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
——访美国加尔文学院裴士丹教授
夏昌奇
《中国民族报》2008-9-17
夏昌其（以下简称夏）：您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洋教”，而应该被看作宗教异端或者宗派。您能解释一下吗？
裴士丹：我很关注作为本土宗教的中国基督教。关于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异端和宗派的基督教，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证据。Lars laamann等学者较早期的作品显示，在1840年之前残存在中国的天主教被当时的清朝政府看作是与白莲教差不多的邪教。
夏：您认为，在中国，基督教究竟是外来宗教还是中国宗教？
裴士丹：我认为在1840之前以及差不多1970年（文革中期）之后，基督教是作为一种中国宗教在起作用；在1840年至1960年代之间，基督教则被多数中国人看作是“外来的”。
夏：具体到中国基督教的独立教会，他们的历史角色是什么？它们对今天中国基督教有何影响？
裴士丹：在1900到1930年代，出现了独立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独立教会完全和外国传教士的教会分开，包括真耶稣会或“地方教会”以及一些完全独立于外国领导和资金的中国基督教知名牧师和领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920年代大众民族主义高涨、老的教会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种对外国教会的替代。这些独立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1980年以来宗教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您怎么看待在中国的传教士呢？
裴士丹：历史地看，外国传教士在将福音传到中国及圣经翻译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但对基督教来说，我认为只有在传教士离开中国后，中国教会才能够自我发展。如果传教士不离开，中国教会将不会变成彻底的中国教会。
夏：作为世界基督教的一部分，中国基督教有哪些自己的特征呢？
裴士丹：事实上，中国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非常相似，比如宗派、千禧年主义、注重神迹和治疗等。中国更独特之处在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分为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两部分，由此带来了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复杂情况。
夏：从中国基督教的政教关系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裴士丹：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回顾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机构登记并监视帝国所有的神职人员和寺庙。其后的朝代一直到清朝也都有这样的机构，目的是控制和监督。尽管蒋介石本人是一名基督徒，蒋介石政府也强制要求所有基督教派和独立教会必须注册。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对“政教分离”的理解是不同的。
夏：您能谈谈英语世界里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状况吗？
裴士丹：25年前，在美国和欧洲等英语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研究这些问题，而且全是历史学家。现在，在这个研究领域每年至少有数位博士毕业，主要是历史学科，但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科等在增加。在学术会议上，这一领域现在有足够多的学者可以召开小组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最后，我想说，中国基督教史不再是差传史（尽管并不排斥传教士），而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把中国基督教看作是“世界基督教”的一类，承认其有共性也有差异，这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将越来越有益处。这意味着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从世界其他地方学习基督教的经验。
本期嘉宾
裴士丹博士（Daniel Bays） 美国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东亚基督教史。他从上大学时代起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晚清政治。后来，他将目光转向了基督教历史，并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主要论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