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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　日期： 2008年6月7日   



乡村政治的实践与叙事

略谈《小镇喧嚣》的表述
  
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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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表达如何在雅俗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问题。当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以通俗化的形式展现时，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读者又都难免会质问其“理论”贡献何在。吴毅教授的新著《小镇喧嚣》因其通俗的表述方式和所蕴涵的理论思考
，既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兴趣，亦引发了些许疑问。笔者结合其研究对象和理论思考，对其表述形式稍作分析，以期对于厘清我们关于经验表述的思路有所裨益。

　　一、学术的叙事化表达

　　作者选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其学术思考，自然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第一类故事讲的是小镇迎接上级检查的过程。该书首先就讲述了2002年小镇迎接税费改革检查的故事。为了迎检，镇干部不停地开会强调它对于政绩考核的重要性。之后，包村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村干部开会，内容无外乎是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村干部与镇干部一样，一方面说这样迎接检查是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在镇干部恩威并用下，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动员再动员——确保高分过关”的迎检“游戏”。从结果来看，这个过程又决不仅仅是“游戏”，虽然耗去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对税费改革工作的推进还是多少起了些作用。与此类似，其他工作检查都会成为镇村两级阶段性的“中心工作”。作者用当地人的话将这种情况形容为“政府的工作靠‘擂’”。

　　第二类故事讲的是小镇及其上下两级在保运转和争政绩的过程中如何互动的过程。县政府有推动地方发展的动力和考核乡镇政府的权力，却没有支持各乡镇发展的实力。村级组织有改变村庄面貌，改善干部收入状况的需要，而也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小镇政府既要向上级交纳各种规费，又要搞基础建设，养活工作人员，干部们的升迁也要有政绩来支撑。所以就有了“不开发，政府怎么办？”的“开发政治学”。但是，搞开发、“诱民致富”并不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单是当地的农民（有时甚至包括村干部）就有可能形成开发的阻力，其中最常见的是政府征地与农民要求补偿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了第三类故事，讲述为达到政府工作的目标，镇干部和村干部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劝说、逼迫，甚至骗取农民就范。当地人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农民的事情靠‘媒’”。在处理征地之类棘手的工作时，镇、村干部往往采取单个突破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软磨硬缠迫使农民签字“卖地”。例如，某村支书不停地请一个村民喝酒、吃饭，并强调自己是这个村民的“姑爹”不会害他，“诱使”他签字。再如，为了让采石场迁址，镇干部对有的经营者以村干部相许引诱，对另外一些则诱以免除一部分电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运作并不仅仅限于干部与农民之间，对于镇干部来说，他们首先要结合“擂”与“媒”的技术说服村干部，这包括动用组织手段、私人关系，甚至包括适度容忍村干部的违规行为。

　　在小镇，农民也并非任由镇、村干部作为，《小镇喧嚣》重点呈现的第四类故事即是弱者的农民和相对弱势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如何与镇、村干部博弈的过程。例如，面对镇政府工作人员前来收税，村民往往一面带着笑脸，一面采取“耍刁”、“耍蛮”和“斗狠”的策略拖延，使干部的收税成本提高，甚至于最后政府不得不掏钱去买税。在得知房子有可能会被拆迁时，农民在土地上不种庄稼反“种房”，以图赚取政府补偿，而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势”让步。总之，农民也会“以种种不合作、违规、越轨、钻空子、打擦边球、耍阴谋、耍无赖乃至非法手段来传递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至于乡镇企业主，则更能动员政策、舆论资源来为自己撑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并不惧怕乡村干部乃是因为后者毕竟是正规权力的象征，有起码的行为“底线”。当他们面对“道”上的黑恶势力时，就只有俯首听命的份了。

　　叙述这些故事，作者大体采取了根据调查时间线索讲故事的办法，有些报告文学的味道。在少数地方作者见缝插针地发表了一些“感慨”、议论或者理论分析。在讲述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联系理论问题进行较深入讨论的地方，作者采用了插入注释并在注释当中讨论的办法。由于诸多故事涉及到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问题，在该书数十页的注释中，对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集中交代了自己的研究与策略，讨论了乡村权力格局“错置”与官民行为“悖论”、非正式权力及政权建设等理论问题。

　　二、叙事的实践基础与理论谱系

　　作者采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作《小镇喧嚣》，当然与其所要呈现的田野经验的特点不无关系，至少作者本人认为这是表述其调查所得和理论感悟的最佳之策。那么，作为读者则不免要问，这种表达方式真的最适合于展现以上故事中蕴含的问题吗？结构化的表述方式是否会更合适一些？

　　在第一类故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结构性因素的影子。如果不是压力型的治理体制，如果税费改革、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工作的考核不会与镇政府的政绩、干部的迁升联系起来，想必镇干部不会如此参与一场场迎检“游戏”；如果不是有村民自治的格局，镇干部可以完全用组织资源控制村干部，也就不需要用“擂”结合“媒”来取得村干部的配合了。但是，结构性因素并不一定导致乡村的迎检工作如《小镇喧嚣》中那样展开。其实，将迎检工作“游戏化”是在实践过程中将结构不允许的东西策略性化解的结果，“擂”与“媒”的结合也体现了将政策实践过程“艺术化”的微妙一面。质言之，结构性因素只是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下的实践过程对于其结果起到了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叙事的方式对于细致地展现这些过程——尤其是其微妙的关节点——具有较大的优势。

　　第二类故事中的结构性因素是最明显的。正是县乡村三级体制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农民的复杂反应，此类故事也有适合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述的特点。在体制中，各乡镇之间的竞争抑或说干部政绩的优劣，与干部们的主观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乡村政治的发展轨迹往往具有人格化的色彩。至于开发是否会引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以何种方式处理矛盾，也与干部的政治实践手法直接相关。这些因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较容易得以展现。

　　与此紧密相连，在第三、四类故事当中，官民关系的复杂互动过程究竟如何展开，更依赖于具体的情景。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视具体情况而采取特定权力实践策略的做法。这里的“情况”可以指与工作对象、工作目的直接、间接相关的一切因素，例如物质利益、亲属关系、组织手段等等。总之，但凡有利于达到“开锁”目的的因素都将被当作乡村干部的“钥匙”来使用——而这一切并非都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同样，农民“反抗”运用何种方式，也要视具体情景而定。例如，农民有时候会故意示弱，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顺从了，示弱所要达到的目的恰恰是要规避顺从。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也会采取示强的办法（斗狠），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过，在《小镇喧嚣》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农民用游离于二者之间的策略，他们会采取一方面低姿态，一方面以各种理由不合作的对抗。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较量”中谁更有策略、更有耐心。如果不理解这些过程当中微观权力的实践及其特殊情景，就很难理解乡村政治运作的真实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程而非结果才是乡村政治实践的核心秘密所在。正是这些过程的故事性，叙事才成为一种较为恰当的表达方式。而用结构性表述方式呈现这种乡村政治实践过程会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小镇喧嚣》讲故事并不是为了迁就“下里巴人”的经验。

　　叙事在社会科学的理论脉络当中渊源有自。以呈现事件发生过程见长的历史社会学在发端初期，叙事是其天经地义的方法。只是到了史学年鉴学派兴起之后，学者们才在“打倒政治、个人和编年纪事三大偶像”的口号中偏向“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甚至于后来衍生出了计量史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科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都开始强调解构宏大叙事，注重微观权力技术实践（较具代表性的如福柯的研究）。叙事作为一种学术表达风格，正是在各式各样的理论沉淀基础上，重新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已表达了用叙事来呈现理论的想法，《小镇喧嚣》应该是在有理论准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的。

　　三、乡村政治、叙事及其地方性

　　《小镇喧嚣》采用叙事的表达方式，及提及的“深描”、“地方性知识”等概念，标志着作者深入调查、完整展示乡村政治经验的取向。如果说《小镇喧嚣》运用叙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用结构或理论切割经验的话，它通过“深描”所呈现的“地方性”经验就是较为完整的，一个又一个细节对乡村政治实践当中的微妙关系的揭示就是例证。

　　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一再强调经验研究要“进得去、出得来”，尤其是以农村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不但要做到发现地方性的经验，而且要能够实现其理论上的升华。以此标准来看，《小镇喧嚣》在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干部与农民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已证明，作者已经较好地从经验当中走出来了，摆脱了经验与理论“两张皮”的困扰。其关于基层政府强制能力强、常规治理能力弱，以及关于农民强与弱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分析，对于反思“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下“强国家－弱社会”、“官退民进”等笼统的判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毫无疑问，乡村政治实践过程的地方化叙述，为《小镇喧嚣》呈现其田野经验的地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上的反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至于地方性成了我们理解乡村政治场域中种种复杂关系的基础，离开具体的情景，不仅叙事无法展开，而且对经验的理解将成为问题。这正如作者所提到的：“以某种去情景化和去过程化的化约主义方式来对待和处理经验材料，即使我们有意识地由结构分析转向故事叙述，经验展示的非‘地方化’和‘可旅行性’就仍然是难以避免的……然而（非‘地方化’和‘可旅行性’）对于经验之意义的‘解释性理解’却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括号内内容为引者所加）。可是，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我们却也有必要追问，这种地方性仅仅是一种“呈现”，还是也某种程度上带有建构性？或许我们还可以追问，呈现出这种地方性是否就够了？

　　《小镇喧嚣》在努力呈现乡村政治实践的地方性的时候，也在某些细微之处有做得些许过头的嫌疑。作者通过细节展现乡村干部在特定情景下利用各种政治力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智慧”，这本是发人深省之处，可是作者却也有意无意地将其提到了不是十分恰当的高度。例如，乡村干部的谈话或行为，往往让作者体味到“发现真理般的兴奋”，并认定他们是“真正谙熟政治的‘化外高人’”。再如，作者反复强调“基层理性”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可是，果真乡村干部以外的上级官员就不如乡村干部那么有“智慧”？他们难道就不可能是知道乡村政治实践的真实过程，而仍故意采用运动式治理的办法推进工作吗（在常规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似乎也是不得已的一种政治实践方式）？乡村干部这些“智慧”是否也包含着一些应该根除的陋习？抑或从乡村干部的视角来看，他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属无奈之举，而远非高超政治智慧的演绎。从这些细微之处来看，乡村政治实践的地方性在叙事中似乎也存有建构性的痕迹。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吴毅著，三联书店2007年10月版，42.00元）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