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 金炳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8年到1966年是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时期。这期间一方面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后来却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导致“文革”的发生;另一方面，在政策上正确与错误相交织，在实际生活中前进与挫折、成就与失误并存，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曲折发展时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民族地区(除西藏外)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中国的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成为党和国家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政策和指导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
　　保证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1959年4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保证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使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是党和国家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政策。
　　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工作任务主要有3个：一是在有条件的民族聚居区域，继续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二是注意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三是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治地方的潜力和优势，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民族纲领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党和政府制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原则：一方面，坚持国家帮助和各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政策，全面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发挥少数民族多种从业结构的经济优势，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党和国家还制定了不断改善和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大民族主义还是狭隘民族主义，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都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这是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针。
　　加快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重点抓学校教育，一方面加快民族高等院校的建立，加强管理，另一方面普及中小学教育。为了普及中小学教育，党和政府提出，从实际出发，举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采用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学制、教学计划，多种形式办学;发展民族语文，采取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相结合的双语教学;民族教育补助费专款专用，单列指标;制定了放宽民族学生的入学年龄、适当降低升学的录取标准等发展民族中小学教育的政策和措施。
　　尊重、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1958年7月，国家民委党组上报中共中央，提出编辑出版《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民族简史、简志等民族文化书籍，挖掘、介绍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
　　大力培养、选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多次强调，少数民族干部是党联系各族群众的桥梁，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培养、选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改革民族语言文字，并在少数民族文字的创造、少数民族文字字母形式、少数民族语文制定新词术语以及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等问题上提出了原则、意见和方案。国家组织有关部门在深入、认真地进行科学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一方面帮助一部分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民族文字，对一些已有的民族文字进行改革或改进;另一方面，积极推广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兴办从中央到地方的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新闻、广播、出版、翻译、印刷等事业，利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1962年3月，周恩来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人士，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
　　第一阶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既造成了地区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也造成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失调，导致地区经济发展陷入严重混乱的状态。这一时期，虽然国家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但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民族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仍得到了较快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建制得到了一定发展，并在大力培养、选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二阶段：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急躁冒进的纠正(1959年~1961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期间，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牧区和山区的生产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贸易企业在资金、利润、价格补贴等方面给予照顾。经过调整，民族地区农牧业产品产量下降的局面得到了扭转，工农业生产在调整中有了发展，广大农牧民和城镇职工的收入有所增加，人们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叛乱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下去，随后西藏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第三阶段：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偏离正确方向(1962年~1965年)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自此成为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更大的偏差，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口号随之提出。民族地区为了贯彻阶级斗争路线，对于民主改革时未公开划过阶级的少数民族牧区、实行和平协商改革的民族地区以及未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的民族地区，都进行了“补课”，重新划定了阶级。这段时期民族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误，延缓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代启福

　　金炳镐，男，朝鲜族，生于1950年2月，1974年毕业于197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理论专业(本科))，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马列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3年荣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名师类”，成为全国民族院校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2004年荣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也是全国第一位民族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30年，两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职称，从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在任教近30年中，三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两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职称，从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3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并获国家级 教学名师奖。
　　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参与我校也是全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本科专业的创建，创设和主讲了本专业的几门主干课程，牵头申报并使我校获得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招收培养国内硕士、博士生72名，进修教师22名，外国籍硕士、博士生15名，外国籍高级研修生8名。
　　在国内出版著作(包括合著)21部，在国外出版著作2部;在国内发表论文220多篇，在国外发表论文30多篇。论著中获国家部委级、省市级奖15次(一等奖6次、二等奖5次、三等奖4次)，获大学和省级研究机关奖13次。
　　承担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各类课题研究22项。目前研究中的有教育部、国家民委、北京市、社科基金等课题6项。
　　主要代表作有《民族理论通论》、《民族理论政策概论》、《民族问题概论》、《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主编)、《中国民族理论二十年》(主编)、《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主编，92万字)等。
　　在第十九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首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隆重揭晓，我校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科部金炳镐教授获此殊荣，成为全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此前，金炳镐教授已被评为北京市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是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的最高奖项，入选的百名教学名师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最高水平。金炳镐教授是我国民族院校教师中唯一的入选者，也是我国民族研究学科教学和研究人员中的唯一入选者。
　　金炳镐教授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第一线，先后担任本科生、硕士生、进修教师、博士生的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十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授课8000多课时。在我校实行教师教学工作量化以来的20多年中，他年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在任教授的10年中，他授课4000多课时，其中给本科生授课年均133课时。金炳镐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也勇于创新，积极投身于教学改革与实践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课堂上经常展开师生讨论，使课堂气氛热烈，学生踊跃发言。他的课堂教学引人入胜，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因而被我校研究生会评为首届“我最喜爱的十佳导师”之一。
　　金炳镐教授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他积极推动和参与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他从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成立之初便参与学会工作，担任学会秘书长、副会长长达16年，参与组织召开全国性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17次。他是我国第一位民族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并成为我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部委级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撰写了我国民族理论专业的第一部教材《民族理论通论》，他撰写的多部教材多次荣获省部级奖，并被多所院校采用。这些教材为民族理论学科课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生反映良好。
　　金炳镐教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他真心诚意地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素质和授课水平。他带动青年教师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让青年教师参与自己承担的教改研究、课程建设项目和科学研究课题，使他们的业务素质和科研水平在参与研究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金炳镐教授不仅关心本部门青年教师的成长，还关注其他院校相关专业青年教师的成长，想办法为他们创造继续深造和学习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22名青年教师到他的课堂上进修学习，现仍不断有兄弟院校的青年教师慕名而来投师其门下。
　　金炳镐教授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坚持在办公室学习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的努力奉献和忘我的工作热情为全校师生所公认，他的拼搏和敬业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他的每一位学生。金炳镐教授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经常无私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解决生活上和学业上的困难，因而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重。
　　金炳镐教授在30年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和研究中，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理论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民族理论学科中青年代表人物之一，金炳镐教授的名师之称当之无愧。
　　金炳镐教授获得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是我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部(研究所)的荣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荣誉，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骄傲，也是全国民族院校的光荣。作为全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榜样，金炳镐教授仍在本专业教学和科研领域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