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作为现代国家体系中一种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主义面临全球化的严重挑战，需针对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做出改变，抛弃非理性和狭隘的方面，保留并强化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民族主义适应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在交流共通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也加速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作为个人集合体的现代国家也不例外，甚至其安身立命的主权也受到全球化的侵蚀。相应地，作为现代国家体系中一种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现代国家在内外两个方面受到全球化的侵蚀和限制。就外部来讲，全球化对现代国家最严重的侵蚀莫过于对国家主权的限制。首先经济上的“跨国界行为”和各国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领土边界有名无实。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技术等以一种加速度实现跨国界、无领土的流通，任何国家以开放的姿态加入到上述领域的流通过程，都没有办法避免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趋势。其次，国际干预的加强和国际法的“硬化”削弱了国家在政治上的控制权。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典型的国际干预起到了冲击、约束传统主权观念的作用，此外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甚至国际社会的非政府力量也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
　　就内部来说，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国家的合法化危机或认同危机。所谓合法化危机，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即是一种认同感的危机，是人民大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即群众忠诚不足的危机。经济全球化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其结果是市场行为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不再以国家而是以全球市场作为自己的首要关注对象，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企业对国家的忠诚度。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安全、环境保护、外层空间开发等催生了超越民族和国家意识之上的全球意识。此外大规模的国际人员流动产生了更多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导致了认同上的多元化。但是，合法化危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合法化危机表现为政治参与程度的降低、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或“迷惘”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合法化危机经常意味着灾难，或者引发国内局势动荡，或者饱受分离主义之苦，或者导致国内秩序极度混乱沦为“失败国家”。
　　现代国家遭致上述限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首先现代国家的上述变化激发了20世纪后期席卷世界的最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但此次浪潮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以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民族分离主义表现出来。1991年苏联解体为15个民族国家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巅峰事件，但这一事件并不是结束，它的遗产即车臣、格鲁吉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一直持续至今。冷战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民族分离运动，如欧洲的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发展中国家如印尼的“自由亚齐”、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以及非洲国家的部族冲突等。这一民族主义浪潮既是被冷战格局遮掩的各种民族矛盾的集中释放，也是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必然反应。
　　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各种形式的民族排外主义日趋增加，其中以经济民族主义最为突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激烈的全球竞争使其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体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产业转移和升级造成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心化”。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他们的冲击更为严重，因此，通过经济政策对本国的弱势产业实施保护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减少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和侵蚀使得许多国家把经贸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经济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干预等。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它的确不复具有其全盛时期那种呼风唤雨的神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以前时代相比，民族主义在完成其古典目标即构建“国家”和创建“民族”方面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自苏联解体之后通过民族主义运动实现国家创建的成功案例不过3个，即黑山、东帝汶和科索沃，而其他几乎所有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都与恐怖主义存在联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现实证明分离主义根本无法切中20世纪晚期至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此外，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区别和差异，并要求通过政治权力来保障民族的多样性；而全球化则强调一体和统一，并通过人员、信息和物资的全球化流动来推动这种一体和统一。民族主义面临全球化的严重挑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即将消失，或者“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呢？
　　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其历史命运同样与现代国家息息相关。现代国家受到全球化的侵蚀和限制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将成为历史的残存物。迄今为止，现代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民族分离主义者仍将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
　　只要现代国家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动摇，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就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现代国家来说，民族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民族所蕴含的情感因素仍是民众寻找集体认同和归宿的纽带。“只要民族的神圣基础持续着，并且世俗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还没有破坏对群体的历史和命运的主要信仰，那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文化和政治宗教的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持续兴盛，民族的认同也将继续为当代世界秩序提供基础构块。”但是民族主义需要针对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做出改变。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不仅不能够解决当代面临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民族问题的复杂化。因此抛弃非理性和狭隘的方面，保留并强化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民族主义适应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在交流共通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