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现实关怀与中国西部开发
——访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筹委会副主席、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郝时远教授
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9年07月24日 14:19:44 来源：西部时报
郝时远教授(照片为郝时远教授提供)
提要：从对被誉为人类学民族学“奥林匹克大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谈起，到对民族学、人类学现实关怀的解读，郝时远先生还对中国西部开发的思路和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倡“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观念，是值得重视的取向。
人物简介
郝时远，1952年8月生，蒙古族，内蒙古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民族问题组副组长，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历史等多学科研究。
记者：2009年7月27日～31日，被誉为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以下简称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为了帮助读者提高对此次大会的认知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郝时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英文缩写IUAES）组建于1934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的国际学术团体，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最具影响的世界性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加强世界各地区学者间的沟通和联系，共同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促进自然与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并在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基础上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5年一次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是IUAES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也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盛事。每届大会约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名～5000名左右学者出席，有时甚至能达万人，素有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奥林匹克大会”之称。除了1968年在日本、1978年在印度、1993年在墨西哥举行外，历届世界大会多在欧美国家举行。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将于7月底在我国昆明举行。
记者：据了解，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的第十四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我国就提出准备在中国举办的建议。现在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终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我们知道，民族学、人类学产生于西方，传到中国也只有百年的历史。请问，中国如何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郝时远：尽管中国不是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源地，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念和实践。我曾写过一篇《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就是通过对清廷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一书的研究，反映我国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野看，中国之大不仅在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在于她所具有的丰厚文化遗产、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星罗棋布的考古遗迹、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以及翔实浩繁的文献资料。这一切表明，中国是一个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广阔、资源富饶的国度。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学术团体开展了与国际同行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学界的广泛交流，其中包括学术访问、会议论坛，以及建立在联合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合作研究，效果显著。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也日益广泛地走向世界，其中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重要的渠道之一。近些年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日益重视，对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广阔的田野兴趣盎然。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学界产生的影响，也使我国民族学、人类学争得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主办权。所谓的机会，我想，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需要同国际交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也需要了解和探讨中国经验。
记者：民族学、人类学的现实意义在哪里？特别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正在关注那些现实问题？
郝时远：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建立在对那些所谓“原始”的社会研究基础之上，它反映了西方殖民势力全球性扩张过程中，对所谓“新大陆”古老文明或传统社会进行的“他者”解读。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爆发“文化革命”之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视点更多转向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阶层、移民、女性、同性恋等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更加开阔，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使这些学科的现实性显著增强，人文关怀的色彩日益浓厚，其研究视点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发展观念和模式的范畴。
我国是一个正在持续发生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而这类问题，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广义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这也是这次中方提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大会主题得到联合会积极响应的原因。在我国，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事实上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等历史因素，而且涉及我国陆路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说到底，在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在发展模式上需要探索“因地制宜”的新思路和展开创新发展的新实践。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大气候和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三股势力”对我国相关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等一些国际势力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诋毁、渗透的力度加大，其中在关涉人权、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问题对我国形成较大压力。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记者：您谈到在西部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探索新思路、新实践的问题，可否进一步加以说明？
郝时远：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与实践邓小平同志“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是直接相关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近年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位居全国之首。但是，这些地区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教育、科技、管理能力，区域生态、环境抗逆水平等方面，大都位居全国之末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发展取向，改善投资环境的社会生活“东部化”的模仿，甚至某种体现政绩的城市发展中的“水泥森林”化，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和文化多样性资源的流失代价。西部地区的优势不仅在于矿产、能源、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而且还在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这些优势。我们党历来强调因地制宜地实施发展，而在加快发展的推动下照搬东部的发展模式则非科学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探索符合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际的发展思路和模式，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对少数民族多样性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传统知识和智慧进行发掘、提炼、升华，无疑也是创新性发展不可忽视的本土资源。同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少数民族聚居格局也正在发生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和各民族散、杂居化的态势，民族关系的民间化、社会化发展日益显著，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关涉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适应问题也不断扩大，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族际互动中的矛盾、摩擦相应增多。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倡“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观念，是值得重视的取向。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使我们了解到，民族学人类学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族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协调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尤其如此。从这个语境上说，2009年7月底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世界大会也有着重要意义。最后，能否从个人的角度谈一下对此次大会的期待，或者说是期许。
郝时远：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其发展繁荣依然任重道远，而这次大会则是一次全面推进我国民族学人类学事业的难得机遇。因为这次大会在中国举行，将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乃至相关的学科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交流平台。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将前所未有地与数以千计的中国学者实现互动交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将前所未有地聚焦和了解中国，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学人将前所未有地在这一国际学术平台上接触和认识世界各国的同行。为此，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中国能够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同行的联系、交流、对话和合作，为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世界”这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记者：不客气。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也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希望通过2009年世界大会的召开来推动和促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并进而推动和促进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这是大家所期待的，也是本报《人类学与中国》栏目设置的初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