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调研：假数据背后的真问题
──从骆驼巷村实地考察透视统计数据不实问题
□ 特约记者 林燕平
准确掌握国情，如实反映国情，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科学依据。从这一意义上讲，国情调研，关乎国计民生。然而，在当前的国情调研工作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统计数据不实的问题。本报特约记者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骆驼巷村7个自然村数百户农家的深入走访，将揭开这些不实数据背后的真实状况。
1 初入骆驼巷的震惊
冬风漫卷，满目苍凉。
记者第一次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的骆驼巷村时，是2003年1月31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这个行政村由5个汉族自然村和2个回族自然村组成。年三十本来应该是一片喜庆欢腾，然而，在大西北这块粗犷贫瘠的土地上，骆驼巷村农民的生活现状却深深震撼了记者。
樊庄自然村的宋家有3个孩子，大女儿13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小女儿11岁，因患先天性心脏病无钱医治在家；小儿子8岁，正上小学一年级。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破旧土屋里，墙上只有一扇挂历大小的窗户，白天进去也是黑洞洞的。在家家户户快到吃年夜饭的时辰，孩子们的双眼流露出来的只是对陌生人的诧异，看不到过年的喜悦。灶房里依旧冷冰冰的，只在灶台上放着一捆小葱和一把宽粉条儿，这就是宋家过年用的“年货”。
阳洼自然村的何家三兄弟，都没有娶上媳妇，老大50岁左右，因患肺癌无钱医治，已经不能下地，躺在炕上呻吟；老二因为嫌家境过于贫寒，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于早年自杀了；老三40岁出头，全家生活就靠他一个人种地、打零工维持。何家的小院子除了堆放着几根粗树桩外一无所有，听说这是准备为老大做棺材用的。2004年7月中旬，记者再次去何家看望时，老大已经骨瘦如柴、无力说话，在记者离开的一个多星期后病死在家中。
接下来的20多天里，记者跟着骆驼巷村的马支书一口气走遍了小庄、驼巷两个回族自然村的120多户农家，多次走访了骆驼巷村十几户生活最困难的农家。一路下来，记者花光了身上的零用钱，送掉了随身携带的衣物，离开时还把身上的外套脱下送给了一个穿得单薄的男娃儿。
骆驼巷村的这种状况，让人始料未及。下乡之前记者还专门找来相关的蓝皮书，仔细阅读了宁夏川区、山区、黄灌区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指标，而骆驼巷村的实际境况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指标数据的真实性。记者随即给主编蓝皮书的相关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进行询问。后来听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可笑，因为统计数据不真实，在大家的眼里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2 数据造假涉及多个领域
随着实地考察的进一步深入，记者发现，这种作假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非常普遍。
记者在和骆驼巷村一位妇女聊天时，发现她连自己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孩子叫什么名字都说不明白，而户口本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却赫然盖着一个写有“已脱盲”的小红章。问她这个小红章是怎么回事儿，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于是，记者特别留心，每次到农民家里和农民交谈之后，就会要求看他们的户口本。结果发现，在农民户口本文化程度一栏中，还有盖“小学”、“初中”等字样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调查的农户当中，有的聋哑人、智力障碍者、精神病患者也都成了“已脱盲”的对象。后来记者了解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2001年教委“双基”达标检查，当地教育部门直接把农民的户口本收上去，在文化程度一栏盖上了“已脱盲”、“小学”、“初中”等字样的小红章。
虚假数据还不止这些。骆驼巷行政村有7个自然村，按常理每年自然村的人口性别比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与2002年相比，2005年所有自然村的人口性别都相差甚远。短短的三年里，小庄自然村人口性别比从1.02上升到1.50；驼巷自然村从1.05上升到1.50；阴洼自然村从0.96上升到1.50；阳洼自然村从1.03上升到1.50；刘庄自然村从1.02上升到1.50；樊庄自然村从1.02上升到1.50；马其沟自然村从1.09上升到1.49。三年间骆驼巷村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女性，7个自然村的人口性别比，都齐刷刷地变成了1.50。
只要稍微有一点人口统计常识的人就应该注意到，2005年骆驼巷村的人口统计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连在骆驼巷村跑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至今也没有摸清楚骆驼巷村到底有多少户，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男人和女人。骆驼巷村的人口统计，年年是各个自然村的队长统计，队长报多少人，村上就统计多少人，至于报上来的户数和人数是否准确，没有人去过问、核实。
在宁夏南部山区农村，结婚不登记、不领结婚证、不报户口的，生孩子不上医院、不报户口的，死亡人口不注销户口等现象也比较严重。错登的现象就更为严重。
宁夏南部山区2006年“普九”验收时,上级下了硬指标，各贫困县义务教育普及率必须达到97%。宁夏南部山区教育第一线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指标在山村、特别是偏远的回族聚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完成任务，当地教育部门规定了不少条文，大、小会动员，并且把实现这个指标和奖惩制度直接挂钩。学校为了过关，校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想尽了种种办法，上面要求的指标达到了，国家的钱也浪费了不少，义务教育的质量不但没有实实在在地提升，反倒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对这些造假现象，上级部门也想过办法杜绝。2006年宁夏的“两基”验收时，某些教育部门为防止下面弄虚作假，提出：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的人数必须和小学毕业生的人数相一致，按照小学毕业生的名簿核对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的人数。这个苛刻的规定，很多学校根本就无法达标，因为很多小学毕业的学生，外出打工的打工，结婚的结婚，务农的务农，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无法返回学校。为了应付检查，各个学校就把冒名顶替、张冠李戴的做法搬了上来。有些学校为完成义务教育指标解决生源，把在乡上的所有辍学的人（甚至包括个别结婚、怀孕的）都集中到了学校，花钱雇这些人来上课。怕他们中途跑回家，学校还每天派车下乡接，放学时再送回乡上。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两个月，把检查应付过去了，“学生”的义务教育也算是“普及”了。
更令人瞠目的是，一些地方为了达到农民识字率的指标，采取让识字的学生和农民代考等办法应付检查。
3 统计数据关乎国计民生
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如果统计资料失实，就很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给经济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有沉痛教训的。
“统计数据造假”在各级政府的统计报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统计数据造假”在我国的渗透与蔓延，已不单单是一个官场腐败、学术腐败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关乎祖国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拿人口统计数据来说，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统计数据，也是被国际社会引用、参考最多的统计数据，如果这样一个基本数据都存在较大的漏洞的话，不仅影响我国统计工作、政府工作的公信力，还会给政府决策、国家安全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况且，我国大约有8亿人口在农村，如果这部分人口的户籍管理普遍存在问题的话，那误差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如果有比较畅通的反映基层情况的内部通道，不仅可以为地方政府、为国家发展战略建言献策，还可以成为国家战略研究的一种较为快捷的辅助渠道。
然而，目前我国还缺乏一个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下情上达的信息通道和监督机制，一些部门为了地方利益、个人利益长期给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不真实的信息，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4 为什么会出现假数据
为何统计数据如此失实？为何不能拿出一套真实、准确的数据来呢？经多方调查，记者发现，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急于求成”和“弄虚作假”的怪圈。
制定政策的部门往往急于求成，形成了这样一套工作逻辑：急躁→从上至下的高指标→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落实→行政惩罚；执行政策的部门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这样一套工作逻辑应付：焦躁→被动接受高指标→执行命令→应付检查→行政的不落实→掺虚造假。最终，使急于求成变成虚晃一枪。
实际上，基层干部的怨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旦涉及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怕影响自身利益，谁也不愿意讲的过多。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也归结在抽象的体制问题上，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1986年我国颁布了《统计法》，但在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统计报表并不受《统计法》的约束。特别是在行政村一级的乡村，基础统计的规范、监督还是个空白。统计数据不但没有参照《统计法》的具体规则实施，相反许多时候都是上级要什么数据，下级就编什么数据。这种现状在基层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宁南山区的远程教育是远近闻名的。记者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2004年下半年，组织部要求乡村党员通过远程教育的电教设备开展学习活动，电教设备和光盘都放在各乡村的小学校里。按照组织部要求，一个月学习两次，每年检查一到两次。但据当地知情人介绍，电教设备刚到乡里的时候还学习过一两次，后来就根本没有人学习了。为了应付组织部的检查，下面就按照组织部下发的统一表格逐月填写学习内容。填表的技巧很高明，首先把每次学习的日期填上，然后把学习的内容填上，再把每次学习缺席的人名填上。就这样，好好的一套远程教育设备被闲置起来。
一位当地人说：“本来远程教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落到实处，乡镇上也没有人过问，因为他们根本忙不过来过问，大量的时间都用在造表造册应付上级检查上了。”另一位当地人感叹说：“领导要求的往往和实际的情况不一致，但又必须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情，所以基层造表造册，每年光纸张就不知道浪费多少。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结果基层干部说没有按照上级的要求填写，还要重新准备，一句话的工夫，这厚厚的一摞材料就成了废纸，几天几夜的‘心血’就白白浪费了。”
目前，在我国基层政府，特别是基层农村，基础统计系统的建立依然是一个空白，在我国现行体制当中还缺少一个比较完善的相对独立的下情上达的统计体系和监督机制。特别是一旦触及到某个局部问题，很难找到微观的、翔实的基础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收集到比较接近真实的第一手数据，只能采取个人行为。虽然现在地方各级政府都有政策研究部门和咨询部门，但是这些部门的人都是为当地的行政官员服务的。
同时，社会上部分人对不讲诚信的行为漠然处之、听之任之，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所谓的潜规则无处不在，诚实、信誉渐去渐远，很少有人愿意付出高成本、高代价去讲真话。
5 调研方法不当也导致数据失实
基层体制机制多方面的原因，对调研数据的收集整理是个难题。同时，不恰当的调查方法，同样能导致统计资料失实。
在我国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研究领域，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就是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调研手段，但是，当前在我国学术界却存在着滥用问卷调查和盲目崇拜问卷的现象。好像用了问卷调查，结果的公信力就提高了。而事实上，有的问卷调查结果不但没有公信力，本身的操作过程也存在着许多漏洞。
记者在宁夏调研时，亲眼看到从北京来的研究人员在农村做问卷调查，问到农民家养的牲畜是否生病时，农民边打量带路的村干部边回答说：“不生病，打预防针。”于是，他们就在“否”字上画一个勾，而对通往农民家的土路上躺着的瘟病死的鸡，却视而不见。当他们问到农民家里养了多少只羊，农民犹豫了片刻回答说：“这几年旱的不成，没有草喂，有二十几只羊。”于是，他们就在问卷上写上“20只羊”。但是，对这家农户院子外的羊圈里50多只活生生的滩羊，也视而不见（这个村庄里，牲畜圈修在院子的外面）。
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少数民族集聚地区，与问卷调查操作机制相适应的环境和社会基础相对欠缺，回收公信力较高的问卷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搞问卷调查，不如深入实地了解民情、民意。特别是在吃水、上学、看病、垃圾、厕所、居住、健康、个人安全、行政村建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现阶段，在研究经费和专业研究队伍还很有限的条件下，国情调研课题主持人分别以某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轴心，深入持久地展开实地社会调查或者跟踪调查，获取接近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就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
除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有困难外，我国还缺乏畅通的信息通道，不能保障重要信息能够尽快地送到决策部门手中。2003年冬季，记者第一次去红庄乡（现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2003年7月与张易乡合并为张易镇），正好赶上青黄不接的季节，不少农民家里没有粮食吃，而政府“退耕还林”的补助粮款又不到位，农民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写“要报”、“内参”的话，很可能等这些情况反映出来了，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过去了。
另外，送上去的内部报告得到领导人批示后转发下去，如何保证反映情况的人的隐私也是一个问题。
2004年夏季，记者写了一个关于宁夏犁套村碑子湾女童失学辍学问题的内部报告，领导批示后的某一天，这个平时连乡镇干部都很少去的深山沟突然间热闹起来。上上下下各级部门，包括原州区教育局、张易镇政府、张易镇学区都行动起来了。一时间，开天辟地7辆车开进了犁套村，犁套村小学的马校长被叫上带路去碑子湾，走在半路上就晕了过去。
6 用科学、敬谨的态度从事国情调研
记者根据自己在骆驼巷村的走访调查，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发现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国情调研要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就必须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切忌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
调研工作的开展应当结合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结合专门领域的专家，定向做一些深入的、持久的调查研究，其效果会来得更直接、更长久；还可以通过发现某一个问题、解决某一个问题来感受过程中具体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恰恰需要这些过程的、事实的内容来支撑。
国情调研项目的主持人，不但要有大量的前期积累和实地考察经验，还要有帮助当地政府、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不但要有深入下去虚心学习的精神，还要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职业道德；不但要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还要有对当地民众的人文关怀。把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结合起来，把搞国情调研和做实事结合起来。通过为当地解决一两件实事来更好地认识社会，挖掘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国情调研要在方法上创新，不能仅止步于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收集几个基层事例，有生命力的国情调研，不能忽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为此，国情调研经费应当尽可能地向那些有能力搞调研，并且能够认真搞调研的科研人员倾斜，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国情调研的项目中来。
国情调研的纵深开展要一步一个脚印，尽可能地节约有限的资源。对研究基地的建立要慎重，警惕以研究基地为名搞“大帮轰”。可以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与其搞“画地为牢”的硬基地，不如建立一些领域的数据库（“软基地”）。联合当地的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有目的的逐步建立起一些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数据网络，使国情调研工作、地方社会科学繁荣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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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8-10-27 15:4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