模式不同]，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关戏剧化的谈论，其涉及的是单个剧组或社会剧组展现真实生活的表演过程，尤其是他们自我表演的过程。只有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东西以及被他人感觉到的东西，还有为演出所投入的技术和各种操作等，是表演的组成部分。对于真相与假象的巴洛克式的区分在这里被作废了，不仅如此，那些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很典型的、在传统上也很通用的互为对照的概念也都失效了，比如真相、真实性、原本性等正面的概念跟显象、模拟、模拟象等负面的概念也失去了它们的对照性。”
批判性地重塑传统概念的这个例子，不仅因为引入了诸如显象与真实、正面与负面、当代文化与已逝文化等重要的成对概念而显得很有意思。而且还由于它指出了媒体的戏剧化应视为表象即模拟象，从而使得所有关于真实性与忠于原貌的想法都成了问题，而这些想法在传统的记忆力讨论中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对我来说，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观点，而是如上所述，是要研究在改变观点时需要做的规范化工作的策略问题。这个策略简单说来就是要与过去的东西拉开距离，同时赋予传统的关键概念以新的语义。附带提一句：按照我的看法，开拓新方向文章里陈述的理由很有点狂妄的现代雄辩术味道。比如文章中多次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提到“连续性与断裂”的变动比喻（Bewegungsmetaphorik），而最频繁重复的则是“现代与传统”的变动比喻。我的批评的用意只是不想过份夸大特研组成立时那篇文章的意义，但也决不是要过低评价它的新视角的策略功能。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上面引用的文字里（还有其他的例子可以列举）有“科研政策”的新特征，它们绝对要求人们去思索文化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长期以来的发展情况。
持续之中有断裂以及传统被现代所取代（文章中的说法），并不只是这些科研项目范围才有的特征。它们也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假如把它们纳入社会文化的世界，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再一次具体设想一下今天科学上专家文化所必须面对的挑战——那是一种由博学多能与怀疑论相混合的、把任何既定的传统性都排除在外的东西——，那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新方向在科学上的尝试在很大范围内就是对正在脱离传统价值的经验世界所做出的反响。我必需补充一下，这里涉及的并不是那个“传统已经完全多余”的看法。我们当然要保留许多东西并称之为“传统”。但是如果解脱它们对日常生活某些情况的既定约束，那就会使人们与传统的概念批判性地拉开距离。这里我就不再给读者提供一份有关修改概念这类尝试的清单了，在许多学术项目里——神学、历史学、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等——都已作了这方面的尝试。
只有一点我还想在此提一下，它直接关系到科学上和当代日常生活中有关记忆力与礼仪讨论的功能转变问题。我是指曾经被热烈讨论过的、关于“发明”与“创造”传统的观点，在此观点的后边隐含着一个“记忆具有选择性和不可靠性”的明智判断。“创造”这个概念在这里比“发明”更合适些，因为“创造”的语义介乎于发现与发明之间，它告诉我们有必要对记忆力的使用和滥用作出区分。尤其当某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当作公众礼仪上演的时候，更是必须严格地考虑这种区分。要是今天在公众场合（不言而喻在媒体工业参与之下）再现礼仪传统，那么与此相关的创造一般都屈从于“调换”法则，也就是“互换”法则。过去的东西由于遭到暴动、战争、自然灾害等等巨大的破坏，因此只是有选择地、残缺不全地流传了下来，其中有的东西正在被遗忘，而有的东西则被重新组装，成为组装件里可以换来换去的部分，比如在某些反复举行的纪念日的礼仪上就有这种调换。这样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就经常类似于一种幻象，是一种模拟象。在这种情况里，那些古物保护者和修复者（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工匠们），他们去除掉风化物，发明出一些美化了的复制品，在这样的复制品里容不下有关于“破坏”的记忆力——在记忆力与历史的重塑之间出现了深渊，我们有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描写那个深渊？
如果说传统是被发明或发现的，历史是人做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所谓回忆就是以忘却一部分事情为代价而把另一些事情唤醒过来。这里也有一个设计性的创意在起作用，这是指特殊范围内公众场合里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在纪念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个事件时会很具体地展示过去的时世，这就产生了历史学称之为“记忆空间”(Pierre Nora所谓的lieu de némoire或希腊语中的Mnemotop的东西。并非偶然地，这也使人想起古典记忆术的“空间-图像方法”：人们在精心布置的房间里放进生动的尽量完整的形象作为某些概念或教诲的代表。今天，如果一个乡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要给一个公众房间配置一些象征某个历史事件（胜利或失败，凯旋或罪责）的、用以思考或告诫的物品，那就是说人们仍在使用这个方法。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记忆物品里虽然记入了暴力的痕迹，但是它们所提供的感官上的象征意义却掩盖了暴力造成的伤害和没有愈合的伤口。由于图像和纪念性物件换到了新的地点、也由于它们集中了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在充分地从语言上展现图像显示的历史过程、然后让它消逝并保存到历史的记忆力里去的这些方面，记忆和记忆力都受到了阻碍。
比较文化学与时间之谜
在我看来，这种观察可以带领我们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以礼仪和记忆的研究为一方、以文化比较学为另一方，他们将加强对话并带来很好的结果。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院与波恩大学的古代美洲学研究所及民族学研究所协作进行的课题“文字、礼仪与文化记忆——古代中国与中美洲之文化比较”开拓了这条新路，他们尝试在礼仪研究与记忆力研究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在选用年代久远的文化现象时当然会触及到重现历史时的概念和方法问题。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展开讨论，只想简述一下跟记忆过程有关的时间体验这个大问题。
如果把“记忆力”和“记忆”这两个概念与时间体验联系起来看，（按照今天的认识水平）两个命题之间虽然有着重要的区别，却仍然可以看作为一个整体。“记忆”与单个事件有关，是“掉入”意识里的东西，就像法语词“souvenir”表明的那样是一种突发性事情。所以已经得到了科学考证的历史记忆里总是记着跟事件有关的人物（即历史主体的）名字和（事件的）日期。群体与个体的记忆也跟事件有关，不过相对于忠于史实的历史记忆，它们通常不受史实陈述的限制，而是倾向于编造传说。令人惊奇的是：传说是没有时间的，至少当它们继续存在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群体（例如在政治或宗教庆典时）会把传说纳入他们共同的礼仪行为中而成为一种传统。
“记忆力”这个概念却不只是单个事件的记忆库（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装有无数记忆物品的房间），而是进一步成为所忆事物的认知组织者。记忆力与思想是一对孪生兄弟，就跟纪念与怀念两个词一样。从这个角度讲，记忆力这个概念不仅具有“在时间长河里辨认方向”的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意识”之功能。换言之，记忆力促进时间的延续性，亦即能让当今通过过去来准备未来，这里当然是指向前看。比如，假定我把过去理解为是“未能兑现的诺言的墓地”（Ricoeur），那么我会把另一种的未来景象定为我现在行动的指路明灯，而不是加入到整天把“一切都不错！”挂在嘴上、并怀着崇古心情拜倒在古代脚下的俱乐部里。这正是对历史学总是追忆既往加以批评的核心点。这种批评通过结合怀疑的方法可以阻止集体记忆归于机械的重复或落入愚昧的延续性幻觉里。
讨论了记忆力可用来辨认时间方向的作用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求人们对创造记忆的集体进行科学的批评，以便能正确地评价礼仪在记忆力与时间结构中的作用。没有一种文化是不含有时间构成的，而没有时间结构也就不会有礼仪化：宗教历书同时就是礼仪历书，它们是在争取压倒竞争对手和争取本教义的合法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我们不应忘记，主宰西方历史记忆力的格里高利历（即阳历—译者注）是源自（那撒勒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行刑仪式，该仪式后来就作为一种礼仪成为计算新时代的起始。其实我们不需要从远古年代出发来研究时间的记忆力与礼仪性时间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我们每天都能碰到。当我们问候别人或与人告别时我们都在重复小小的礼仪，也就是“小小的虔敬”（Goffmann）；在它们象征性的表情与手势里，记忆和期望被融合在了一起。此外每星期时间的分配和供思索用的星期日休憩不也是从礼仪性的顺序排列来的吗？那么一年的时间过程呢？平日与节日有节奏的交叉不正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礼仪文化的产物？
民族学礼仪专家拉帕波特（Rappaport）提请我们注意不要把礼仪能构成时间的作用同时间结构本身相混淆。礼仪的时间构成不存在于人为的时间计算法里（这里指的不只是钟点，而是指所有人为的时间规定）、而是存在于另一种时间计算法里。礼仪的时间构成存在于时间和时间的间隔之中，存在于“时间外的时间（time out of time）”里，它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礼拜习俗里，而且也能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拓宽个人的时间体验。曾有一位去麦加朝圣的人这样叙述他的感觉：“我觉得我正走向我（死后）的过去，而同样地，我的过去也正朝着我走来。在某些地方它跟随着我，一再获取我，要让我进入一种很可笑的介乎于权宜与决断之间的犹豫不定的状态之中。我重新发现了我的存在”（Abdellah Hammoudi）。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由礼仪而感应产生的宗教性极度狂喜的心态，也见于文明社会里形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生活里的周期循环，它们在时间方面有规律的变更和节奏是绝对不能缺少为此目的而发明的礼仪的。在进行礼仪的时候，时间不再像是一支直飞目标的箭，它好像获得了另一种意义，成为可以进行多维观察和体验的对象。
上面简短地思考的是被忆及的时间与被礼仪构成的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如果这个思考不去触及一下不同文化时间观之间的差异，那么以上的评论就未免太片面了。当然，这里限于篇幅只能对此作一点提示和估计。法国哲学家与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曾经在他对欧洲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古典思维模式进行比较时探讨过这两大块文化区域的时间概念问题。他认为他在孔子的典籍、特别是在《易经》 里发现了一点跟欧洲人的时间哲学观点很不相同的时间观。两种时间观有区别的原因肯定不是像人们常以为的那样是由于缺乏抽象的时间概念。朱利安说中国的传统其实是发展出了一种——用莱辛的话来说——“有效瞬间”（fruchtbarer Augenblick）的想法，这种想法同礼仪性的四季交迭有内在的相似之处。等待“合适时刻”才进行行动，总是被看成是明智的。据朱利安观察，凡致力于这种明智行动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进行长远的、在可测时间里加以实施的规划，因为这些是欧洲思维模式所特有的。
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推论下去就能看出，由礼仪构成的中国时间模式，即“合适或有利的行动瞬间”，可以是研究其他非欧洲时间观的基础。我估计，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个假设的话，它一定也可用于记忆的其他概念，因为在西方的记忆力内涵中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吞噬和消灭过去的，而且认为只有把曾经发生的事情写进历史才能抵制时间的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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