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
www.yn.xinhuanet.com 2009年07月23日 15:38:13 来源：中国民族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与我国民族工作的关系十分紧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类学民族学为我们制定民族政策，进行民族识别，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于新中国最为瞩目的贡献，应当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其实，它开始得更早。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介中国人类学家对于中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这一神圣使命使学者们不畏艰险，深入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投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如30年代前后，中山大学杨成志等人川滇彝 族、海南岛黎族、广西瑶族调查，林惠祥台湾高山族调查等，详尽、真实地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弥补了其他学科在认识中国上的不足。30年代中期费孝通以江村作为微观研究的样本，透过江村看中国。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和发展乡村工业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设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延安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先后开展了对回回民族、蒙古族问题的研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类学者们仍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人类学的应用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以期解决日趋尖锐的边疆民族问题。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就已把强国富民作为已任。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使命感则贯穿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的主要研究中。
让我们先重温几段历史镜头。
镜头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开始选择西方引入的人类学知识，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和传播。20世纪20年代早期，瞿秋白、蔡和森、李达和施存统等都曾在大学开设课程、撰写讲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进化和发展理论进行介绍宣传。193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开设“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讲述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内设民族问题研究室，开始了对国内民族问题，首先是对回、蒙古两个少数民族的系统研究。作为研究成果的《关于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对当时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1年，中国共产党又在延安开办了民族学院，并下设研究部，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成为这个学院的重要研究和教学内容。
镜头二：在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依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划分线索，中国当时并存着三种人类学类型，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希望对国家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在迁入西南的国民政府中央控制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是以国家未来的建设目标为中心；在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则以各种名目存在，以理论研究为主，顽强地推动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如在主要为原教会和海外外交机构创办的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都是当时研究的重要基地；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虽然不以人类学者为名，但却长期注重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收集，其研究旨趣在于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提供革命所用的新文化形式。在这个文化改造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广泛接触了与人类学知识近似的“地方性知识”，并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对后来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镜头三：1950年7月，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做民族团结和睦的工作。当时在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专门邀请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邓小平很谦虚,说自己“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是一个小学生”。
双方坐定，警卫员送上热茶后，邓小平平和地对费孝通说：“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70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100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
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费孝通马上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在西南调查少数民族的情况和相应数据。邓小平又直接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称赞费孝通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接着，邓小平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 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
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与邓小平一席谈，对费孝通影响很大，对后来费孝通不同民族之间“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理论的形成有着启发作用。这一理论在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费孝通从此也开始了自己“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
镜头四：新中国建立之初，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在即。面对情况复杂的云南民族地区，改革如何进行，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值1953年，当时的著名白族学者、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曜先生到云南潞西遮放剖析了41个村寨情况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云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决不能照搬汉族地区做法，必须从实际出发。马曜认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云南边疆的实际相结合，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马曜意识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矛盾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民族的贫困落后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马曜首先采取了通过民族上层人士联系群众，逐步达到依靠群众推动上层进步的工作方法，大力开展“做好事”、“交朋友”的活动。在山官、头人和广大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及迫切要求。由于马曜的工作做得及时，广泛深入细致，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外逃的土司（如司拉山）山官、头人回到家乡，从而稳定了大批民族上层人士，避免了政府在民族工作中的挫折。
在调查中，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眼光的马曜先生立刻意识到，当时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大部分汉族地区不同，具有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特殊性。于是他首先提出了可不必划分阶级和重分土地，应当通过“和平共处”，让这些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边疆民族的落后和贫困。
马曜的这些意见迅速为中共云南省委所采纳。1954年上半年，云南省委指派王连芳（著名的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向中央汇报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方案”和“直接过渡”的意见，当时中央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意云南省委意见，并责成云南省政府实施。就这样，作为民族学、人类学家身份的马曜先生的思想和观点，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不划分阶级和重分土地“直接过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云南边疆民族工作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举，是正确处理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成功范例。如果当时在云南边疆25个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25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镜头五：1953年8月～10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翰尔人进行民族识别。当时达翰尔属于蒙古民族之说的论点占多数。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林耀华主导写成报告，确认达斡尔人在历史上虽与蒙古族同源，但因条件变化，已经形成不同的特点和认同意识，宜于识别为单一民族。这一意见在1954年被中央人民政府确认。 中华民族于是又添新成员—达斡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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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旷世伟业的民族识别工作 使新中国最终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的成分
这是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对新中国的第一大贡献。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顾定国（G. E. Guldin）教授（同时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其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1994年出版）中，对中国人类学对新中国的学术贡献评价甚高。在书中他指出：“中国是学术建制受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对这两者都相当了解。中国人利用这些经验建设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它既是种种外来因素的混合、又是本国传统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他还十分赞赏“中国强调知识的应用要有益于社会”的理念，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家在“应用人类学”领域中的中国实践是很成功的。他同时也指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是世界罕见的“最广泛的田野工作项目”。中国的多学科人员组队调查是一大创新，这种新方法足以挑战西方传统的单枪匹马式的田野作业方式，减少了研究者个人主观意见对资料的影响，“给那些断言民族志具有虚构性质的解构主义者们一剂良药” ……
事实上，西方人类学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渐成气候，并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和田野调查基础。鉴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融合和发展特性，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迫切需要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学理论指导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迫切需要人类学家为新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最实际最直接的理论和调查依据。而新中国与别的国家情况是迥然不同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加深了民族间的仇恨和隔阂。不少民族被迫更改、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而当时无法确知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获得平等地位，许多以前不敢说明自己族名的民族，现在敢于公开其民族成分，并要求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1954年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有数百个。为解决数百个名称是否都代表单一的民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识别的任务。于是，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学者和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今称“民族大调查”。这是一个新政府专门为中国人类学家提供的历史大舞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学人参与最多范的行动。所有参与过这场大调查的中国人类学家都会自豪地说，他们的研究曾经为新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成分的确定提供过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当我们听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的赞誉时，我们总会想起这些为新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作出贡献的人类学家们。因为，在这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他们一直充当了主要角色。
在这场民族识别行动中，很多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如吴泽霖、岑家吾、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梁钊韬等都参与其中。这项工作还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则亲自主持此项工作。从1956年始，至1964年结束，前后持续了8年。在这8年当中，先后有千余名学者和工作人员投入调查工作。他们当中既有资深望重的长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还有不少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从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畔，到云贵山区的村村寨寨；从塞外草原牧场，到海南岛五指山腹地；从大小兴安岭林区，到西藏雪域高原；从西北阿尔泰山麓，到东海、南海之滨，几乎在每支田野调查队伍中都活跃着这些人类学者们的身影。通过他们长期、艰苦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这些资料已成为今天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宝贵财富。此次调查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区域之广，规模之大，投入人员之多，收集资料之丰，意义之深远，举世罕见，可谓空前。在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吴文藻、江应梁、刘咸、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 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
历经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识别调查，使中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获得了大量关于当时少数民族社会的丰富资料，并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数百册数千万字。值得一提的还有在1957～1965年期间，在人类学家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拍摄了16个民族的22部123本人类学电影片。最初称这类影片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 。这些影片，不仅具有十分珍贵的纪实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可以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基本情况。无论是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富有特色的狩猎工具，还是赫哲族的捕鱼方式，或是独龙族、侗族、景颇族、黎族、 苦聪人等从事的刀耕火种及采集方式，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从这些影片中，还可看到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演变过渡中一些极为真实和珍贵的场景，那些无偿借贷、以物易物 ，乃至无言交换等原始交换方式，都可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的源头，找到历史的佐证。民族识大调查同时还培养了新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人才和研究队伍。通过参与这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很多学者此后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实践也证明，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民族识别是成功的，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解决了前人从未解决过、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结构的确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直起着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为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新中国的第二大贡献是进行了少数民族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这些工作为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人民政府组织的各种访问团或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况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制订民族政策的科学依据。1956～1958年，全国有关省、区前后组织了 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地区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参加调查的除民族学工作者外，还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共达千人。中国民族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各调查组从1959年起陆续撰写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多种。1979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组织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陆续编写并出版各种丛书，介绍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进行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人民政府组织的各种访问团或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况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制定民族政策的科学依据。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我们都看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民族大调查，是今天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块稳固的基石，是新中国民族研究的伟大起点。
当年参与了民族大调查的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胡增益在其回忆文章《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展的伟大起点》中写道：1956年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大调查到今天的50多年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前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专家，而现在在各个领域都有了专家，在许多地方形成了民族语言的基地；建国前被调查、研究的语种有限，而现在对中国的129中语言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和研究；50多年来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从一星半点到全面开花，从所知不多到掌握了全面的情况，从少数人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大规模的研究队伍，民族语言研究中发生的这个巨变，同1955、1956年开始的民族语言调查有很大的关系。对这次调查，胡增益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展的一个伟大起点！”
全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性质，为新中国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
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第三大贡献。
研究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性质，是民族学研究的一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少数民族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约有30多个少数民族，共3000多万人，保存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则保留着更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
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研究这一课题取得的突出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去判断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眼光去观察和勾画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历史断面，并分别就不同情况决定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方针与方式。这些研究成果为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保存有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针，即是根据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后，落后民族在本国先进民族帮助下，经过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述，加上对中国当时的民族实际调查得来的结论来确定的。对存在奴隶制、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地区， 则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改革。在废除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有制前提下，对其上层采取赎买政策。对改革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半封建制、游牧地区的封建制的政策，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依据，在经过大量对少数民族社会特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实践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贯彻这些方针政策，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人类学界都足以被视为一面旗帜，一座学术高山。北方，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原中央民族学院2号楼）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聚集了一批学界俊颜，如吴问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以及他们的学生如陈永龄、施联珠、宋蜀华、吴恒、朱宁、王辅仁、王晓义、陈凤贤、沈家驹等。在吴文藻强调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研究的中国化”影响下，他们担当了中国民族学舞台上的主角。在这里，他们用震动全国的几项民族调查和研究成果，奠基了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同时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他们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才，后来新中国相继建立的十几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批教授大部分出自他们的门下。南方，有厦门大学的林惠祥、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海南的岑家梧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用自己的学术精神和累累成果这些大师们还为新中国奠基和塑造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环境。即使在喧嚣浮躁气氛强烈的时代里，在权利与知识、利益与事业之间选择上，这些随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学者们大多数都不随波逐流，不赶浪头，将知识和事业作为最崇高的事业，一直为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不懈地奋斗。（2008年05月12日 本刊记者 梁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