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学者的人文社会科学观
──访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李捷理
作者：张肖雯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1-1-20 9:42: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8期2版“资讯”文章之一。
李捷理，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该校国际发展中心主任。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CPSS）会长，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USCS)理事会主席，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获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利兹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88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西佐治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90）和加州大学（河滨）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其研究领域侧重历史比较社会学，社会变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冲突与解决方略。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国家为何解体与崩溃——历史社会学的八大案例》、《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社会学》、《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并在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
海外华人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人文社科领域的海外华人教授更是这股力量之中坚，因为他们直接置身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与美国的精英阶层有着最直接的接触。这不仅因为他们本身已是其中一员，他们的职业也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对美国年轻一代了解中国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2010年11月5—7日，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CPSS）第十六届国际年会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本次大会由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主办，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协办。年会的主题是“聚焦中国：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及相关问题”（Engaging China: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eyond）。这次会议是全球华人人文社科专家学者的又一次重要聚会，与会者就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本次年会的主要筹办者，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捷理。
1打造多学科交流平台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成立于1995年，并于当年在马里兰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能请您介绍一下协会成立的初衷吗？
李捷理：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美国大学人文社科领域的华人学者人数渐增，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随着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大批中国学子赴美留学，其中有部分人学成后在美国的大学谋到教职，为了相互熟悉及合作研究的需要，很快出现了以专业为主的诸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华人教授协会。到了1995年，一些华裔教授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能汇集人文社科不同领域华人教授的学术团体，ACPSS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其成立之初的目的便是搭建一个多学科共享的交流平台，协会的首任会长是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次年会的主题是“聚焦中国：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及相关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您认为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捷理：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最近处于敏感时期，所以会议主题与当前人们关注的议题紧密结合，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会议中有关中美关系的分组讨论吸引了许多听众，其中有来自哈佛大学的师生，也有从哈佛大学周边学校来的，如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等。总体上说，这次会议为中美学者提供了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这与单一学科（如历史学协会）交流的平台不一样，它反映了ACPSS年会所特有的一贯风格——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了解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对同一议题的不同观察视角，即一个交叉学科的视角。这也是历年参会者反映获益最多之处。
近几年，ACPSS年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北美以外的华人教授学者前来参会，今年来的更多，中国国内的著名高校都有学者参加。同时，还有来自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的学者。除此之外，在本次年会中，与会者广泛和深入地探讨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所遇到的挑战，这也是中美关系在文化交流上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我认为，未来5—10年是孔子学院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能达到自给自足，并且生根开花，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贡献。
2人文社科华人学者期待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海外华人，尤其是华人学者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捷理：海外华人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人文社科领域的海外华人教授更是这股力量之中坚，因为他们直接置身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与美国的精英阶层有着最直接的接触。这不仅因为他们本身已是其中一员，他们的职业也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对美国年轻一代了解中国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海外华人教授在校园内潜移默化式的言传身教，对传播中华文化、推动美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方面是任何其他力量都不可替代的，远胜于那些需重金聘用的所谓公关公司。例如，不少人文社科专业的华裔教授，在中国有突发事件发生时接受当地电台/电视台的采访，都会对其中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和澄清；或者，在课堂上回答美国学生的质疑，这些都有助于美国青年一代对中国的全面和正确了解。
然而，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海外华人人文社科教授这股力量与理工、生物等“硬科学”领域的华人教授相比，并未受到国内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我作为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对这一点体会尤甚。听说现在国内对“软科学”日渐重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历史上看，不重视人文社科层面的思想文化教育的国度，就如同沙滩上建大厦，已取得的成果也难以维系，因为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人的行为使然，一个没有良好道德情操的社会是不可能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担任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一职以外，您还是中国科协“海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的专家。您能谈谈在动员、团结和组织广大海外科技工作者回国访问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切身感受吗？
李捷理：“海智计划”基本上以吸纳理工科生物及医学类海外人才为主，我们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参与不多。我受邀参加过两次全国科协举办的海智大会，也作为海智专家作过报告。我希望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千人计划”可以有所改变，对人文社科这些“软科学”人才也重视起来。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积极配合的。
3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除担任各种公职以外，您还是一位学者，研究内容涵盖比较社会形态研究、社会政策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冲突与解决方略、现代化与民主化以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您能与读者分享一下目前所从事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吗？
李捷理：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比较社会学，主要涉及社会形态和体制变迁，属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深受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现任全美社会学协会（ASA）会长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教授的影响。我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但基本上都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以及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间的融合与冲突而展开。
关于“国家解体”的研究是我最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在我的新著《国家为何解体与崩溃》里有集中反映。我在书中的新观点之一是：国家不应看做是一个意识形态体，而应该被当做一个疆域权力体，因此国家的解体不是源于其意识形态的异化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而是归因于其地缘政治消长导致资源的短缺，削弱了政府实施社会控制的行政能力。
近年来，我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即在国际层面上的比较研究，也叫国际发展学（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研究。我手头上也正在写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准备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实证上做历史比较分析。其中一个着力表述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已不能仅仅依靠是否达到工业化指标来衡量，而要看其能否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人类生存环境、资源、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可持续性。在这一新概念下，富国和穷国都将面临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当前所大力提倡的“绿色GDP”的真正含义也在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国际发展学”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能请您就此深入、具体地谈一谈吗？
李捷理：“国际发展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它的特点是交叉学科的研究，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不能忽视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家也不能离开环境学视角（如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政治学家同样不能脱离公共卫生学视角去谈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我所在的学校就设立了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独立招收研究生，下设四个专业：社会科学（含政治经济文化）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环境与发展、公共卫生与发展。考虑到这一学科多学科的特殊性，所有课程均由相关院系教师兼任。目前，在美国有不少学校都建立了国际发展学科，未来会有更多的学校朝这一方向发展。
我认为，将来的大学毕业生都应具备从多学科的视角（而不是单一视角）来看待发展和分析发展问题的能力。最近看了一本名为《错误衡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GDP没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的新书，三位作者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是斯蒂格利茨和阿马提亚·森。书中对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反思，对GDP的反思，对生活质量定义的重新审视和衡量，恰恰代表了“国际发展学”所关注的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前沿性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国际发展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捷理：严格意义上说，“国际发展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起步阶段，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这一学科如何去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或者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国际发展学”目前所沿用的理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理论，即所谓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发展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典型的“欧美中心论”，其主要观点是亚非拉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只有效法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和套路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风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或曰“华盛顿共识”，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是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关键，这一理论的实质其实也是“欧美中心论”的翻版。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发展署（UNDP）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援助事务（AID），即协调捐赠国（发达国家）与受赠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施舍者和受恩者、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导致了全球“南”与“北”之间的冲突，而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土不服”更使得传统发展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与此同时，本世纪初的全球发展状况又提供了更多的发人深省空间——发达国家的辉煌不再，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一蹶不振的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的欣欣向荣。这一变化折射出全球化的今天，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面临其发展能否可持续的严峻挑战，那些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国家势必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沦为“欠发达”国家。因此，发展问题已不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问题，它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其外。
综上所述，当昔日单一指数的发展概念衍变成如今含综合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时候，探索和建立一套合适的理论体系是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挑战。顺便透露一下，我目前正写作的书中将尝试性地提出“国际发展学”应具备的新概念，即用 “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可持续发展国家）、“Less 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欠可持续发展国家）和 “Un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非可持续发展国）来代替目前广泛使用的“Developed Countries”（发达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和“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欠发展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新分类有利于对各国的综合发展指数上作科学和客观的比较，如那些GDP高但环境指标差的国家就不会被归入可持续发展国家之列。
4中国应加强人文社科高等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鉴于您跨越东西方的教育背景，您对现在中美两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何评价？在此领域，您认为两国有哪些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李捷理：如你所知，我本人是中西教育的合成品，像我这样教育背景的人在教授协会内还有不少。这一背景使得我对中美两国的教育、科研都深有体会，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会那么偏执，会比较宽容和理解。我认为，在过去10年间，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与国际的接轨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除双方人员交流上日渐频繁外，这几年不少海归博士回国任教，将美国学校好的教育和科研方式带回国，加速了接轨的速度。不过，与其他学科相比，人文社科方面还是有些滞后。我始终觉得美国大学内学生的选修课自由度要大得多，教师的自主权也比较大，这一点对扩充学生的视野、扩大知识面是极有帮助的。近几年中国大学的“硬件”上得快，校园设施可与美国高校媲美。但“软件”方面还是欠缺不足，大学扩招，但师资跟不上、教材跟不上，有些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包括研究生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大学部分优质的教学大纲以及严格的教师聘用考核体系是值得中国方面借鉴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师生交流的深入，中国的大学教育会进入一个新的快车道。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成立于1995年，成员绝大部分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中国旅美学者。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每年在美国举办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2000年开始，协会每年组织暑期回国讲学团，讲学内容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哲学、法学、新闻学、传播学及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先后在西安、上海、重庆、成都、南京、北京、武汉、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数十所院校讲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协会还定期出版会讯和学刊《中国研究学刊》（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并在国内出版了介绍美国的多套系列丛书和多部学术著作，与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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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USCS)
USCS由美国六大中国研究学术组织联合组成。这六大学术组织是：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国际中华传播学会、留美历史学家学会、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亚太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学会和美国中国学图书馆馆员学会。联合会的使命是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动中国研究方面的学术信息共享和研究项目合作。
此外，另外五个学术机构也加入进来，成为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的关联机构。这五个机构分别是：美利坚大学亚细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路易维尔大学亚洲民主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发展学的兴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一系列巨变，传统的理念受到挑战，最为明显的变化表现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观念上的新一轮诠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公共政策之转向。全球化的冲击导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世界，在社区、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上面临自“工业革命”后从未有过的挑战与机遇。国际发展学便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其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1987年出版的Brundtland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学科以研究可持续发展为主旨。与现有的变化和问题相对应，国际发展学在研究范式和社会实践上推陈出新，也出现了五大变化，它们是：从单维研究到多维研究；从权利为基础到责任为基础的发展模式；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敌对走向合作；企业从追逐“绿色”到（自我）成为“绿色”；以及从区域发展转向全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