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燃烧的、激动的……1945年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9-13 1:42:50
宋光宇《台湾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谈到1945年台湾光复前后的历史，引述了戴国辉教授在《爱憎“二二八” 》一书中的描述，其中有他重病中的母亲特意换上珍藏已久的中国衫去火车站迎接国军的情景，十分感人。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民众对大陆的隔阂和感情的变化。更详细、更具感染力的 1945年叙事，有杨渡主编的《激动一九四五》(台湾巴札赫出版社，2005年9月)。印在封面上的诗句已然诠释了“激动”：“这是一段又鲜活又荒谬，/ 又悲壮又壮烈的历史。/ 你不能不注视这一年，/ 因为，这是被压抑五十年之后，/ 台湾唯一的一次，充满纯真的梦想，/ 美丽而混乱的青春!” 书中“第一部 现场一九四五”以三十多篇当年的新闻报道、报纸上的广告等为线索，以“编辑人语”为评述，真切地传达出大半个世纪前海峡对岸的那种矛盾、期待、兴奋的现场感。“第二部 难忘一九四五”是当年的记者、青年学生等人的采访录和回忆录，其中著名记者李纯青的一句话使人尤其难忘：“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第三部 回忆一九四五”全是原籍台湾，后来在大陆工作、生活的老人的自述，悠悠岁月，微观的叙事中勾勒出历史转折的真实历程。“第四部 浮生一九四五”是对平凡百姓的乱世浮生的采访实录：“他们不懂政权，只知道要过咱的年、要吃年糕了……”;新竹的李和先生回忆完当年传唱的庆祝解放的歌曲之后说：“但谁都没想到后来的日子会这么惨!”(第259页)
就这样，台湾历史上一个巨变的年份，一个汇聚了无数热泪、希望和痛苦的年份，以极其感性的、真实的、鲜活的面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作为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思考，我们的确不可以不知道1945年的台湾。1946年1月18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题为《认识台湾同胞》，呼吁“我们要了解台胞，台胞也要了解祖国”(第118页)，从历史研究的层面上看更应如是。在第一部分由本书主编撰写的“编辑人语”中，对当年时事的分析既充盈着情感的认同和感怀，同时也包含了理性的、客观的认知和历史的批判目光，可以圈点、比较研究之处甚多。
在各种关于台湾的通俗读物中，张志远的《台湾的古城》(三联书店，2009年8月)是颇有独特价值的。关于中国古城的功能、建置、规划设计、修建历史等等的专业著述并不少见，但是在大陆出版的关于台湾古城的专门读物恐怕还不多。《台湾的古城》介绍了四十座分布在台湾南北各地的古城，从城市的兴衰到城池的兴建，从规划设计到具体施工，都有简明而系统的介绍。而在开头的“总论”部分，作者对台湾古城的综合性论述还包含有台湾发展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揭示出台湾古城在中国古代筑城史上的某些独特性。比如，清朝统治者对筑城态度的前后变化、闽粤等大陆移民的家族护卫诉求、社会经济开发对筑城与拆城的影响等等，在本书中都有很简明扼要的论述。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通俗读本，作者对于文献征引、史实查证、实地勘测、拍摄绘图等工作都下了工夫，甚为难得，其所介绍的某些古城连许多台湾人都是未曾听闻的。更有推荐语说，从这四十座古城的坐落点，竟也能厘出台湾开发的移动线，亦可见这个研究课题的多重意义。回到前述宋光宇《台湾史》，对于岛上各地古城的兴衰也未曾怎么着墨，可知本书的调查纪实亦有补阙之效。
“信息时代”这个概念虽然早已广为使用，但与之相关的伦理学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网络暴力、信息隐私等其实只是一些较为显著地引起关注的侧面，信息时代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学者乔尔·鲁蒂诺、安东尼·格雷博什的《媒体与信息伦理学》(霍政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对媒体、计算机和信息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读者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其实都涉及信息的伦理问题。对这些现象进行伦理分析和批判的重要性在于，不加思考和不作任何反应只能使这些问题放任自流，其中有些问题可能会转化为社会时弊，而有些从历史语境中传承下来的现象则无法得到应有的清理。
无论是从信息的生产、传播还是导致的结果来看，时弊和历史传统中的信息伦理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出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背景，因此作者明确地把政治哲学作为研究信息伦理问题的最佳解读角度，认为“以政治理论为视角，很容易理解……大量新的伦理问题是如何迅速产生的”。(导言)在全书的章节安排上也体现了这种角度：“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探讨了信息自由，因为这是新闻业伦理学数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基础：表达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闻报道的理念，如新闻的价值性、客观性、准确性、公正性与平衡性。”(同上)这与有些机构、有些人一谈到信息的道德伦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管治和审查有天大的区别，并不是说作者一概反对管治，而是坚持必须从尊重信息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谈论伦理问题、管治问题。所以在第一章的开头就明确地说：“我们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提到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与出版自由等原则开始，来探讨信息的伦理学问题。”(第1页)作者不是从理论上泛论信息自由的原则，而是通过精心组织典型案例以及曾引起广泛关注的著述来启发读者思考问题，如第一节“言论自由”，长篇摘引最知名的“《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主义者”纳特·亨托夫的《言论自由是我的，不是你的》一书的言述，他对斯考凯案和校园言论规范的评论充满了严密的逻辑理性和犀利的现实洞察力。文中引述的耶鲁大学校长贝诺·施密特对校园言论自由的维护同样值得深思：“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探求真理。……在这里，言无所忌，思无所限，挑战无所禁。”(第14页)随后在第二节“限制言论自由”中，同样是长篇摘引C.A.麦克金农《平等与言论》一文，以《第十四修正案》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平等主义理念对绝对主义观念进行批驳，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不同意见以资思考。这种由导言加上摘引文章和介绍案例最后加上思考题的方式贯穿全书，因此该书更贴切的书名或许应该是“信息伦理学文选” 之类。实际上这是为大学设立信息伦理学课程所作一系列努力的成果之一，由此可以了解这种文选加案例的写作方式的针对性，从中也可以看到在大学教育中听取和研究各种学说观点、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性——而根据本书的核心观念，这首先离不开坚持信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伦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