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风》到《北京史话》
——为黄萍荪说几句话
谢其章
博览群书 日期： 2009年4月7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内九号寓所。最早向外界发布鲁迅病逝消息的是上海《大沪晚报》：
中国文坛巨星殒落
鲁迅先生今晨逝世
昨日起突发恶性气喘症医治罔效
今晨五时长逝遗体送万国殡仪馆
杂志则是《生活星期刊》，时间是1936年10月25日。它刊出的悼念文章仅两篇──胡愈之《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和白危《记鲁迅》。在逝世当月出版的刊物还有：《学生与国家》（10月25日），《通俗文化》（10月30日），《文化与教育》（10月30日），《现代青年》（10月30日）。5本杂志共计刊登11篇悼念文章。（以上资料来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我最近才发现，按出版日期计算的话，10月31日出版的《越风》（第21期）被漏掉了，它应该排在第六位。该期《越风》刊出主编黄萍荪的悼文《鲁迅是怎样一个人》，第一句说的是"万国殡仪馆里陈列着鲁迅的尸体，说有五千青年去瞻仰遗容……"，另外还刊出了鲁迅的一篇旧文《谈所谓的"大内档案"》。黄萍荪加了按语，可看作纪念的意思。由此，我感觉黄萍荪对鲁迅是敬重的，哀念之意是真诚的，后来对黄氏的评论很不够公正。这一期《越风》的封面刊出了鲁迅诗稿的手迹"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萍荪先生教正 鲁迅"，也是黄萍荪出于纪念鲁迅做的很于情于理的一件事，日后却被许广平痛斥一番，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许广平称："我告诉他，那小子（黄萍荪）自称是青年，请求鲁迅给他写字。凡有青年要求，鲁迅是尽可能替他们办的。待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作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忿恨，这忿恨之情，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1956年10月《上海文艺》）鲁迅能看到他死后才出版的杂志么？
《越风》，文史掌故刊物，黄萍荪主编，1935年10月于杭州创刊，第一卷为半月刊，自第二卷改月刊，出至1937年4月第二卷第四期停刊（鄙人另有《从劫后余存之〈越风〉终刊号说起》小文）。《越风》有几个要紧的地方。没这几个要紧，那它也就流于一般了。主编黄萍荪声名狼藉，印象分极低，这么差的原因都是和鲁迅有关的。《鲁迅全集》的注释这样说黄萍荪：
1902年生，浙江杭州人。1933年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幅，鲁迅为之书五绝一首。1935年编辑《越风》半月刊时将此诗手迹刊登于该刊封面，进行招摇撞骗。1936年又多次写信向鲁迅约稿，为鲁迅拒绝。（1981年版《鲁迅全集》）
这样的注释也太不讲常理了。"招摇之心"人皆有之，并非多大的道德之劣。说黄萍荪"招摇"不为过，说黄萍荪"撞骗"则查无实据。鲁迅诗稿原件最终毁于战火抑或落入谁手，至今还是个谜。如此说来，《越风》封面的鲁迅手迹倒成了惟一的证物反而愈发珍贵了。除了这件公案，黄萍荪还作过一件"落话把"之事。他化名"冬藏老人"写了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载《越风》第五期），此文乃向壁虚造之作，糟糕的是文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华贵。公子海婴乃二夫人许氏所出；许为两广宿将许崇智侄女，年三十五六，态度大方，装饰朴质，善治家，待老人眠食尤周。"写许广平为"二夫人"，也就是所谓"以妾视之"。作为新女性的许广平见了这句话不怒何待？我们把前因后果一连，黄萍荪后来走背运的根子就找到了。他后来的努力表现也未能弥补这一缺口。
我以前写过《黄萍荪到底见过鲁迅没有？》，又收齐了黄萍荪主编的《子曰》与《越风》，后来看到了一些新的材料，认为以前随声附和地讲黄萍荪是"招摇撞骗"之流，是欠道理的。直到80年代黄萍荪才有机会写《"禹域多飞将"落户扶桑之谜》为自己说几句话。
1948年5月，上海新出版了一本叫《子曰》的杂志，主编与发行人是一个人：黄萍荪。1948年这个年头已很少有好看的杂志了，时兴的多是政论与新闻的刊物，也是八卦周刊风行一时的年头。黄萍荪在代发刊词《卑无高论》中的一段话正可说明彼时文化人的心情：
在这兵慌马乱，求生不易求死亦难的年头，一班摇笔杆的朋友，纵然是一等一的大作家（像胡适博士一样）也只能应应景，考考古而已。不但谈不上有什么"震烁古今""千秋不朽"的作品出现，就是数十数百的"处士""横议"也掀不起人们沉重的心田。盖横在眼前的一切，决不是报馆里的以及杂志界里的先生们所能办得了的。所谓"金玉之言"，"经世之文"，在目前的中国，已是粪土狗矢之不如了。故读书之士生于今日，较秦初汉末尤觉乏味。因为那个时代比较单纯，知识阶级可走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听皇帝的话，替他歌功颂德，一条就是准备"死"！
这样的年头，还是有路给文人走的，文里的"考考古"就是一条放之各个朝代皆走得通的路。《子曰》其实是一本文史掌故的杂志，既可以看作是黄萍荪主编《越风》杂志"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鲁迅语）的延续；而《子曰》标榜的"不唱高调，不谈主义，不说废话，不阿时尚"又继承了林语堂《论语》杂志的"九不戒条"之衣钵。应对多变的时局，谈幽默和谈掌故，与"今天天气哈哈哈"一样是合宜的，写作时是愉快的，同时也是安全的。
请看《子曰》第一期的目录，这是一本什么内容的杂志就很明确了：《卑无高论》（同人）、《主义、高调、废话、时尚》（记者）、《子曰》（集体小论）、《古城一角之展望》（梁秋水）、《湘军与淮军之别》（萧一山）、《在海参葳招募革命骑兵与张宗昌》（张西曼）、《龚孝拱与圆明园》（尧公）、《无冕皇帝曰》（徐凌霄）、《图王越南之李扬才》（一士）、《小丰满的毁灭》（徐盈）、《歇浦琐谈》（徐蔚南）、《清宫之宝》（金息侯）、《论词心》（詹安泰）、《忆东大易长风潮中之杨铨》（静观）、《客去录》（白蕉）、《剑楼诗话》（吕白华）、《革命党人的书画》（陆丹林）、《梁鸿志生前死后》（连城）、《斥火葬之谬》（夏敬观）、《刘甫澄军中有神仙》（姚蒸民）、《谢无量鬻字之始》（巢章甫）、《复性书院山长马一浮》（未知）、《悔庐联语》（霄雷）、《寄昭实》（李拔可）、《醉春风》（夏剑丞）。这些作者里，萧一山、谢兴尧（尧公）、徐一士（一士）、徐凌霄、金息侯、陆丹林均为第一线的文史作家，有大量考据文章见诸报刊。他们集中出现在《子曰》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黄萍荪的办刊宗旨。还有一点是猜测性的，黄萍荪个人阅读趣味亦着力于此。
《子曰》第2辑有黄萍荪以"歇翁"之笔名写的《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中称，在鲁迅逝世前一个月黄萍荪曾于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是托内山完造通电话告知鲁迅，黄则在书店等候，二人不但见了面，说了一番话，鲁迅还说："X先生，今天我作小东，就在近边找个馆子再胡拉一阵儿吧，你看，吃中饭的时候了。"在去吃饭的路上，鲁迅还对路边的一群贫苦孩子因为摸了富人的汽车而挨了一手杖而愤愤不平，发了"要人碰不得，最好停到会馆里去"之类的气话。在酒楼上，靠窗坐下，"鲁迅要了一串白干，一碟白鸡，开始从杭州谈到北平，从北平谈到绍兴，谈到李莼客，也谈到章太炎"。散席之后，黄萍荪请鲁迅写《李莼客论》，并邀鲁迅"翌岁春间，共作湖上之游"。此次与鲁迅的见面是否确有其事，现在只见到黄的一面之辞，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十几年前黄萍荪在《越风》上的虚构之作，虽无恶意，可是多少影响了读者对他的信任--这回是真见到了鲁迅吗？见没见过鲁迅且放一边，黄萍荪与鲁迅通过信却是真实的，鲁迅的回信已收进《鲁迅全集》假不了，而黄萍荪将鲁迅回信的手迹早已"兹特制版，附插文字间"地放进了《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之中。
《子曰》第3辑出版于1948年8月31日，此辑有一篇署"王寿遐"的文章《呐喊索隐》。后来大家才知道"王寿遐"就是周作人（从此往后，直到死，周作人再没有用本名发表过文章）。止庵先生说："该刊（《子曰》）第三辑所载《呐喊索隐》，乃是抗战胜利后周氏首次发表文章。"（《历史的复杂之处》）周作人在文章后面署的日期是"1948年7月"，这个时候他人还在狱中，稿子是通过什么渠道递到黄萍荪手里的，至今未见到明确的资料。文章开头说："欠了《子曰》一笔文债，无法偿还，心里老是惦记着。忽然想到《阿Q正传》要制电影上银幕了，关于阿Q的性格想说几句话，目的是凑成一篇文章，可以还债，并不是有什么新的意见发表，可以供制电影片之参考。"今天我们读这段云里雾里的话，方能明白当时作者和编者的用心。到了第4辑（1948年10月25日），又发表了王寿遐的文章《红楼内外》，此时黄萍荪胆子大了，"王寿遐"三字用的是周作人的手迹，也许普通读者看不出个中奥妙，但是熟悉周作人笔迹的老读者当会有所察觉，尤其明显的是除了"王寿遐"是手迹制版，别的作者都不是。此文署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九月"。第5辑（1948年12月31日）发表的是《红楼内外之二》，格式如前辑，写作日期是"三十七年十一月"。第6辑（1949年4月1日）是《子曰》的最后一期，"王寿遐"发表的是《北平的事情》，格式如前，写作日期"三十八（一月）"。黄萍荪在周作人出狱之后倒不敢用手迹了。笔者以为这个细节不是无意无心的，黄萍荪良苦用心，可怜见也。
《子曰》停刊之际，正值旧时代行将消亡、新时代呼之欲出，黄萍荪以报人的敏锐捕捉住即将改写历史的沧桑巨变，赶紧筹办创刊了《四十年来之北平》（约在1949年6月），大书法家邓散木题写刊名，大画家吴湖帆作封面画。黄萍荪在代发刊词的《怎样写"四十年来之北平"》中说：
不战而胜，为胜之上者，北平的解放，即是"胜之上者"的潜力之升华。"四十年来之北平"的出版，说是为了庆祝与纪念，亦无不可，但是编印的动机并不在所谓"发思古之幽情"、"赋帝京之闳丽"，我们的要旨在想把这从君主到军主、终于民主这一段过程中，作一个"集锦式"的纪录。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黄萍荪反应迅速，马上将《四十年来之北平》改为订正再版本《四十年来之北京》，于1949年12月出版。新刊名由马叙伦题写，内容大体如前，增加了刘雁声的《燕京访古》、张伯驹的《略谈四十年来之京剧》、郑逸梅的《菜市口刑场与戊戌六君子》，更改篇名的有尧公的两篇合并为《五四前后的北大》，邱吾一文改为《从陈师曾齐白石说起》、《故都梦影》改为《北京的人情味》、王寿遐的《红楼内外》改为《北大内外》（不用手迹了）。"集锦式"的20个设想也删去了8项。黄萍荪忙不迭地紧跟形势，只有把这几本杂志放到一起细细比对，才能感叹黄萍荪后来的遭遇真不够公平。
订正再版本问世不久，黄萍荪于1950年2月出版《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期，由李济深题写刊名，徐悲鸿特为自己的一幅旧画新写了题跋，用在封面上。刊物内容也呈现新面貌：白桦、田汉、沈尹默等人的诗词《一面倒倒向北京》，欢欣鼓舞地歌颂新中国新北京的诞生。此外，还有徐然《建都北京的回溯》、黄炎培《天安门歌》、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诒先《鲁迅在北京教育部的时代》、寄庵《章太炎幽禁钱粮胡同的时候》、三五《四十年来北京之新闻界》、王寿遐《晨报副刊与孙伏园》、景孤血《四十年来北京之梨园界》、徐悲鸿《四十年来北京绘画述略》、张伯驹《北京的收藏家与鉴赏家》、徐曙岑《燕京五忆》。第二期《四十年来之北京》仅印2000册，被中央秘书处，各省、市、地委，教育文化团体、国营企业贸易机构定购一空。一刊处于新旧时代之分水岭，自有其史料价值，可惜第二期出版后就停刊了。黄萍荪心有不甘，马上拟编《北京史话》丛书，直至获祸，他这三年的编辑工作才彻底停了下来。他为我们留下了6本《子曰》、1本《四十年来之北平》、2本《四十年来之北京》，还有1本《北京史话》。
两本丛刊停刊之后，黄萍荪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抛弃旧思想，试图团结一班旧的文史工作者来为新社会做点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史话》面世了。这次是书的形式而不是杂志形式。《北京史话》1950年12月出版，印数寥寥，不足1000册。它的封面构思非同一般，是6位书画家集体创作的结晶:胡亚光画毛主席人像，周圭画毛主席衣褶，申石伽画松树，陈从周画磐石与和平鸽，唐云画芍药，沈尹默题写书名。黄萍荪这样解释这张封面：
毛主席肖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主席是中华人民的舵手。松树:盘根错节，老干虬曲，经霜雪而不屈，着风雨而不变，四季常青，高入云际，象征新中国之国运；主席足下的磐石:代表坚强固安；芍药是首都名花，代表地方性。在松树间的飞鸽，使人一望而知为一种和平的气氛。画面之所以如此表现者，即根据上项意义而成。
《北京史话》原计划出"上中下"三编，但只出了一本"上编"即告结束。书中只有7篇文章，皆为资料性极强的长文，依次是:《从帝王之都到人民之都途中一瞥》(尧公)、《五四运动经过的真象与再认识》(五知)、《东交民巷与帝国主义》(江声)、《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胡先驌)、《故宫最后一幕活剧之演出》(陈诒光)和《北府财经史话》(朱偰)。
作为旧社会的报人，黄萍荪努力靠拢新时代的意图还是明显的诚恳的。他总是担心自己主持的出版物留有旧社会的尾巴，在每篇文章前面都要作一篇"编者识"，代替作者表明观点。在《从帝王之都到人民之都途中一瞥》的"编者识"中，黄萍荪甚至非常"超前"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在《东交民巷与帝国主义》"编者识"中，黄萍荪积极评价："北京市人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有三项工作在他年国史上都应该郑重地记载的:一，收回东交民巷使馆界；二，拔八大胡同的妓女于火坑；三，疏通护城河。"
从《子曰》到《四十年来之北京》再到《北京史话》，黄萍荪一步一步地积极靠拢新政府，只是依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因为胡先驌的《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这篇文章招致大祸。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51年9月刊出这封读者来信，全文如下：
《北京史话》内容有政治错误
编辑同志：
《北京史话》一书（黄萍荪编，上海子曰社发行，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上编）的内容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拿《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胡先骕作）这篇文章来说吧，它错误地介绍了胡适、傅斯年和翁文灏等反动人物。现在，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介绍这些败类的吧！
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作者说："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推胡适，其人其事，世多知者，不再介绍。……"最后说："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对于胡适的妥协与反动的本质，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究竟胡适"倡导"了什么新文化运动呢？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者胡适，凭什么说他领导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呢？对这个问题历史早已有了定论。
而傅斯年呢，作者说是"胡适的大弟子，……为五四运动健将，曾至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至于对这个反动人物的评语，却是："为人有手腕，喜弄权，人多畏之，善辩说，文笔犀利，曾为'立法委员'，甚露头角，盖非纯粹专心治学之笃学士。"就这么短短的几句，也可看出作者对这个反动分子并不怎样嫉恶；他所不满意的只是傅斯年不"专心治学"。
至于翁文灏，则是："翁氏学问广博，富有行政才，……从政后任经济部长时，对于抗日战争，裨益甚大。胜利以后，局势日非，不能见几而作，殊为可惜。……"翁文灏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员之一，而作者却说他"对于抗日战争，裨益甚大"！这不是太令人奇怪吗！
不但对国内反动派的人物是这样介绍，而且关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作者也是"感恩备至"的。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中，作者特别介绍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这笔基金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余额，并把美国董事孟禄、杜威等人的名字举了出来。接着就叙述庚子赔款用途范围是什么"发展科学知识"，什么"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以及某年某月该会设立什么图书馆，某年某月创办什么调查所……还有"资助青年科学家赴欧美各国留学"等等。最后作者给了一句衷心的赞语："对于中国科学事业之发展，有莫大之帮助。"对于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来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在这里连影子也没有！在他看来，美国是多么的"慷慨"、"友善"！
王澈 (1951.09.13)
黄萍荪由此霉运连连，1957年锒铛入狱，赭衣胥糜，与老农老圃为伍，开荒畚耕，与世隔绝达20年之久，直到80年代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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