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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锐]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

[牛锐]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

推动族群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

□ 本报记者 牛锐

《中国民族报》2008-10-31




  10月20日至21日,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贵州民族学院举行。会议由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贵州民族学院主办,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为“族群:理论与实践”,下设“族群理论论坛”、“族群实践论坛”、“青年论坛”、“海峡两岸圆桌论坛”4个分论坛。来自大陆及香港、台湾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庞杂、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地域社会的和谐,了解与研究地方性的人群结构和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缔结的模式,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作为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族群研究成为人类学学者关注并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族群:理论与实践”作为会议主题也体现出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热度。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认为,自从讨论“民族”“族群”概念、问题以来,就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用这套西方话语。“族群”概念是舶来品,但是有了这个概念,人们就有了一个工具,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是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70年代末作为学术术语被引进中国。多年来,学界对“族群”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做了大量研究,在本次会议上,“族群”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识别和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被当做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政治,中国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被混淆成侨散居少数族裔问题,中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被当做了内殖民主义或内东方学问题。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蛟进行了正面的回应。他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西方对中国批评的真正指向并不在于中国民族识别是否具有客观科学性,而在于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假借客观科学性”来否定被识别人群的主体性,以及这种“政治意义”重于“科学意义”的民族识别是否仅仅是一种“东方/中国/俄国”现象。因此,作为一种回应,不应一味强调中国民族识别的客观科学性,而应从民族识别的政治必要性来正面回应西方的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志明在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人类学族群研究进行宏观梳理后,以自己对马来西亚族群研究的认识为与会者提供了海外视角。他在谈到族群关系时指出,在讨论不同族群之间互动情况的时候,区分个人层面的互动与族群层面的互动是很重要的。两个族群之间或许会为了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竞争而出现冲突,然而个人层面的互动却并不一定出现冲突。在多族群情况下,为了缓和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会有一些规范形成并被遵守。这些规范的本质视文化差异的本质而定,族群间在社会互动方面的规范也视族群层面冲突的本质而定。

  在人类学对族群的研究中,认同是一个重要内容。围绕“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认同能否超越政治”问题,本次会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认为,认同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文化精神。过去,我国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主要是从典籍中寻找线索。今天,应当尝试从底层来寻找。中华民族认同需要超越政治。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华民族问题,可以超越政治、政体等许多问题。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杨庭硕则认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回避政治是徒劳的。中国古代所说的认同,即认同于华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性的不断放大。民族认同的目的就是凝聚,这是不能回避的政治目标。基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武汉大学教授朱炳祥提出了民族认同是否要超越政治的疑问。他认为,民族认同既包含政治认同,又超越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可以从历史、结构的视角来解读,民族精神则需要从底层寻找。

  同样是基于对认同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关凯使用了“儒家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当19世纪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之后,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之下,民族主义意识渐渐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始终受到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中涌现出的各种思潮里,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建构中都有体现。儒家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使中国人在现代性国家建构中发现自我,因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产生认同与归属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民族主义或许会成为东方社会认同重构的一个选项。然而,儒家民族主义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生成与强化,另一方面却很可能无助于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那么应当如何应对中华民族认同面临的来自中国内部的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的挑战?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明珂从怎样建立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角度切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基于历史记忆。在族群关系方面,如果历史记忆中是彼此的战争,那么今天就很难建立一种高度认同。基于此,王明珂进一步提出了是族群构建了历史记忆,还是历史记建构了族群的疑问。与会者就此展开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讨论,使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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