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
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汪利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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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形成和表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和对比反差之中。它非但不会被某种制度或政策锁定不变，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清代旗人这一“身份”的定义并非仅仅由八旗和驻防制度铸成，而是产生于它在不同时期与汉人相对应的关系中。通过考察清代旗人从进驻杭州到最终被逐的整个历史过程，能够勾勒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同时也有助于了解诸如驻防营是否真的将旗人与当地社会隔离，或清末排满风潮是否直接来源于满汉之间长期矛盾等等重要问题。
危险的征服者
旗人最初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1648年，清廷在杭州设立旗营。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但作为清王朝镇守杭州的代表，驻防旗人与杭州百姓的关系不但体现了异族统治者的特权，而且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占领军对被征服人民的骚扰十分相类。他们抢夺财物、毁人祖坟、向地方官索要妇女、侮辱士人，进而威胁到杭州赖以生存的商业贸易。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改变，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被选作驻防营址。旗人的为所欲为更危及著名的西湖风景区，西湖被旗人当成了放马处。
征服者的地方化
旗营与杭州百姓的关系在17世纪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时清廷不仅已成功地镇压了三藩叛乱，而且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沿海地区进入和平时期。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驻防受杭州城的影响日益深厚，与京师的联系则在逐步削弱。定居江南不但造成驻防人口的城市化，也导致他们的地方化。这一过程最终使来自满洲的旗人变成了杭州旗人。乾隆帝在南巡到杭州时就曾注意到这种地方化倾向，他在一首诗中说“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气渐如杭”，并感慨外省旗人的满语已十分生疏，所讲的汉语完全是当地口音。
共命运的汉人邻居
19世纪中期，旗人对杭州产生的归属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江南因太平军的到来一变而为战场。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喋血厮杀，更揭示了民族身份认同和地方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性。对于分省驻防旗人来说，认同一个具体城市常常变得与对朝廷的认同同样重要。而在江南许多士绅和百姓眼里，相对于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的太平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两百年的旗人则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因此，旗人和汉人联手抵抗太平军，保卫他们的城市。
直到19世纪结束时旗人在杭州的存在仍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即便在反满已成全国之势时，杭州也很少有仇视旗人的事例。真正促使反满情绪高涨的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反清人士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异族统治，并因此呼唤建立一个由汉人支配的政权。这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驻防旗人群体在清代的最后数年同时面临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杭州旗营社区在辛亥革命后的骤然消失证明这个革命远非只是推翻了帝制，它实际上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动——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并剥夺了其城市社区成员的资格。杭州旗人最终成为了辛亥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