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最后的喀什（下）发表于 2009-07-02 22:21:28 类别：《凤凰周刊》稿件

路过拆迁现场的妇女和孩子

流落的手推车


艾尔肯不喜欢新小区的最大原因是，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太远。这对在巴扎卖货为生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城里遍地是世代做小生意的人。艾尔肯的父亲每天推着小车到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卖东西。初中毕业后，艾尔肯继承了父亲的推车。

艾尔肯的车上装满了收音机、电池等各种杂货，少的时候一天能挣20～30元，多的时候100多元。每天只需1元管理费，艾尔肯可以将东西卖得很便宜，有赚头就行。

2002年之前，艾提尕尔清真寺两旁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大巴扎，这是养活艾尔肯一家的地方。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市场。以艾提尕尔清真寺大巴扎为中心，整个老城区遍布数十个大小巴扎。对艾尔肯这样的手工业者和生意人来说，巴扎是水，他们是生活在其间的鱼。

2001年发表的《喀什名城保护规划》认为，喀什街巷的构成主要是“巴扎”方式，空间形态、行业性居住与生产销售合一的传统特色非常突出。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唱着歌的叫卖声是喀什巴扎的特色，也是艾尔肯的拿手好戏。

巴扎的唱卖声可能持续了近两千年。《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28年，张骞发现喀什（当时称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唯一“有市列”的地方。此后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南线必经喀什。

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海上航线。欧亚大陆深处的丝绸之路变得萧条。1524年，明朝在西北势力衰弱，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内，划关而治。但喀什本乡人的巴扎，却与庞大的清真寺和经文学院、厚厚的生土建筑一起，如化石一般，以最古老的面貌被传承了下来。

1949年之后，比以往所有政权都强大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生产建设者以兵团的方式来到遥远的喀什，带来了3层的百货大楼、体育馆和养有动物的人民公园。

巴扎受到的冲击也由此拉开序幕。1990年代末，街上已随处可见外地商人，改变的大幕完全掀开了。

2004年11月，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完工。原先的巴扎和就地吆喝的小商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以及两侧租金昂贵的商业楼。

艾尔肯租不起这样的商铺，只得推着车子转移到清真寺后面的吾斯塘博依路边走边卖。

推车的日子不好过。城管指责卖货的小车堵塞道路，抓住了就会扣车、没收电子秤或是罚款。艾尔肯又将车子推进了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挨家挨户卖东西。

搬到香妃花苑小区之后，在小巷深处做生意变得不可能。离市区太远，车子推不过去，也没地方停。更何况去市里来回的路费要花去2块钱。

当年的老邻居，一大批年龄相仿的生意人，如今成了新小区里的失业者，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牌和打桌球。妻子们的烦忧增加了。

艾尔肯羡慕小区里仅有的几个小卖铺，每天至少可以挣5元钱。

不只是艾尔肯这样的小商贩，一些“大生意人”也光景沦替。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美食街上一家卖馕的店铺，曾经吸纳包括老板6个儿子在内的20个年轻人就业。美食街拆除后，老板失业在家，6个儿子分散在各地打零工。另一家经营鸡、鱼的餐厅，约110平方米的店铺，养活了店主家族13个年轻人。拆迁之后，13个年轻人有的失业，有的打零工。

一位维族学者研究了喀什的70多个大小巴扎。他发现乌鲁木齐最大的民间巴扎——领馆巷巴扎里的喀什人正在增多，他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喀什老城的商贩，在巴扎消失之后，流浪到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他们一晚上大约能挣20～30元钱。
被强拆的“白胡子”

艾尔肯如今很少去小区里的清真寺做礼拜，他声称是因为听不见阿訇唤礼的声音。

住在老城的时候，巷子尽头就有清真寺。每天5次，阿訇会登上清真寺俯瞰周围街区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唤礼召唤大家做礼拜。

这样的唤礼声自艾尔肯出生起从未间断。唤礼之后，巷子里的男人们走出家门，走进清真寺。开店的人在店门口摆上一根棍子，表示店主不在，有些店主连棍子都不用摆，丢下无人的商店，径自走开。

新小区的面积太大，一排排单元楼挡住了不再显得高大的清真寺，唤礼声从艾尔肯的世界中消失了。

生活的窘困，令做礼拜的习惯变得松懈，小区里原本应该拥挤的清真寺并不拥挤。

此外，由于拆迁户不愿意入住，小区里很多房子卖给了公务员和教师，按照政府的规定，他
们一般不允许进清真寺做礼拜。

艾尔肯的童年时代，整条街道“看着阿訇一张嘴”，听他组织集体活动或是教育孩子。这样的日子在搬到新小区后消失了：居委会管理着一切。艾尔肯抱怨，如今的阿訇，清真寺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新小区里的阿訇艾尔肯原来不认识，以前熟悉的阿訇，拆迁后搬到了别的地方。那个阿訇同时也是整条街道的阿克撒卡勒(Aksakal)。

阿克撒卡勒是维吾尔族对长者的尊称（维吾尔语“白胡子”之意）。有些社区的阿克撒卡勒原本就是阿訇。阿克撒卡勒不像阿訇一样总是呆在清真寺里，或是领取政府的工资，而是完全出自人心的认可。他们德高望重，熟悉社区里的每一户人家，充当深巷里的民间教化者。

奥斯曼是库木代尔瓦扎街道被拆掉的一段美食街里的阿克撒卡勒。奥斯曼的父亲是个做馕的人，奥斯曼自己是个裁缝，他的孩子们则开店铺或是修手机。

奥斯曼小的时候，见到阿克撒卡勒就会双手重叠在腰间，鞠躬致意。阿克撒卡勒教育奥斯曼：“上学了，要知道真主。不要喝酒，不要抽莫合烟。”

50岁之后，奥斯曼自己成了阿克撒卡勒。他是整个街区公认最年长、最有道德和知识的人。整个街区结婚、起名字等各种事务，都会请奥斯曼到场。
白胡子长者的威信影响着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奥斯曼附近街区的一户人家因为和外族人通婚，甚至不敢在家中举办婚礼，也不敢请阿訇和阿克撒卡勒。婚礼在酒店里简单举办，只叫了最密切的亲友。

奥斯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也信任共产党和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共产主义信仰冲击着喀什。满街都是穿着老式绿军装，戴军帽的人。一些曾经的伊斯兰教徒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文革”结束后，那些改信共产主义的前伊斯兰教徒们有的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

80年代初，政治的遗迹仍然浓烈，但一些追求时尚的人，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花1元钱租西装、领带和礼帽，以清真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90年代末，商铺和高楼逼近了老街区，教化者奥斯曼感到不安：孩子们当中有人开始抽烟、喝酒。

各个巷子口，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聊天、抽烟，或是在街边的栏杆上纵跳。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有的去内地当小偷。

对女人的约束也变得脆弱。奥斯曼曾要求女人们按传统方式戴头巾，但很快遭到政府的制止。此后，奥斯曼再没有就此发言。

女人们的头巾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一些中老年妇女还戴着头盖，但能露出眼睛的阿拉伯式头巾、只包住脸的四周的伊朗式头巾，以及用戴口罩来代替遮面头巾的方式，纷纷开始流行。头巾的花样越来越时尚，成为年轻女孩的装饰品。

但教化者最为脆弱的情形，还是面对政府。

2005年7月，奥斯曼家所在街区被强拆，警察和官员包围了强拆现场。

奥斯曼并没有因为阿克撒卡勒的身份而受到照顾，他被4个人扭住手臂，塞进了一辆汽车。奥斯曼听见儿子在喊“爸爸，爸爸”，然后看见儿子的脸被人踩在地上。

拆迁时，阿訇不在现场。此前，也曾经有人向阿訇求助，但阿訇表示无能为力，不能插手。

强拆掉的8户人家，所有的人被迫分散住在亲戚家或是租房子住。几十名失去店铺和工作的男娃子心中憋着火。

奥斯曼几乎是最后一次发挥了“白胡子”长者的作用。他召集家长和孩子们，告诉大家不要闹事，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问题2年内一定会解决。

拆迁之后，奥斯曼的孩子们有的开电瓶车拉客，有的在工地上干活，有的失业。其他拆迁户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各地。

这使管束孩子们更加困难。以前住在一起时，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孩子们就会按时回家。如今无事可做，他们出入迪吧、歌舞厅、网吧，玩到凌晨，父母去叫才勉强回家。

听说孩子们抽烟喝酒，奥斯曼依然会规劝。但他清楚，每说一次，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一个儿子趁奥斯曼不在家，偷偷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如今孩子们见到奥斯曼依然双手叠在腰间鞠躬行礼。抽烟喝酒也从不当着奥斯曼的面，奥斯曼听说，一般都是躲在屋外的角落里。能够如此，奥斯曼已觉安慰。
橱窗里的归宿


吐尔逊家的木门上，钉着一块蓝色的金属牌：喀什低保户。这是几张金属牌中最显眼的一张。

在老城区生土房屋的木门上，触眼是各式各样的金属牌：光荣户、五好家庭、平安家庭、文明家庭以及供水证、房屋出租许可证。

最多的金属牌还是低保户标志。官方数字称，老城区62616户22万人中，低保户、困难户、低收入住房困难户高达23109户，68897人。这些每月领取低保金的家庭，又成为旧城改造中首先被拆除的对象。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老城人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来增加住房面积，并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式：过街楼，就是在窄窄的小巷上空造出与两旁的二层楼相连、底部悬空的房子。这种房子容易让人很直观地产生抗震性的疑问。

吐尔逊祖辈是吾斯塘博依老城里的生意人。尽管按照传统，后代不应该离开祖辈出生的地方，但他已做好了离开老城的心理准备。

吐尔逊小时候，一家8口人住着两层共80平米的生土老房子。弟弟结婚的那年，为了有间独立的婚房，吐尔逊家盖起了过街楼。等到吐尔逊结婚，连盖过街楼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子女婚后不应该再和父母住在一起，起码不应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吐尔逊只得外出租房子住。

吐尔逊舍不得离开老城，于是在老城里找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租住在里面。

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老城改造。有人担心会拆掉他们的传统文化，盖起和内地人造的温州大厦那样难看的现代建筑。而吐尔逊担心的是，如果搬到新的小区，听说只有45年的产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世世代代居住。他曾听到一些已经搬过去的邻居的疑惑：怎么还要交房租？

吐尔逊希望政府能够允许他出资约30%，在原址合作建设楼房，然后让他搬回去住。即使是这30%，吐尔逊也需要父母、姐姐和弟弟共同努力，才能支付得起。

吐尔逊希望重建后的房子能够保持维吾尔传统风格。但他最担心的是被疏散到郊区的安置小区，再也回不来了。“如果真的能搬回来，传统风格丢了也就丢了吧。”

老城人口的膨胀、居住条件的困难是政府一个有说服力的拆迁理由。除了吐尔逊这样的困难户，一些维护维吾尔族传统的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现实。一位北京维族学者心目中的模式是：模仿巴格达或是开罗，保留老城不动，在老城的旁边建设新城。

他说，在喀什，维吾尔人能找到故乡的感觉。但令他痛心的是，最近的一次喀什之行，让他感觉像是到了“唐人街”。只能把老城从现实的复杂纠葛中剥离，单独保护下来。


将喀什当做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或许是一种被几十年来的现实刻意聚敛了的情怀。新疆历史上曾经出现大量政权。在莎车、鄯善等地，许多人对本地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叶尔羌汗国、高昌回鹘王国等国的怀念之情显然超过了喀喇汗王朝。

实际上，建在沙上的城市或王国，难免风中流逝和沙尘掩埋。在土曼河的两岸，没有人能说清曾有过多少处喀什故城，曾经的疏勒又确切位于何处。

喀什市政府网站上的考证文章显示，喀什城市位置几经迁徙。如今的恰萨老城建于17世纪中叶，此时喀喇汗王朝已经灭亡500多年。吾斯塘博依老城更迟，建于1838年。

莎车县、库车县、鄯善县在外地读书的一些学生甚至不参加所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或是吐鲁番地区的同学会，而是自立门户。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量，以及近年商业浪潮的交互冲击下，新疆南北两道的古老城市风味全失，泯然与内地无异，只剩下喀什老城，保留着近于化石的生土外观和传统生活。

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曾表示：“喀什历史街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处伊斯兰传统街区，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的活化石。”

新疆的几位维吾尔人表示，对从喀什来的老城居民，他们会有一种尊敬之情，会请教一些传统礼节的细节。到喀什去看看，也是他们寻根的一种方式。

对外界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观赏维吾尔民族风情的最佳景点。一家北京公司垄断了喀什市的旅游资源。在恰萨老城，他们在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片巷子的入口处出售30元一张的门票。

讲解员会指给你看高高的生土墙垣之上，那些世代经营手工业或小生意的家庭。一些家庭可以进入参观，顺便购买花帽、乐器等手工艺品。

另一重阴影也似隐若现。香妃花苑小区的墙上刷着“坚决打击伊斯兰解放党”的标语，老城里的阿訇时常会说维稳、民族团结的话题。甚至“文革”时期出于战备挖的地道，也引发外界的想象。

前述乌鲁木齐维族学者猜测，政府对喀什老城的不断拆迁，也有出于反恐的考虑。12万维吾尔人集中在4个多平方公里的老城里，令政府不安。

匿名喀什前政法干部称，不排除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如迷宫般的老城里藏几个人轻而易举。

但他从未听说过与老城有关的恐怖事件。一种现象是：来自新疆其他地区的“东突”分子为了制造影响，跑到喀什来作案。

2009年4月初，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喀什、和田考察时强调，喀什、和田处在反分裂斗争前沿，要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时刻紧绷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这根弦，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北京奥运会期间，喀什城区发生针对武警的袭击爆炸案，16名武警死亡。事后查明，两名嫌犯均为喀什人，一为的哥，一为菜贩。

生活在老城深处的吐尔逊，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感觉隔膜。生意很难做，孩子越大花钱越多，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吐尔逊和他身边的人都忙着挣钱，好让生活好一点。

对于吐尔逊托身的这片沧桑生土群落来说，虽然貌似坚固，又有多少外界情怀的寄托、国家安全和政治理念的诉求、商业文明的扩张以及旅游消费的需求，是它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呢。

“总得留下点什么，不能全部拆掉吧。”阿里木江说。即使不再拆迁，老城的面积也已经小得难以包住小巷里的宁静。许多曾经悠长的小巷，走着走着就到了现代化大楼的脚下。老城的密码就这样被断然破解。“再拆下去，旅游者都不来了，老城的失业人口又会大批增加。”

将老城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并发展旅游，除了前述的北京维族知识分子，也是许多普通维吾尔人的想法。这使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沮丧：古老的文明最终变成了展览的橱窗。

一名出生在老城的青年学生家门口，常年有无数的旅游者路过并拍照。内地的朋友也时常在他面前善意地夸奖维吾尔人的能歌善舞，这令他非常厌烦。

“我们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整天闲着没事干唱歌跳舞呢？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只是在婚礼和节日里才会尽情地唱歌跳舞。”学生说，他自己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但是，在橱窗里被参观，在外人面前演出载歌载舞，也许已经是喀什的生土老城和居民们能有的最好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