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上世纪60年代，人类学的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代表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并成就一家之言的就是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马文·哈里斯身怀使人类学“重归科学大道”、“统一”科学的理论范式的大志，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努力探求人类社会文化的未解之谜。这位被美国同行视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代表的人物，因其文化唯物主义观点而独树一帜，至今影响不衰。



　　1927年，马文·哈里斯出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受查尔斯·韦格利（Charles Wagley）的鼓励，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人类学。在此期间，哈里斯深受新进化论的两大宗师怀特(L·A·White)和斯图尔德（Julian Stcward）的影响，并开始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生涯。他将最初的田野调查地点选在巴西。由于成就突出，哈里斯从1952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人类学，并于次年获得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莫桑比克、厄瓜多尔、印度等地做田野调查。1963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于1963年到1966年期间担任该校人类学系主任。1980年，他辗转前往佛罗里达大学，被该校聘为终身教授。
　　哈里斯一生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出版了20余部著作。其中，《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文化唯物主义：为创立科学文化而斗争》、《饕餮：食物与文化之谜》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哈里斯穷其毕生精力所苦心经营的理论就是文化唯物主义。他在《文化唯物主义：为创立科学文化而斗争》一书中指出：“文化唯物主义的目的特别在于说明世界财产清单中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的起源、维持和变化。”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文化系统都由3个要素共同构成，即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哈里斯称之为适应于人类社会的“普同模式”。基础结构由对于人类适应和生存有着基础性作用的自然和文化要素构成，包括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两个方面；结构由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构成；上层建筑则由共享的认知和意识模式、表现思想和象征深层模式的行为模式这两种模式构成。
　　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论述。哈里斯称之为基础结构决定论。他强调，基础结构为人类社会文化提供了基础，是第一位的，它对结构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结构又决定着上层建筑。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必须由研究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入手。他甚至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是以基础结构为中心的研究，这是“策略性的优先”，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像自然规律一样的通则，那么研究者自然应当从“自然本身最重要的直接因素”入手。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极为相似。不过，哈里斯否定辩证法在唯物论中的地位，补充强调了人口繁衍的重要性。他把人口的活动作为研究人类生活基本结构的生态学参数，同时把人的适应和进化纳入视野，将斯图尔德等人的技术、经济、生态环境决定论改造为人口、技术、经济、生态环境决定论，以此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石。
　　虽然哈里斯非常强调基础结构决定论，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系统变迁都来自基础结构的变异，也不认为结构和上层建筑只不过是被动的反应者。相反，他认为“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通常都会导致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这样，在承认基础结构决定作用的同时，文化唯物主义也赋予了结构和上层建筑一定的自主性，认为上层建筑和结构反作用的过程是这一体系得以维持和保存的重要因素。不过，他认为如果结构或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现存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不相适应，这些变化就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当我们注意到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或结构发生变化时，也得看其基础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个分析范式后来被哈里斯用来解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因其内在的逻辑性，也被视为是一种认识论。哈里斯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他把文化唯物主义称为一种研究策略。在反对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研究策略折中主义时，他声称：“关于科学的定义和关于研究策略的定义是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文化唯物主义有4个明显的倾向：量化的方法(人口统计、卡路里生产)，民族志，考古研究，主客位结合分析。这些倾向又直接影响了其研究主题，显然其主题也可以分为4类：食物与蛋白质，食物进化，人口统计及人口调节，战争、文化与环境。
　　文化唯物主义代表了部分人类学家试图将客位分析框架与内在认知分类的主位框架，以及微观和宏观分析整合在一起的研究与分析尝试。哈里斯借鉴了马克思物质决定论的观点，并试图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中融入文化内在认知的考虑，整合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观点，强调区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主位和客位观点意义，这有助于人类学研究视角和策略的多元化。主客位研究法的分类使当地人的观点和学者的看法在民族志中得以呈现，并出现了对话式乃至多音位的新型民族志。哈里斯试图在追求理论统一之余，将价值观、世界观尤其是那些不合逻辑、不可捉摸、不能言说却又发挥着作用的“东西”涵盖在内，这个研究取向在客观上推动了人类学研究走向多元化。这或许是哈里斯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对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