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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指带有山东鲁西北、鲁西、鲁中南等地一带方言土语即中州语系的韵诵体曲艺形式,以说唱为主,通俗易懂,语言节奏性强,琅琅上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早期因主要演唱武松故事,武松排行第二,故称演唱者为 “唱武老二的”,又因为武松身材伟岸高大,所以这种艺术形式也叫“唱大个子的”。直到1949年6月21日高元钧先生在上海为大中华唱片厂录制《鲁达除霸》,才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进京赶考的落第举子三十六人(一说十余人),由运河乘船自京师返乡,乘船遇雨,滞留在临清码头客店。出于落第的失意,旅途的不畅,世道的不公,激起了这帮士子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为出胸中恶气,众举子以当地流行的武松故事为题材,编撰成唱词,借“无稽小说”之谈,大肆嘲讽社会和政府,成《武松传》最初之脚本。在临清编的《武松传》,由作者之一的李长清记录并带回了茌平县南岗子王庄老家,李长清是傅汉章的表叔,李便把书传给了会唱山东大鼓的傅汉章。傅汉章潜心钻研,充实发展,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曲阜林门庙会正式演出,“唱武老二”(即山东快书)遂正式问世。


    山东快书产生不久,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很快传遍全省全国。早在清朝末年,戚永立等名家就曾到上海、南京、苏杭等地演唱。解放前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在上海、南京一带演出因包“袱皮”薄、炸“包袱”多,所以又被称为“滑稽快书” ,1949年高元钧先生才把“唱武老二的”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在号称“武老二”阶段,主要在农村流传,属于农民艺术,格调粗犷、质朴,甚至有些粗俗,活动范围大致局限于鲁中一带,时间约在百年以上,后进入城市,向市民艺术发展,原有的粗犷质朴、泥土气息的格调,受到相应消削弱,沿着这样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高”、“杨”两个快书艺术流派。


    山东快书在逐渐市民化的同时,有一群山东快书说唱艺人,仍保留着粗犷甚至格调粗野的演唱风格,并深得农民听众的喜爱。这种原生态快书的代表人物就是创造竹板山东快书的“于派”创始人于传斌。


    一、于传斌其人及于派山东快书的形成


    于传斌,1897年出生,山东济南平阴县洪范池镇纸坊村人,艺名于小辫,明万历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公、阁老于慎行第十一代侄孙,于慎言第十一代孙。(于慎言[1536—1564] 字无择,号冲白。明中丞刘隅外孙,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第三子,于慎行三兄。自幼新颖奇异,垂髫即工诗赋,才思敏赡。十四岁,入省试,虽御史赞其文,但参政万豫章,见其年青不予入取,后又赴省闱,被举为高魁。十七岁中嘉靖壬子科举人。青年早逝,有《冲白斋》存世。)于传斌二世祖于绍,附贡授河南开封府经历,三世祖于元英任河南南阳府通判,八世祖于衍科任孔氏第74代孙衍圣公孔繁灏厅客。至于传斌祖父于奎时,家道衰落。到于传斌之父于万箱时,家境已显贫寒。于传斌母早亡,年少随父亲于万箱在河北、山西等地做小生意无成,后回山东老家,以讨饭为生,受其父影响,以两片牛胯骨敲击伴唱乞讨。后父亡,于传斌仍以要饭为生。在行乞中,于传斌遇到平阴县东阿镇新庄的大鼓艺人老陈门的孙长瑜(外号“孙古现”),表演说书,因见其说书能挣饭吃,便拜其为师,学习淮海大鼓(俗称干砸鼓),他凭着天资聪慧,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蛤蟆传》、《河间府》等书。但因其性急倔强,不习惯大鼓拖腔拉韵的唱法,便转拜傅长泰(外号傅大磨,傅永昌之父)学习山东落子,学成后,独立演出,转遍了聊城、菏泽、济宁、曲阜、泰安等鲁中、鲁西南一带,开始崭露头角。


    于传斌在演出期间,遇到曲阜马玉恒演唱“武老二”,喜其艺术格调豪爽,而自己性格又正如此,深感兴趣,便主动与马玉恒交往,恳求传授山东快书技艺。马向于传斌简单介绍了快书演唱要旨后,介绍于传斌去济南找号称“书坛三大将”之一的杨凤山。于传斌遂赶往济南,杨凤山以其为人坦率诚恳,与于结为兄弟。于传斌颖悟过人,得杨悉心传授,尽得要领。    数月后再返曲阜,与马玉恒“合穴”演出,大受欢迎。于传斌有着创新的秉性,经过不断研究实践,富于创造的他,逐渐洞悉快书的诸般演唱诀窍,及广大农民听众的欣赏心态,便决定标新立异,让自己的演唱不落流俗自成一格。他保留了唱落子时已经熟练使用的大竹板,并从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梆子能够发出高底不同的声响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找到缩小竹板的合适尺寸,使它能够发出清脆的类似板鼓的声音,与大竹板沉重响亮的声响配合,出现了比较理想的反差效果。乐器改造好后,他又参考高调梆子开台锣鼓点,经过不断实践演化出说书用的开场大过门,并压缩钢板点法用两页小竹板打出间奏小过门。大小四页竹板配合,效果非常火爆,令人耳目一新,听众无不叫好。“于派”竹板快书因而由此奠定了基础。


    竹板伴奏创造成功后,于传斌进一步发展“武老二”的粗犷风格,在杨凤山、马玉恒以及吴洪钧等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求得与自己艺术追求相应一致的发展。他主张师法自然,不事雕琢,根据演唱内容自由发挥。他唱过大鼓、落子,有着长期艺术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农村生活底蕴,演唱起来看似随意性很强,其实一切均在规矩之中。他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动作架势豪放洒脱,听众说他大眼一瞪跟两个酒瓯一样。他唱板结合严密,字如串珠,演唱从不惜力,动作夸张,一回书下来褂子湿半截,模仿趟镣、崩镣形象逼真,表演抬轿时大板往肩上一搭,合扇合扇的几步动作更是令人叫绝。有人夸他整个演出,就像一幅大写意的英雄图,浓墨重彩,酣畅淋漓,气势恢宏,看后令人尽吐郁闷之气,心胸为之一快,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于传斌的快书表演中,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恨,他说到武二郎等英雄好汉时,从气质、声调、语言、面部表情和动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他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钦佩;说到李家五虎、方豹等人物时,又表现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鄙视。他表演时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嗓音洪亮,把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非常强烈的唤起人们的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派”山东快书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于传斌在东平县陶城镇说书结识了姑娘徐凤英,与之结婚,生有三女一男,于传斌也便用其竹板说唱艺术养家糊口。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携妻女转遍了大半个山东及河北东南部一带。于传斌的三女儿于桂荣出生后,因在外不便,于是在老家买了几亩地,把妻女安置在家。虽然于传斌生有一男三女,但由于家贫,家境惨然。儿子于广顺小时生病成为哑巴,1958年修济平干渠时得病感染医治无效而死;大女儿嫁到邻镇,由于丈夫虐待,跳井身亡;二女儿随丈夫远赴天津;小女儿嫁到同乡。于传斌的夫人徐凤英在于传斌去世后随二女儿去了天津。


    1947年于传斌由老家带领大徒弟高庆海(高福来)去济南,经长清逗留数月,后进入济南演出直至去世。


    于传斌一生清贫,晚年染上酗酒习惯,同时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住在徒弟张庆海家里,靠其服侍起居,照顾晚年。1952年,于传斌因饮酒过量,夜间自吊铺摔下,殁于济南人民商场书棚内。张庆海便把于传斌遗体送回洪范老家,进行发送。


于传斌虽离世,但他创立的“于派”竹板山东快书却传承下来。


    二、于传斌的演唱特点


    于传斌演唱与别人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于演唱伴奏乐器使用四块大小竹板,打的伴奏点是戏曲中的锣鼓经,有着非常强的音乐感,竹板声音清脆悦耳,花点繁多,节奏感强,给人非常好的审美享受。而他在演唱开场前先打一阵竹板,观众不断叫好,打完竹板接着收钱,收完钱才开口再唱,就像唱一回书目后,收一次钱,然后再唱一样。打板收钱,是其他说书艺人所没有的特色。


    第二、于传斌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身上功夫厉害,演唱过程中,动作架势豪放洒脱,跳转、飞脚,十分到位,异常优美。


    第三、于传斌在演唱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那就是说书时不喝水,身后有一张小条桌,桌上放着一酒盅酒和一小撮花生米,他演唱前把一粒粒的花生米捻去皮,分成两瓣,再把每瓣一分为二,掰成更小的粒,观众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花生米。演唱中随着说唱动作一回身的同时,一小粒花生米已入口中,手法之快让人叫绝。既不耽误打板和动作,也不耽误说唱。当起了大的包袱或中场休息,他不像别的说书艺人演员一样喝水润嗓,而是拿起身后条桌上的酒盅,以酒润嗓。


    第四、于传斌有一门绝技,在说到武老二时,他把竹板往腋下一夹,腾出两只手,伸出食指和中指,两个有神的大眼睛盯着这两个能弯成三道弯的手指,配合着台词,把武二郎的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三道弯是两个手指和常人一样自然半弯曲,但指尖一节却能向上呈反方向弯曲,他的这门手指三道弯,其他人包括他的徒弟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练成的。


    第五、于传斌在说口上善于运用俏口、喷口和趟口。他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于传斌说的是平阿方言,往往把韵母“ie”读成“iai”,前音轻后音重,唱起来拉腔拖韵,韵颂说唱,极富音乐性。


    第六、于传斌还有一个与别人不同之处,就是赶场说书都是骑驴,这在当时,可说是说书艺人中非常高档的交通工具。据说当时骑驴,能与现在开宝马的身份相比。


    三、于传斌的艺德情操


    于传斌为人坦诚,艺德高尚。


傅永昌得于真传,他由于演唱大鼓、落子积习难改,其演唱节奏较慢,靠风趣幽默、书扣紧、回头长(演唱时间长)吸引观众。在于传斌的创造性启发下,傅永昌在竹板打法上有所创造发展,他把京剧锣鼓经中的[急急风]、[漫长锤]、豫剧[凤凰三点头]等,选出精彩部分稍加简化,用四页板表现出来,令听众耳目一新。于传斌知道后,置酒为傅祝贺.如此胸怀,如此豪迈,在讲究尊师如父的江湖艺人中实不多见。


    原唱山东大鼓的刘同武,跟于传斌习学快书后,现在山东乡下演唱,后去大连小书场靠地,简化了竹板打法,并且将于所传的《武松传》逐一丰富改编,是描写更加细腻生动。于传斌听说后,不但不气恼,反而去信称赞,赞扬刘能审时度势,使《水浒传》更加完善。后来于传斌得遇机会去刘同武处听书,当面祝贺他创作成功。


    于传斌还帮傅永昌整理《狮子楼》,删减压缩潘金莲与西门庆调情、偷情的情节,加入滑稽可笑的成分。


    于传斌晚年在济南时不经常演出,偶尔演出,所赚费用相当可观,于传斌只留出自己的饭钱、酒钱,剩下的收入,便分给其他艺人。


于传斌的高尚情操和职业艺德,让同时代的人赞不绝口。


    四、于派主要艺术特色


    1、四页竹板的使用,气势强烈


    山东快书自傅汉章创始起,一直用从山东大鼓中借来的犁铧片(俗称钢板),和来自山东落子的打竹板配合伴奏。


    于传斌感到钢板音量太小,不利于招揽听众,且与自己追求演唱气势惊人的夙愿不合,所以就像他从演唱淮海大鼓转而山东落子,再改“武老二”一样,决心改革快书伴奏乐器,使演唱风格与本人个性和谐一致。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小竹板合适尺寸,可发出清脆的类似戏曲板鼓的声响。大小板配合,远比大竹板加犁铧片清脆响亮,可以完全取而代之。


过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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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达     达     达

    大小竹板配合的明显反差,营造出极为强烈的气氛,突出了“于派”快书的粗犷风格,听来气势非凡。


    2、韵颂说唱,极富音乐性


    于传斌利用家乡方言的先天优势,结合自己嗓音洪亮、吐字清晰、中气充沛的特点,并采用山东大鼓蹿纲腔演化成了大顶板唱法,演出效果极佳。同时于传斌又从鼓曲念诵腔调中,选取发展成了一种拉腔并使尾字拖音上扬的俏皮花腔唱法,听起来令人感到流畅自然,就像进入诗画般的音乐殿堂,给人极大享受。


    3、语言粗犷质朴,带有村野气息


    由于于传斌主要活动在家乡平阴、聊城、泰安一带,听众对象主要是农村大众,口语、俗语使用较多,而且“荤口”改口较晚,语言粗犷质朴,有着浓郁的村野气息,有时语言时露粗野,体现着浓重的原生态农村山东快书特色。听众听书,不但在看表演,而且倒像是在听对方拉家常,唱词就像村妇吟唱,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却又有着大气磅礴如大江奔腾一泻千里之势,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4、不断发展,突出创造性


    “于派”从产生伊始,就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于传斌创造性的发明了四页竹板为伴奏乐器,以及竹板打法,同时创造出多种演唱腔调,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于派竹板传人刘同武,丰富了书目剧本《武松传》,傅永昌则加强了竹板的表演技巧。


以后的许多竹板快书传人中,在竹板打法上虽基本一致,但也各有许多不同的花点出现,充分体现了“于派”快书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五、于派书目


    于传斌演唱的主要作品有《武松传》、《蛤蟆传》、《说唐》、《回龙传》、《刘墉私访》、《打丰县》等。


    行内有句话叫“高派的形,杨派的口、于派的词”。说于派的词,其实一点都不为过。于传斌在丰富山东快书的演唱书目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虽然他从小学艺,目不识丁,但凭借多年演出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积累,再加上勤于思考与丰富的想象力,不断进行着新书目的创作改编。


    于传斌的本家堂侄于广斗先生说:“他不认字,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让村里一位周姓的私塾先生,讲老书,我陪着他听过《隋唐演义》的故事,他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专心致志地听,一天听上这么一两回,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编词,第二天则能打着竹板演唱,再听上一两回,在编唱,慢慢的就把整部《隋唐演义》编成了,在集上演唱买卖很好。”这就是于传斌后来的拿手书目《说唐》。


    他曾根据清末举人王金妮举旗造反的事件,编演了新书目《打丰县》,听众感到非常新鲜,每场都点名要他演唱。


    再如《东岳庙》原本从《石家庄》、《闹公堂》倒叙中抽出,只能演唱一回书,他与周同宾、傅永昌一起发展成五回书,凑够一场 “买卖”。此外,他还将山东落子《蛤蟆传》等书,改编成快书“趟口”演唱。


    1926年,于传斌在东阿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老城、古东阿县城)演出了自己编撰的快书长篇《回龙传》、《刘墉私访》等,受到百姓欢迎。


    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车锡伦教授说“我听于小辫说‘武老二’,是1946年在故乡泰安粮食市街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南边是集市,闹哄哄的市场边上,有坠子、说书和说武老二的民间艺人撂地说唱的场子。于小辫说书的场子,周围用几根木棍拦起,中间放着几条长条凳,也有听众从河边搬来当座位的石头。说书的地方用几领破席围起来,一张破长条桌,桌上放着一小撮花生米。说书中间,他不时扳开一颗花生米,拣一瓣放进嘴里慢慢嚼。印象中,当时听他说的是杨家将故事,书名则叫《蛤蟆传》,场面非常火爆。每天收场,他都会卖关子:‘gerwa!getwa!你看那蛤蟆来了!’我每天下午逃学去听书,记不得听过多少次,到底想看看有没有那‘蛤蟆’真的来了。”同行称赞于传斌“肚子宽满,演出精彩,却有过人之能。”


于派的书目也被其他两派所借鉴。


    六、于派传人


    于传斌授徒很多。在家乡有大弟子东阿镇的高庆海(高福来),二弟子东阿县大桥镇滑口村的李德胜,三弟子洪范池镇苗海村的黄振周,后收有东阿镇的孟三(小名)、于鲁明等人,在济南演出时收有马俊生、关门弟子张庆海。于传斌在梁山、泰安等地也收有徒弟,但已不知姓名。相声名家王凤山,在于晚年也曾拜在门下。于因朋情把四页板传给了刘同武和傅永昌,帮助两人从演唱山东大鼓改唱山东快书。因于传斌的艺德高尚,艺风正派,影响很深,不知名的门外徒也颇多。


    刘同武(1899—1961)山东快书艺人,又名同铭,原籍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后定居高唐县城。早期演唱山东大鼓,喜说唱中篇《响马传》、《刘公案》、《天门阵》诸书。因痛感大鼓曲调对于趟口说书限制太大,曾一度改唱西河大鼓,在东北大连等地演唱。后因与竹板山东快书创始人于传斌交情深厚,得到其四页竹板打法以及经常上演的武松故事唱词的传授,遂于三十年代中期改口演唱山东快书。刘同武社会阅历丰富,对书情书理揣摩深透,说起书来对于书中人物心理刻画,常能细致入微。他不受原有“书架子”局限,临场发挥富有创造精神,改唱山东快书后,凭借其多年演唱的丰富经验,以于传斌所传武松唱词为基础,参考《武松传》及民间有关武松传说,大胆发展创造,便改编便演唱边修改,经过十多年艰苦实践,终将原中篇组合型的《武松传》,在《快活林》后,续编《诳军计》、《飞云浦》、《鸳鸯楼》、《二返十字坡》、《蜈蚣岭》、《白虎庄》等大量章回,采取上挂下连的书扣,改编成为一部独具特色可以连续演唱的长篇大书《全本武松传》,由趟口说唱逐渐发展成为响口。五十年代初,山东省文化局曾派人去高唐县文化馆组织抄录全书(未分章回)。1956年中国曲艺研究会整理出版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将其作为老艺人口述底本之一。他幼习山东大鼓,语音纯正,吐字发声很有功力,且练有拳术武功,化入快书表演,使得动作大方帅气。1958年8月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自编自演山东快书《飞云浦》,上台开打来往招式清晰。年已六旬,打飞脚、抢背等动作,使起来仍然潇洒自如。1961年春应聘至山东曲艺团任教,传艺侯有贵等,并主动提出要求将平生心血结晶《武松传》,再次分章回口述记录传留后世。(抄本现藏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可惜完成抄录工作不久,他便因心脏病发作,于1961年5月去世。


    傅永昌(1907—2000)山东快书艺人,原籍山东聊城傅加老庄,后迁平阴县东阿镇北张村。出身曲艺世家,九岁随父傅长泰习唱山东落子。后拜山东大鼓名家阎教言为师,习唱山东大鼓,学得长篇《北宋》、《隋唐》、《打破河间府》、《陈三两爬堂》诸书。二十四岁得“活武松”邱永春授业演唱山东快书。因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又充分发挥原唱大鼓讲究字字入耳的特点,表演质朴粗犷,幽默风趣,肯卖力给书听,号称“傅大回头”。因与竹板快书创始人于传斌(绰号于小辫)交好,得其真传。又改用大小四页竹板伴奏。但傅并不因得于传斌“流水板”、“锣鼓三件”等伴奏点为满足,为丰富竹板打法,他精心研究京剧锣鼓经的名称、用场、强弱变化,经过反复模仿敲打演练,竟能用四页板击打出急急风、慢长锤、凤凰三点头、斗鹌鹑等精彩点法,增强了竹板伴奏的表现力,1958年8月,他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演出,施展竹板绝技,上场一个大过门下来赢得三次满堂掌声。傅永昌在济南演唱期间,与名家杨立德结拜,与同门师侄高元钧相交至厚,三人切磋交流,同倡摈弃“荤口”。在天津演出期间,结识曲艺名家骆玉笙、马三立、李润杰等,虚心学习,博采众长,表演技巧更为精进,1957年6月,他参加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出《石家庄》或演唱一等奖。后在泰安长期担任市曲艺队长,繁忙演出之余,注意为快书培养新人,弟子有刘玉峰、王立仁、关门弟子武道君等。自十年动乱,他被迫停止演出,生活困难,心情郁闷,缠绵病榻多年,于2000年4月16日,病逝于泰安家中,享年93岁。


    高庆海(1909—1991)字福来,艺名“一鞭扫”,平阴县东阿镇龙王峪村人。曾在杂技团演出,高对于传斌非常仰慕,经常到于的书场听书偷艺,后自称于传斌徒弟,敲着四页板在乡间演出。一次演出时正好被于传斌碰到,高庆海跪地恳求拜师,遂成为于传斌首徒。高庆海常年跟随于演出,获得于真传,建国后不久,回东阿老家,后在鲁西、鲁西南一代演出。高在聊城说书时,收有大弟子岳保明,1951年在齐河收复员军人孟保宏为徒,1953年在新泰收教师秦保林,1956年在聊城收窦延喜为徒,后又收有姚德明等多人,60年代收平阴县玫瑰镇陈山头村的孙德贵为徒,1979年收关门弟子平阴县东阿镇南市村的陆圣果。1956年,平阴县成立曲艺队,高任队长。1991年高庆海在病床上与世长辞。


    张庆海 原济南市曲剧团二胡演奏家,在于传斌1947年进济南市时,喜爱其山东快书,便拜在于传斌门下,成为于的关门弟子,尽得其真传。张庆海继承了师傅于小辫的精湛技艺与表演风格,然后根据自身条件有所创新与提高,他的特点是书词精炼,出口流畅,慷慨激昂,动作豪放潇洒,很受听众欢迎。他演出时身着中山装,手打四块大小竹板,从《武松赶会》到《飞云浦》一个星期内不说重复段子,让观众们常听常新。在于晚年,悉心照顾于传斌起居,直到于去世。高庆海与张庆海一直联系,高庆海之子高占水,代表其父经常去济南看望张庆海,即使在文革期间都不曾间断。可见师兄弟之间关系之密切。收有弟子王振鲁。


    严子敬(1901—1980) 山东冠县钱王二庄人,省文化干校培训班毕业,原诸城文化馆馆长。高福来演出,路经诸城,严子敬喜爱其竹板快书,要拜在门下,高因严子敬年龄比自己还大,便代师收徒,成为于派弟子。收徒有宋新民。


    王振鲁 济南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说唱艺术团团长,于派快书第三代传人。幼儿时经常在济南西市场听书,迷上竹板山东快书,16岁时拜在张庆海门下。在师父的从严指教下,王振鲁的四页板在手中日渐成熟,打出来的声音清脆响亮,花点繁多,错落有致,变换无穷,很快就能登台演出。王振鲁在继承“于派”快书艺术上,相继将罗广兴、张君、李建华、牛得忠、何庆、张修坤等收为弟子,进行传艺。


    宋新民 诸城大华村人,严子敬弟子,14岁学习竹板快书,花样繁多,说新唱新,自编自演,多次获大奖,并能现挂(指演员根据演出的实际情况,在适宜的情境里,联系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现场进行即兴发挥)用快书形式回答观众的提问,被评为为地方名人,并座客央视《实话实说》栏目,进行了一人多角戏的表演。培养出肖洪章、徐家法、徐聿生、王立坤等竹板新秀,相声表演艺术家唐爱国跟其学过竹板技巧。


    七、于派快书与其他快书派别的关系


    1、传承关系


    根据艺人师承关系考察,傅汉章传艺于师弟赵震、徒弟魏玉河。


    魏玉河授徒卢同文、卢同武兄弟及杜永春(道士)。卢同武代师收徒杨凤山,卢同文代师收徒杨凤岐。于传斌得杨凤山真传,因友情传艺于刘同武、傅永昌,授徒有高福来、李德胜、黄振周、张庆海等。杨凤山之子杨立德,由叔父杨凤岐启蒙山东快书,后又得于传斌弟子高福来传授及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傅永昌传艺于刘玉峰、王立仁、武道君等,刘同武授徒侯有贵等。杨立德授徒有赵连甲、高绍清、金双城、侯金杰等。


    赵震授徒吴洪钧,吴洪钧传艺于马玉恒,马玉恒传艺于徐清河(徐五子)。


    赵震晚年,因喜爱戚永立之演唱,在卢同武、杜永春传艺基础上,也悉心对戚永立传手指教,使戚永立得兼三家之长。戚永立传艺周同宾、范元德、郭元和、李元才、高元钧、李学义等。高元钧授徒极多,其中刘洪宾、刘学智、陈增智、孙镇业、牛增福、李燕平、刘立武等成就较高。


    根据以上传承,于传斌的山东快书演唱技艺主要得自杨凤山传授,并受马玉恒、吴洪钧、戚永立等影响。与杨派、高派都有着重要联系。而杨派代表人杨立德,也曾跟随于传斌弟子高福来到农村撂地演出,并得到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可以说,“于派”、“杨派”出自一家,两派相互影响深远。


    2、表演特点


    以高元钧为代表的“高派”,活跃于北京及全国各地驻军中,影响最为卓著,高派山东快书以台风潇洒大方、表演刚健、豪爽、滑稽,夸张俏皮、韵诵富于变化、动作化用戏曲程式,具有舞台曲艺演出特点。


    以“杨立德”为代表的杨派主要流布山东省境内,台风亲切、轻巧细腻、表演自然、韵诵紧凑、平中见奇,说口既“俏”且“泼”,吐字削金断玉,善以丝丝入扣抓人,同时动作简练为主要特征。


    而独唱四页板伴奏演唱山东快书的于传斌的“于派”,主要活跃在广大农村,于派是在唱法上保留了山东快书原始形态较多的一个艺术流派,于派竹板快书以讲唱故事为主,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唱起来拉腔托韵,“浑口”改掉较晚,时露粗野,动作简单拙朴、真实有力、不刻意洗练加工,但也经常借用戏曲与武术动作来增强表演动作的气势,再加上大小四页竹板伴奏,气势磅礴,演出气氛热烈,风格刚劲、强悍、粗犷、带有浓重的农村山东快书特色。


    可以说, “于派”既和“杨派”一样都注重俏口及赶板的使用,也与“高派”的戏曲动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近年来,山东快书逐渐衰微,后继乏人,特别是于派山东快书的传人,更是少之又少,缺乏新人,基本没有专业演员继承,同时由于于派快书演员主要活跃在农村,演唱曲目缺乏整理,面临困境。


    当前,继承和发扬“于派”山东快书,任务之艰巨,道路之困难,亦可想象,但作为“于派”山东快书传人,要把“于派”发扬传承下去,有着不可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书目:


  《全本武松传》刘同武口述张军校订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印


  《山东快书武松传》高元钧、宋宗科、刘铜武口述马立元等整理 作家出版社


  《武松传—高元钧演出本》中国曲艺出版社


  《杨派山东快书武松传》杨立德唱词刘礼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快书综论》郭学东著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


  《山东快书表演概论》刘洪滨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济南非物资文化遗产(第一卷)》邹卫平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剧锣鼓谱简编》1955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京剧锣鼓》吴春礼、何为、张宇慈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豫剧锣鼓经》胥东升、李献民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人行》杂志第十三、十四期


  《东阿县志》


  《平阴县志》


  《东阿于文定公年谱》笺补


  《于慎行墓志铭》


  《于氏家谱》




                                                         张修坤


                                                      2007年8月22日


                                                       草于彰方居



[ 本帖最后由 山人小卧龙 于 2010-5-30 15: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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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个~~
大哥有空也去庆典版块凑个热闹呗,唉,都怪我忙乎晕了,早该把你也拉进庆典的,你可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啊
没入尘俗的一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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