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
第二辑
总序
徐杰舜 吕志辉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作为一个100多年前从西方传过来学科，中国人类学过去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本土化的方向。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拐点，就是从本土化拐向中国话语。
一、中国人类学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
在1930－1940年代，也可以说是整个50年代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费孝通先生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具有国际声誉，并且是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一个代表，那就是从他的《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他的《江村经济》是他无心所插的一条柳。《江村经济》得到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功能学派的世界级大师的高度评价，关键就在于当时正是西方人类学进入一个大拐点的时候。西方人类学本来产生于研究异文化，研究他者，或者是研究简单社会，而当时正面临从研究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转向。所以，这个时候最有成就的就是费孝通，他的《江村经济》获得国际人类学界高度的评价。
中国人类学经过20世纪30到70年代马鞍型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学科重建。从8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对汉人社会的研究。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宗族，这样在中国的学者当中出现了一批追随他而研究中国的宗族的同仁，在人类学当中，研究宗族成了一个非常热的学术热点。后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了一个市场问题，想研究中国的事，光研究宗族不行，还要抓市场，我们又有一批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市场。再紧接下来武雅士（Arthur Wolf）提出来一个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必须看民间宗教。我们自己回头一看中国自己的民间宗教，解放以后，在反对封建迷信的态势下，都已经搞得七零八落了，都已经没有什么名堂了，或者都转入地下了。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到80年代所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西方人类学者说什么，我们马上就掀起一个波浪，跟着进行解释、进行对话。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在宗族的研究上，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出现了许多很优秀的成果。
另一方面就是回访，就是30年代，甚至20年代，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包括一些国外的人类学家，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田野点，在经过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到70年左右之后，都有中国学者进行回访。庄孔韶带着他的博士生进行了回访研究，出了一本书《时空穿行》，这里包括了对杨懋春山东台头村的研究，包括了对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的回访研究，就是庄教授自己写的《银翅》等等。另外以王铭铭教授为首的一个团队，他也带了一批博士进行了回访，就是云南的调查回访，张宏明的《土地象征》，，褚建芳的《人神之间》，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在南方，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就对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所做的潮汕地区的凤凰村进行了凤凰村的再研究, 写成《凤凰村的变迁》。这就形成了一个回访的高潮，回访原来别人做过的田野点的情况。就形成了在中国研究乡土中国，即乡村人类学研究的一批成果。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类学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本着一种锲而不舍精神所得到的成果。由于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这样一个学术追求， 1999年9月，由广西民族大学发起，举办了一次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追求的一个大检阅，大总结。
这个研讨会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做了一次反思，讨论了什么是本土化，今后怎么发展等问题，香港中文大学陈志明教授就认为, 人类学本土化实际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因为人类学包括其他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它的理论和方法很可能有跟第三世界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第三世界应该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则说, 人类学本土化就是要学习、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经验来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
北京大学王铭铭当时的发言和别人有所不同，他提出来，90年代中国关于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的争论从1990年到现在有三次思考，三次思考包括有关社会科学的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大辩论，以及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左派的文化批评的争论。王铭铭的发言把本土化这个问题概括的范围、视野更扩大一些。在这些思潮中有的学者提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是否可以从中国的社会变迁当中提炼出一种以中国为焦点的社会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则说，现在再说本土化应该是过时了。
为这个问题当时会上争论的非常激烈，他说过时了，那么参会的外国学者怎么看呢?英国学者王斯福讲:对中国学术界来讲，本土化的原因既有来自外界环境的，也有来自本土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所以他希望中国年轻的学者在本土化的建构中, 应该向国际学术界谋求共同发展，从全球的开放性、共同性出发，更多的接受人类学这门学科共同遵守的一些原理、概念和方法。荷兰学者彭珂说, 本土化策略或许会成为学科全球化的最佳途径。
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促使中国学者开始思考:本土化的这条路是不是应该终结?应该是出现拐点的时候了!
二、中国人类学进入拐点的背景
中国人类学为什么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要拐弯呢？这是因为人类学发展的世界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科技发展促使人类社会空前大进步。这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如果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的话，人类的历史大概是三百万年，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是六千年，科学技术的历史大约是二千五百年，近代科学的历史大约是四百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有的学者估计，当下社会在三年内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个世纪三十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三百年的变化，石器时代三千年的变化。
科技大发展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同时又是社会的大失调。整个社会，人和自然，人和人严重的不平衡。平衡点在哪里？人和自然的关系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大家都很清楚，环境污染如此之严重，生态失调，人口膨胀。大冲突，大进步，就大失调。大冲突，“9·11”以后到现在，其标志，在西方就是“十字军”和“新月军”的对抗，所以这个事到今天，世界还是非常不安宁。那么面临这种情况，人类社会空前的大进步、大失调、大冲突，全球化引发了许多许多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这是大家现在天天都可以看到的。那么，世界怎么办？世界向何处去？答案在哪里？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第二个变化，就是西方中心论遭到了质疑和批判。西方的经济强，它就一切都强，它的霸权主义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霸权，所以长期以来是西方中心论，就像我们中国封建时代，就是中国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论早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就遭到了质疑，当时德国的一个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就指出西方中心论的没落，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是开创者，到了90年代前后，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进入到一个比较高潮的状态，在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就觉得从他们西方的理论来说，包括人类学在内，要解释现在西方所碰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是解释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就是在西方的思想库里面找不到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就拿恐怖与反恐怖来说吧，布什开始理直气壮，在“9·11”以后，为了反恐而发动战争，这个牌子多硬！号召力多大！但是今天情况怎么样？在这样的状态下，掀起了质疑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高潮，在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广泛引起了思考。他们要了解和解决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找一面镜子照一照，他们首先找一面镜子是他自己文化的原点——希腊罗马文化，回到原点看一看古希腊罗马是什么样子，就是希腊罗马的文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走到这步走成这个样子了。
有一部分学者找了另外一面镜子，就是找到印度，印度也是个大国，也是发展蛮厉害的！但是印度文化呢？它关注的是来世，不是今生，对西方人来说，死了以后怎么样，无需操心，现在要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美国、西方本来就是最现实主义的。好，再就找到中国来了，他们就觉得中国文化是他们的第三面镜子。确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面非西方的镜子，他们一照，问题就出来了，这对他们很有感觉，所以有的西方学者甚至于在研究这些问题上绕不过中国，你不能避开中国讨论任何问题。
在这种状态下，法国著名的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他就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含了它的祸根，盲目的经济发展带给人类的是道德和信誉的迟钝，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西方不是拼命在发展嘛? 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社会进步，现在大家都享受到科学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的、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所以，埃德加·莫兰尖锐地说：这就是“生态死亡”。人和自然的平衡点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平衡点也都破坏了，人和自己的平衡点也破坏了，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太多了，全世界一年要有100人自杀，据说中国一年是24万人自杀，每四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自己先崩溃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所以，另外一个西方的社会学家，他叫做鲍曼（Zygumnt Bauman），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发展的太快了，人无法调控它了，导向高度的野蛮，高度的文明变成高度的野蛮了，我们现在的环境，现在科技的发展，造成环境的破坏不再以国家的界限为边界了，即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比如，美国，牛吧？那你的空气就是最好的吗？这不可能。我们中国有沙尘暴，日本就紧张呀，风一吹就吹到日本去了，所以它要出钱来给我们植树，日本人会那么好，给你花钱，它是怕它的利益受到侵害。
还有人类的种种冲突，怎么找答案？不找答案又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无休止的打下去？伊拉克现在打的也烦呀，动不动就是人体炸弹去炸，搞得我们中国人也被他们绑架。所以这世界面临的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能永远打下去，不能一天到晚发生恐怖事件。所有这些,遭到了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和批判。
那么出路在哪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非西方的镜子。回来看美国，他们文化保护的很好，但是他们的文化是没有根基的，是最近二百年建构起来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原生的，这根子就扎在中国大地上，所以中国文化可以成为西方的一面镜子。不光是人类学家，西方的社会科学都拿中国作为一面镜子。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范围，这种原创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有五千年以上绵绵不绝的历史，它没有中断过，这一点是世界上唯一的，两河流域文化比我们早，但它早就四分五裂了，埃及文化早就换了人种了，印度也是换了人种了，印度产生的佛教，倒是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独立的、原生的一个体系，我们五千多年来解决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很多的招数。你说中国那么多的民族，从古到今数起来上千个都不止，现在世界上最头疼的，美国布什最头疼的，伊斯兰的这种关系也好，还有世界上不断发生纠纷，发生战争，大冲突，小冲突，打仗的地方也好，在中国古代来讲，它就有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招数来平息纷乱。所以中国文化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西方的参照，很好的一面镜子。
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文化的这种延伸性形成这种独特的、自成一体的体系，可以回答世界的许多问题。中国文化是这样一个现状，西方在关注着我们，我们自己能不关注吗？这就是中国人类学从本土化向中国话语转弯的背景。
三、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学术内涵
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学术内涵，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中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出可以为人类学做出贡献的中国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话语。我们不能老拿西方的话说我们自己的东西，西方好的东西我们照样还要用，人类学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建构中的一个学科，处于西方文化体系当中，它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它的底蕴是什么，它的底蕴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不同表达，泰勒的古典进化论，他就讲文化是进化的，他比生物学家达尔文讲生物是进化的转化了一下，文化也是进化的。摩尔根讲社会也是进化的，他划分了三段：愚昧、野蛮、文明。马克思见了，拍案叫绝，认为摩尔根是自发、自觉的达到了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就把自己《资本论》的研究都停了下来，认真地读了摩尔根的书，做了笔记摘要，他还看了五本人类学的书。可惜这时马克思已经高龄了，身体不好，很快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恩格斯帮他完成了对人类学的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写出来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古典的进化论，还是传播论，还是功能论，还是结构论，还是历史文化论，还是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它们都是西方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达、描述，文化是进化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是功能的，文化是结构的，等等，发展到后现代，就是从外表的描述进入到深层次的，心灵的描述，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符号论、象征论、解释论。这些理论升华所构成的人类学的西方体系当然是很有价值的，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但是这些理论，能解决现在世界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吗？拿“9·11”后恐怖与反恐怖来说，所有的上述理论，无论是进化的、传播的、功能的、结构的，还是符号的、象征的、解释的都无法对它进行解读。搞恐怖活动了又怎么样呢，拉登不是照样没死吗?拉登不死，恐怖活动停不下来，塔利班还是厉害得很，所以他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从中国文化中，如果归纳、概括、提炼、升华的东西，它就对这些世界问题具有解释力，具有解决力，还有行动力。从这方面来讲，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晚年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做出了示范。费老在1996年寒假的时候, 在第二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做的演讲所提的“文化自觉”就非常前卫。后来费孝通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和而不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价值取向，用这些理念来解释世界、洞察世界，指导我们的行动, 就有可能解决世界的冲突问题。正因为费孝通先生拥有关怀全人类的胸怀，所以他用中文书写的文本为中国人类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正如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笫一期上发表《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一文中所说： “和而不同”成了解决当今世界纷扰之道，费老是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12位世界级的大师之一。
还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同，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一分为二，是对抗性的，主体、客体，就这两个，这是很有名的，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就持这个观点，而主体、客体是不会交叉的，西方的霸权主义就是以这种思维方式为理论指导。中国的思维理论不是一分为二的，不是主客对立，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三,即老子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一分为三就是执两用中，两个极端当中你创造出一个新的来，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它不是折中，而是一个新的中。为什么易经所有的卦都是三，我们中国的数“一”是一横，“二”两横，“三”三横，它不可能“四”四横，“五”五横，从三开始是拐点。所以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一种中国文化所提供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思考方法，不要两个极端，从两个极端当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解决世界冲突问题的方法论。
那么人和自然的平衡点在哪里?2002年6月，在银川召开的会上，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出席会议并做了《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的演讲。在李亦园先生的启发下，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专门发表一个生态宣言: 《走向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人类学的使命出发，发出了中国声音: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始终关注人与文化以及生存和发展问题。面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全球的人类学者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经过近百年的引进和开拓，中国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无论出于“关怀天下”的经世传统抑或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忧虑，中国人类学者都有责任和义务联合起来，就人类的生态问题发出中国的声音。
我们认为，面对人类的生态危机和共同未来，必须关爱人类的生命家园，为此，我们呼吁：
1.摒弃破坏生态的“制天”取向，恢复和弘扬尊重自然的“敬天”传统。
2.尊重使“天人和谐”与文化多样性得以维系的地方性知识和不同的大、小传统。
3.开展世界范围的族群对话，为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平衡提供文化生态的坚实根基。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阶段，如今在生态危机的威胁下已处在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紧要关头，如何摆脱自身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悠悠大事，全球的人类学者携起手来，走向生态文明！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有无数的族群文化可以保护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爱护和保护地球，人类才能永续发展！”
众所周知，2004年的时候,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理念还没有提出来，而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已就人类的生态文明发出了极有价值的“中国声音”！
总而言之吧，如果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在中国独立的、延伸的文化基础上，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新的，对今天的世界具有解释力，具有解决力，具有行动力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中国话语。
四、结语：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学术趋向
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学术趋向是什么呢？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你是不是要搞中国中心主义？不是的!我们讲中国话语，不是谋求话语霸权，追求的是对人类学的世界贡献。这么大的世界，天天都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追求的是对人类学的世界贡献，对构建和谐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诸方面平衡的一个理论，所以今天提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与中国话语的问题，就是表明一个观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已经拐向中国话语。
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从2003年3月出版了林美容的《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之后，6年来经大家的努力己出版了11种，归为第一辑。从秦璞和徐桂兰的《河疍与海疍珠疍》开始为第二辑。今后，我们将以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添砖加瓦，以构建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新大厦！
徐杰舜 吕志辉
2009年10月28日于桂林金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