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集成时代”的民间文艺工作任重而道远
作者：张志勇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16日 15:51 来源：中国艺术报
历时30年之久、被誉为“文化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面世，让广大集成工作者百感交集。在10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学术研讨会上，几代集成人相聚一堂，深情缅怀了远去的前辈、师长和同伴，既为“文化长城”的竣工感到欣慰，同时也认为，尽管集成全部出版，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采录研究并未结束，如何做好集成的补充、延续和研究、转化，还需广大集成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最终出版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达298卷、400册、4.5亿字，尽管规模宏大，但仍不免有所遗漏，专家建议将那些因篇幅所限未进入集成志书的原始资料编撰成资料本进行保存，并将近些年来新发现的故事、舞种和乐种等作为集成的补充编撰出版。此外，由于集成的采录编撰时间跨度很大，难免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其中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影响，也有技术手段方面的制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子艾表示，在集成工作的前期，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很多有关民间宗教和原始信仰的民间文艺被“封建迷信”4个字卡住，在集成甚至地方志中都反映得很少，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虽然有所补充，但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的后续工作中应该努力的方向。“有些舞蹈演员根本不看舞蹈集成，这是有原因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歌集成特邀审稿员田联韬说，就舞蹈集成而言，需要将影像与文本结合;对音乐集成而言，需要将音响与文本结合。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专题活动，以研究论文、个案实录与集成配套，特别是个案实录非常重要，能够为后人留下更加丰富可感的内容。”
“在后续工作中特别要做好传承人的传记编撰出版。”中国民协副主席、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说：“有一位二人转老艺人，去世之前对老伴说，‘让我唱一段再走。’非常让人难忘。他们是矗立在田野中真正的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望者，而我们只不过是记录者。为民间文艺传承人立传，既是尊重，也是为后人研究提供史料，在集成志书的数据库建设中应该有他们的资料。”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采录实际上是一次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大普查、大摸底，普查的过程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抢救过程，很多接受采录的老艺人都不在了，因而这些文献也成为了“天鹅的绝唱”。
4.5亿字的集成志书形成的巨大宝库为研究者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其中蕴藏着我们民族最基本的情感。所以，对集成成果进行阐释就成为了后集成时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修志意在用志。”福建省文化厅原副厅长、戏曲志福建卷主编柯子铭说，同时他也坦言：“现在的问题是，修志和用志脱节了。”
“民间文化占据着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然而民间文化却始终没有得到主流文化的承认。21世纪以来新国学高扬，中国文化被笼统地阐释为‘中庸之道’，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我们亟需对民间文化进行研究和阐发，并且要有自信，不能投靠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怀抱中去，那样就没有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的边界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刘锡诚说。
内蒙古文化厅原厅长王世一认为，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是民间文化生态，虽然对历史上、对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目前来看，对前者关注得太少，这就造成了研究对象的严重失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贺嘉建议，“中国民协、高等院校、社科院、文化部等相关单位应该携起手来，对集成志书进行深入研究，‘变黄土为黄金’，这样数十年的劳动才不会白费。”
专家认为，在一个叙事的时代，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并且出版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样触手可及的成果，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集成成果不能束之高阁。”宁夏民协秘书长陆阁丽谈到当地民间故事改编成评书在电台播出的成功时说，“我们应该利用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扩大集成成果的受众面。比如，叙事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改变成为影视作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贺学君认为，要充分应用新技术以实现集成的使用价值，先成熟的先推向市场，及时实现价值转化，使之不仅在国内共享，而且成为世界共享的财富，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三代学人通力合作的集成工作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那是一个集成的时代，它的结束既让人伤感又令人欣慰。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民协主席刘铁梁说，“在后集成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集成时代的结束不是悲哀，而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应该给学术以更大的空间和话语，在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对民间文化进行阐释和价值转化，把文化变成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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