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
□ 张雪松
《中国民族报》2009-7-14
陈独秀与他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资料图片
编者按：有学者称，如果不以狭义的运动形式，而以广义的社会活动来设定其时期，大约从民国初年至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皆可视为中国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在当时，对于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皆进行过引起知识界普遍关注的讨论。有关宗教思潮的讨论亦不例外，此一讨论大抵引发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以陈独秀提出的“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为开端，知识界纷纷出台了各种宗教替代品的设计方案，影响比较大的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的“以礼乐（道德）代宗教”等。本版自本期起，将对“五四”时期的这些宗教观作一回顾，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打倒孔家店、废除“三纲五常”，这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面对如此急促的社会变革，许多中国人发生了信仰危机，也有许多人希望恢复宗教，以拯救世道人心。当时社会上形成一股思潮，即认为要振兴民族国家，必须有一宗教作为支撑。民初著名的“中国三少年”之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蓝公武先生，当时著有《宗教建设论》一书，认为“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然今之宗教，不一二数，曰儒，曰佛，曰耶，曰回，其教义虽互有异同，而皆足以起人之奉，坚人之信仰，则我国人将何道以从之耶。闻今有提倡佛教者矣，有改革儒教者矣，亦有尽力于耶教者矣。使其而一有效者，则佛可以救国，儒可以救国，即耶、回诸教，亦无一不足以救国。奈宗教非他事可比，信仰非人力能强，我窃见事之不易焉。”
“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是晚清、民国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思想的产生，还归因于日本净土真宗一系的井上圆了（1858－1911年）对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井上圆了自1885年以来，撰写多篇文章，提出“护国爱教”的著名口号，以应对日本江户中期至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政策。井上圆了还有大量哲学著作，当时被翻译成中文的有10多种。清末民初，中国许多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一批阐述宗教尤其是佛教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的论著由此产生，如蔡元培的《佛教护国论》（1900年）、章太炎的《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1901年）、梁启超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等。
当时，“要救国，必须要有一个振奋精神的宗教”这一观点已在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思潮。民国遗老推动孔教定为国教，基督教在中国一度蓬勃发展以及传统佛教的革新运动，都对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毕竟“保种”、“保教”的思维模式不合于近代共和精神，针对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况，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
“以科学代宗教”是陈独秀对宗教现象的普遍性观点
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针对在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信仰危机，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西方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等方面全面取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新信仰。陈独秀的这种主张，直接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持社会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分为3个阶段，“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哲学形而上学）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当时，陈独秀认为西方已经开始进入了科学实证时代，中国应该迎头赶上，而不能仍停留在复古读经或沉迷于玄学之中。
陈独秀批判宗教的矛头，主要指向儒学和佛、道教，他认为儒学的“礼让”、佛教的“空无”以及道教的“雌退”共同制约了中国人奋发进取的精神，造成了消极的国民性，新文化运动必须扫除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陈独秀尤其对佛教的看法最为负面，“魏晋以来，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倦而心灰，由心灰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
相对而言，陈独秀对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一些认识较为正面。1920 年2 月1 日，陈独秀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该文认为，耶稣教给我们的人格、情感即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这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类似的看法，在新文化运动中并不罕见，如李大钊也认为：“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诫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
当然，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并非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爆发后，基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陈独秀等人都坚决支持这场运动。在《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
对于“非基运动”，有一些中国著名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偏激，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如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人在北京《晨报》（民国初年进步政治派系研究系的机关报）上发表针对“非基运动”中的“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似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针对这5位学者的宣言，王星拱、吴虞、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旋即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蔽。”陈独秀也是声援“非基运动”的，他当时写信给周作人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陈独秀还指出，类似“非基运动”这样的运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而这正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
由此可见，陈独秀力图用科学理性去取代宗教信仰的主张，是贯穿于他在新文化运动思想理念始终的。在陈独秀看来，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需要一种文化思想凝聚民族精神、振奋民族士气，以期救国图存。而宗教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唯有以科学代替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