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
应星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而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几乎与此同步展开，到今天，社会学正在成为一门新的“显学”。我们不妨站在其发展的新起点上，一起回望中国社会学走过的道路，并展望它的未来。
中国社会学的固有思想传统
要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1979年后的重建，首先需要盘点社会学学科1952年被取消前已形成的思想传统。简略而言，中国社会学固有的思想传统有三个方面：
（一）实践导向与理论意识的结合
社会学常常被看作是一门“经验学科”，而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更被许多论者所强调。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与思考，并不足以支撑起一门有独特问题意识、概念工具和学术传承的学科。从中国早期社会学来看，我们固然可以看到社会学家重视实地调查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实践导向，但也要看到他们建立独立的学术传统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的艰辛努力。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学第一位思想大家——严复那里，就构想了一个以社会学为中心、以实证为基本方法的现代科学知识谱系。这个谱系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规范，而且具有一种奠定秩序的伦理职能。严复不仅赋予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实证性格，而且还企图使社会学的学科原则对整个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导向。在前后三代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很少有作理论研究还是作实证研究的区分。他们大都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功底，同时又有敏锐的经验直觉，能在独特的问题意识牵引下，将理论与经验自然地融会贯通。比如，孙本文既有《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这样足以代表学院派理论高度的著作，又有广涉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的应用社会学系列论著《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中国家庭问题研究闻世的潘光旦既熟读西方社会学经典，又对中国文化经典有着深刻的体认。
（二）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本土化方向
社会学本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尽皆西土或东洋留学之士。然而，他们却深具文化自觉，始终不堕对中华文化复兴之信心，其“取道西方”最终是为了“返回中国”。因此，中国社会学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上世纪40年代以后，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
（三）从制度重建到人心安顿
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比制度重建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任务是人心的安顿。因此，他们苦苦思索着如何赋予制度以精神，赋予政治以德性，赋予传统以新生，赋予速朽之人以不朽之灵魂。无论是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还是瞿同祖、李安宅、潘光旦等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都体现出了这一鲜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成就与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学科定位
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为社会学究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学以致用”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年轻的费孝通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并身体力行。40多年后，当费孝通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领头人时，社会学从一开始就紧贴着时代的脉搏而重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
纵观整个近现代史，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晚清到民国之际;第二次发生在1949到1978年;第三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正是第三次社会转型尤其是我们党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国社会学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方面使社会学家躬逢其盛，可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广泛地参与到社会转型中，提供良策妙方，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派提供了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语）的机会空间。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学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不仅固守住了自己的传统阵地，而且还深入到国家和市场的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政府中去看政治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法院中去看法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了社会转型和社会重建时代的思想利器。由此，我们不仅要从社会内部思考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而且要把它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政府的宏观调控紧密地勾联在一起；不仅要考虑社会体制的公平性，而且要考虑社会体制背后的基础秩序；不仅要考虑社会组织的重建，而且要考虑在社会组织中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铸造；不仅要考虑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如何建构真正属于中国社会及中华文明的理想社会图景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为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进步而欣慰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存在着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概念与方法的简单移植。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最初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的大力支持，中国留学海外、成名海外或回国任教的社会学学人绝大多数受教于美国，加上美国社会学一直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支撑着它在世界社会学领域的某种强权地位，因此，美国社会学对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今后势必还会随着留学美国的回国人员的不断增长而增大。无可否认，中国社会学即使是在努力本土化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包括美国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滋养。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的强势地位，常常使相当一些受其熏染的人对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刻的反思，因而对社会学的中国化难以产生贴切的理解，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简单移植到国内来。
第二种倾向，是朴素经验主义的盛行。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当年在探索社会学中国化道路时不满足于用西方问卷填中国资料的做法，也不满足于用中国史料来注释西方理论的做法，而是另辟蹊径，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改造社会学。这一方向在费孝通后来带队重建中国社会学时得到了重申。这种方向使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就贴近现实，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不过，也有相当一些人误以为进入田野可以不受多少理论传统的熏染，以为经验直觉可以无需与任何理论传统辩驳、融汇就可以直接上升为自己所谓的新理论。因此，他们本能地拒绝西方理论，希望直接面向田野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概念名词甚至理论体系。诚然，目前重要的社会理论绝大部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那些第一流的西方思想家也少有了解中国社会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诸如韦伯、涂尔干、福柯、布迪厄、吉登斯这样的西方思想大家与中国社会学是无关的。西方理论既不是拿来给朴素的经验做学术八股式的包装的，也不是用来剪裁现实、切割生活的，而是让我们通过触摸学术大家的博怀与锐识来培养我们自己把握问题的洞察力的。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正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简单排斥西方理论，与将西方理论硬套在中国研究中是同样危险的做法。
第三种倾向，是使社会学完全沦为图解政策和社会参与的工具，而无视社会学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科建设。社会学本身尽管有着很强的实践性格，但毕竟与实务性、操作性极强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费孝通时常强调的“学以致用”，是说社会学不能闭门造车，不能无视中国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而绝无让社会学全然成为“社会政策学”之意。他晚年倒是一再强调“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实际上，我们只有巩固了社会学自身的学科传统，才可能去谈社会学的学科担当问题；只有立足社会机理的深入研究，才可能派生出良言妙策。
（二）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经过近30年的积累，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的齐头并进。
社会结构分析是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角。社会结构分析通过一整套独特的社会研究方法，一方面强调要素的联结性和分析的总体性，把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到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去考虑，强调结构模式、制度安排和社会规范对人的行动的引导与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构成结构的每个环节的特性，着力去寻找构成总体结构的每个位点的分布及其相关特征，尤其是对影响总体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若干重要环节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发展最早、成果也很丰富的几个领域，如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分析、现代化研究（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城乡二元结构分析，都属于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
社会机制分析则最能体现出中国社会学独特的洞察力。所谓机制，简单地说，是目标与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项。对社会制度作机制分析，就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制度设计和结构模式尽管对社会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社会行动的复杂性在于它常常偏离制度设计的方向。因为行动者采取社会行动时的复杂性和偶变性，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遭遇不同的情境时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既不完全是制度能够意料到的，也不是都能体现在最后的结果之中，只有在对事件动态的考察中，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为此，就需要把社会制度框架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事件及其牵涉到的各种复杂而抽象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国内有学者称其为“过程—事件分析”、“实践社会学”或“行动社会学”。机制分析可以使中国社会学能够更好地面对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中国社会学界将包含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分析统合在一起的实践社会学广泛运用在城乡、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当然，社会结构分析和社会机制分析各有长短（在这二者背后还隐含着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对立，此处不赘述）。社会结构分析长于把握总体，短于把握社会事实上的丰满感、历史感。机制分析长于把握生动的社会事实和微妙的社会运作，但容易产生的一个缺点是分析细碎化，拘泥于局部事实，而无法回到总体问题上去。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广泛运用使这一缺点更加突出。因此，这两种分析视角需要取长补短，相互结合，从过程来看结构，透过制度显机制，才能获得对社会的恰切理解。
（三）城市与乡村
在中国，一直到今天的转型社会，乡村问题、城市问题，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割、断裂及关联，都是极其重要的实际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突出特色。
首先，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个“三农”问题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首要议题。中国乡村问题的实质是：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最激烈碰撞之地。正是这种碰撞为社会学调查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使其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为世界社会学可能做出最独特贡献的领域之一。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于乡土中国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些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比如费孝通对“双轨政治”、“差序格局”和“生育制度”的分析；另一个则是对现代中国乡村重建的思考，在这方面，费孝通也提出了恢复乡土工业、重建绅权、走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的主张。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费孝通本人着重牵引了对中国乡镇企业、小城镇和乡村工业化的研究。其后，社会学界对苏南、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三种农村发展模式的研究产生了一批较高质量的成果。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自觉地回应着费孝通早年所提出的重建绅权、社区自理的想法。此后，中国的乡村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从村民自治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对村庄治理、农民集体行动、乡镇企业转制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将着眼点放在根在乡村而人在城市、身份是农民而职业是工人的“农民工”的迁徙、工作和生活状况上，企图以此切入对中国社会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
其次，城市问题近年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中国城市的实质问题是：城市是社会主义新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最激烈碰撞之地。对城市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叶，学界就敏锐地抓住了单位研究这个理论生长点。社会学者围绕单位制的产生及运作机制、改革后的变迁、国有企业的转制等，同时从制度结构和社会机制着手，成就了一批中国社会学在组织、分层、城市研究上最具亮点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社会学有别于经济学的独特洞察力，也揭示出多种文明形态在单位制中的交织反应。其次，社会学界还从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的断言中捕捉到了它的社会学意义——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因而提出把工人阶级重新带回中国社会学分析的中心。再次，社会学界不仅在传统的社区治理议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究，而且通过对三种都市运动的研究，即城郊被征地农民维护地权的集体行动、城市小区业主维护产权的集体行动和下岗工人维护劳动权的集体行动，提出了塑造公民资格进而促使“社会的兴起”这个新议题。后两个视角的研究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乡村问题和城市问题都内含着一个更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各个学科都很关注，而社会学则有不同于经济学等学科的独特洞察。比如，有社会学家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转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城乡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建立一套公正、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当务之急。还有学者看到，即使是同在城市里做工，农民出身的“新”工人（即农民工）与国有企业的“老”工人之间，无论是在社会对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铸造上，还是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上，亦或在行动能力与方向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再形成过程中也被分割成了“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
（四）生态与心态
社会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也与人文学科有着紧密的关联。费孝通在晚年常常呼吁社会学理应具有广阔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文化自觉，不要过于科学化。他强调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使社会学的研究从生态（人文生态）秩序扩展到人能够“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去研究人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研究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人际关系，研究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自我意识，研究将心比心的韵味。
费孝通这个说法启发着我们去思考社会转型中最深层次的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转型遭遇的最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社会公平失衡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社会秩序失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社会底线失守的问题。这些说法当然各有道理，但似乎都还未完全点透。我们可以回到涂尔干那里。涂尔干把他那个时代最根本的病症归于集体意识的衰落，归于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他毕生所思就是如何为民族道德复兴贡献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如何把社会学建成真正以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道德科学。就中国社会现状而言，在公平和秩序问题背后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因素——社会价值和心态的问题；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制度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更体现在整体的社会精神危机上。涂尔干给我们的启示是：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人文学者的专利，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致力于社会价值的重建。潘光旦半个世纪前所强调的“中和位育”的追求、费孝通晚年所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学努力超越西方厘定的文明格局，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传统文明提升到全新境界的路标。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过，有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中国社会学未来可能的走向
（一）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界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本身的独特性及其所蕴涵的普遍性理论意义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认，社会学家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吸取上，还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上，都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这些不足日益成为社会学未来再上新台阶的瓶颈。
以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吸取而言，一个学科若不正本清源，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也就无法真正进行卓有成效的学术积累。事实上，由于学界对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素乏研究，许多经验研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就是拿着数据或材料匆匆忙忙去与国际对话。如何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社会学奠定的基本问题和精神气质，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已成为社会学界的当务之急。
（二）加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再以学界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为例。尽管西方社会学理论是我国教学中最主要的课程之一，但在研究上却一直是最薄弱的领域。中国社会学界许多论述在分析架构上依然处于“本土材料外包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真正具有自己创造性的成果甚少，即使在所谓“中层理论”层面的贡献也还非常有限。而这种困境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研究不到家的致命缺陷。不仅中年一代的社会学家对西方理论普遍重视不够或研究肤浅，即使是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其理论兴趣和修养依然有待加强。现在学界尤其需要带着对中国问题的关怀，潜心返回西方社会学原典，尤其是古典理论中系统阅读，认真体悟，把握社会理论发展的源头和基本发展逻辑，培养丰富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从中去寻找几个时髦的概念作包装。
（三）扩展社会学的研究视界
正如前述费孝通所批评的那样，中国社会学不能再始终停留在生态和制度上的思考，而要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要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同时要加强社会学的历史感，加强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改革前总体性社会的研究。
（四）加大对社会转型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紧迫的、重大问题的关注是比较及时的，但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面对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应当具有把握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培育生产宏大话语的能力，在对中国经验展开真正有深度的研究的同时，不回避重大问题，敢于面对深层次矛盾。
（五）展开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自觉对话
在研究视角上，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机制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这都是中国社会学走上高层次的丰富和综合的发展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视角和方法各有长短，它们一方面要各自完善自己，努力提高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更要展开自觉而深入的对话，取长补短。
作者简介：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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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马衣努 于 2009-10-28 19:1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