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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鸡尾酒：美国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更新日期：2009-11-06 10:40  ]
                                                                作者：于福坚


　　世界上有近200个主权国家，其中只有十几个能够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遵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实现民族与国家边界的重合，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即使这些国家也开始出现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碰撞就成为困扰所有国家的共同问题，而处理好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本期开始，《看世界》栏目将推出“国家构建与国民认同”系列文章，为读者介绍世界主要国家是如何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从而塑造出有利于国家统一与完整的国民认同，以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文化基础。

——编者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美国族群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像是一杯鸡尾酒。为数众多的族群混杂在一起，即使肤色、语言、传统习俗各不相同，甚至难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不能突破国家的限制。如果不喜欢，断章取义地借用一句话就是：“大西洋的门永远为你敞开，你可以回欧洲去。”

　　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同属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后者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对民族国家来说，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国家认同则可以进一步促进族群认同，但是族群认同具有民族上的排斥性，而国家认同则具有超越族群的包容性，因此二者并不总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对一些少数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民族分离主义即是二者发生冲突的极端状况。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并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建立在地域、血缘、历史和文化等基础之上的民族。曾参加过1787年制宪会议的美国副总统杰里曾说过：“我们既不是同一个民族，也不是不同的民族。”据统计，美国存在的大小族群达1500多个，但如此众多的族群却并没有导致美国的分崩离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感恩节当天，即使和那段历史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族裔也会萌发对“五月花号”的想象。在美国，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似乎十分和谐。

　　3个阶段与3种族群理论

　　美国的族群和国家认同的构建可以分为3个阶段，相应地出现了3种族群理论。根据米尔顿·戈登的分析，从英国开始向美洲移民到上世纪初，是美国族群同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盎格鲁遵从”。由于这一时期的英国移民居人口多数，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种族优越性对其他移民采取了带有“霸权”色彩的同化要求，即遵从盎格鲁文化，包括使用英语、适应盎格鲁文化的社会规范、习俗等。盎格鲁遵从理论具有浓厚的欧洲思想背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主要理论来源，认为盎格鲁人是社会竞争中的优秀种族，而其他民族尤其是有色人种都是次等种族。因此盎格鲁文化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主流，而其他民族则要放弃自己的族群文化，适应盎格鲁文化。这样一种观念和理论和当时盎格鲁人的优势地位有关，在和欧洲国家的竞争中起到了增强自信心的作用，但也被认为是殖民时期“白种人优先”的遗产，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从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期是美国族群同化的第二阶段。上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使得大批难民涌入美国，盎格鲁的民族优势不复存在，“盎格鲁遵从”也难以为继。1908年，犹太剧作家赞格威尔的剧作《熔炉》在百老汇上演并引起巨大轰动，其中有一句台词回答了“什么是美国人”这一问题：“美利坚是上帝的坩埚，一个让所有来自欧洲的民族得以融化和改造的熔炉！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爱尔兰人与英吉利人，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深仇大恨不再有意义，都随着你们进入了上帝的坩埚。”于是“熔炉”成为美国族群同化的代名词。熔炉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新世界，远离欧洲的肮脏，可以不再犯旧世界的错误。每个来到新世界的人们可以在这个大熔炉里面，抛去杂质、留下精粹，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即美国文化）和全新的族群（即美国人）。这样一种新族群的构成原则被认为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联邦主义，大多数人意见的一致是它的核心。依此原则，等级制、大地主和腐败的政府等就不会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活力的自由个体与为国民提供福利的政府。美国在上世纪前半期的崛起，似乎证明了这一学说的有效性。上世纪50年代一些专家也得出结论，“就像南北战争解决了政治统一问题，二战中的珍珠港则以一种共同生活方式完成了国民特征的培育。在战争的压力下，国民将种族、阶级、性别、族性、区域、语言和宗教丢掷一旁，并代之以一个一致同意的价值集合”，即美国人和美国方式。

　　显然这些专家过于乐观了。“熔炉”说自其产生时起就受到很多批评，认为它不过是“盎格鲁遵从”的翻版，所谓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仍然是白人主导的盎格鲁文化，少数族群并没有参与进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隐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族群、种族和性别冲突不断涌现出来。联邦主义的“多数人一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对黑人来说，美国经历并没有产生一个“新人”而是“隐形人”，对印第安人来说，则成为“即将消失的美洲人”，妇女不过是“第二性别”。为此，一种新的解释美国族群认同的理论即“文化多元”论开始广为传播。关于文化多元的名称有很多，如“沙拉碗”、“蔬菜汤”、“马赛克”或“彩虹”等。这些相异的词汇指向的是同一个内容，即认为“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等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能够根据一个单一的优劣顺序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做高低排序的、普遍且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因此，美国的每个民族群体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中都有权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每一种文化均为美国社会作出了独特的、富有价值的贡献。所以，美国文化只是多元文化的组合。

　　进入上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种二元论的族群认同理论。该理论既不强调个体，也不强调多数，而是混合的二元论。在这种框架下，美国被分成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包括资本家、政治精英）和一个被压迫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中个体的文化则依据种族、阶级、性别、族性、语言、地域和宗教进行区分。该框架被美国学者格里芬称之为“马蒂尼鸡尾酒”。这一理念认为强势统治阶级有意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使他们接受被压迫的状态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美国的统治阶层表面上和少数族群成为伙伴，但实际就像马蒂尼鸡尾酒一样，难以真正地融合。

　　尽管在族群和国家认同构建问题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的族群融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奥巴马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成为少数族群参与政治生活的最高峰。著名黑人女记者格文·埃菲尔在2009年出版的《突破》一书，分析了奥巴马时代的政治和种族。她在书中这样评价奥巴马成功竞选的历史意义：“2008年的奥巴马重新改写了教科书，他的成就是历史性的，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种族与政治的交合。奥巴马是这一改变的最前沿，但是他的成功不过是日趋加深的池塘上的一个涟漪。”

　　没有民族政策，但国家认同构建渗透到各个方面

　　作为一个族群众多的移民国家，美国在族群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上是相对成功的。上世纪20年代“泛非洲主义”如火如荼。牙买加黑人领袖加维曾经组织颇有影响的“返回非洲”运动，动员美国黑人回到自己的起源地，甚至组织船只运送美国黑人返回非洲，但是该运动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响应。鲁道夫·费希尔在小说中驳斥了该运动的荒谬：“回到非洲去！我就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回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彼得·塞林斯在《美国式同化》一书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同化的强有力之处，即：包含在美国宪法中的自由和普世理念；市场资本主义中对经济成就的无差别认可；高密度的组织生活，包括政府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慈善的等；在社会范围内对现代性和进步的持续迷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类型的族群整合理论都是学者分析总结的成果，而不是官方刻意推行的政策。除了带有补偿历史欠账意义的美国印第安人法，在美国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少数族群的特殊政策。实际上，在处理族群和国家认同的矛盾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所谓去政治化指的是美国政府并不直接介入族裔问题，而是通过帮助和支持各种社会组织，以间接的方式来扶助外来移民尽快适应美国文化。因此美国把各种民族问题限定在了市民社会领域。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民族成分的内容，政府在人口普查时并不问及“民族”，也并不要求每一个受调查者必须选择一种民族血统。在美国突出的是“公民”身份而不是民族。即使对一些弱势族裔提供援助，也是通过民间组织来完成，以使他们觉得是作为美国公民而不是少数族裔才获得厚待，因而严格来说，美国并没有民族政策。

　　国家认同构建在美国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各个族群可以任意发展具有本民族特征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团体，但是任何族群试图在一定地域上建立自治性组织都是被严加禁止的。美国的国家认同构建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在移民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宣誓效忠美利坚，总统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公民国家认同的仪式。美国的族群认同就像鸡尾酒，可能是混合的，也可能是层次分明的，而美国的国家认同就如同鸡尾酒杯，它框定了族群认同的界限，即无论族群在里面如何搅拌都不能超越国家范畴。这样一种处理族群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方式使得美国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族群冲突，却很少出现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

　　美国族群和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这样一种“回避”或“忽视”族群的国家认同构建，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自由、灵活和民主就忽视其在历史上曾经酿下的罪恶。高度政治化的国家认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即“谁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奥巴马的当选也没有改变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在美国占据社会主流的状态，美国高度政治化的国家认同经常成为种族主义的同义词，成为压迫少数民族的合理化依据。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采取的灭绝行为、曾经盛行于美国南部的罪恶的奴隶制度、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敌视外来移民和歧视黑人现象、反对天主教势力的发展、顽固坚持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做法等，均与此有关。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其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即《我们是谁？》，杞人忧天式地追问多元文化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书中认为，大量亚文化的存在严重削弱了美国国家的凝聚力，而这样一个缺少“核心文化”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亨廷顿实际上指出了美国族群认同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美国的民族融合始终存在着障碍和困难，经过“熔炉”冶炼出来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美国同样也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如夏威夷原住民独立运动、阿拉斯加独立党、佛蒙特和德克萨斯州独立运动等。当然这些分离运动的规模和影响都非常小，也不能藉此否定美国的国家认同，但它们却是一个警示，告诫美国不能在全球化时代族群认同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