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甜甜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大观》是受杭州市文广新局委托，由我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负责编纂的重要课题，《大观》共分七卷。日前，《民间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戏曲曲艺》三卷已于我国文化遗产日当日正式出版。另四卷（民间音乐、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竞技和游艺）也将于今年8月底交稿。


《戏曲曲艺卷》概述：


传统戏剧与曲艺，通常称之为戏曲曲艺，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特征鲜明，种类繁多，可谓博大精深。它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而成长，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而衍变，在人类艺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区以及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七县（市、区），无疑是一片令人称羡的锦山绣水。这里景色秀美，物产富饶，又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历代才人辈出，蕴藏在底层民众之中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更是无法穷尽。由于杭州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这一带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为戏曲曲艺的发育成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终于造就了杭州戏曲曲艺的辉煌业绩。


一


众所周知，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就发生在杭州这片土地上。良渚玉琮上有一种类似饕餮纹的兽面图案，学界对此有过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傩面具的源头和雏形。这似乎在暗示我们，这一带的戏曲曲艺历史可能也是十分悠远的。一般认为，秦、汉和三国时期，歌舞百戏在浙江已颇为流行。
唐代，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云，当时的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游客荟萃，风物繁富，形胜浩伟，驾苏州而上之”，当时这一带的乐舞名曲已广为流播。长庆间，张祜有《观杭州柘枝舞》诗。又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元稹）廉问浙东……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有人认为，这里所提到的《陆参军》，当是指陆羽所编的诙谐小段集合，似与参军戏有关。一般认为，陆羽写《茶经》，曾在杭州的径山一带居住。这对于探寻杭州的戏曲史迹显然弥足珍贵。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繁荣，工商业的兴盛，市民阶层的壮大，可谓得天独厚，显然为通俗文艺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据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一节提到，当时在杭州各种公开场合作表演的艺人有：御前应制、御前画院、棋待诏、书会、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影戏、唱赚、小唱、嘌唱赚色、鼓板、杂剧、杂扮、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传奇）、唱耍令、唱《拔不断》、说诨话、商谜、覆射、学乡谈、舞绾百戏、神鬼、撮弄杂艺、泥丸、头钱、踢弄、傀儡（悬丝、杖头、药发、肉傀儡、水傀儡）。顶橦踏索、清乐、角抵、乔相扑、女飐、使棒、打硬、举重、打弹、蹴球、射弩儿、散耍、装秀才、吟叫、合笙、沙书、教走兽、教飞禽虫蚁、弄水、放风筝、烟火、说药、捕蛇、七圣法、消息。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一部分伎艺名目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年是如何表演的，今天已经很难一一说清楚了。不过如果参照相关典籍资料，我们对其中的一部分门类则还是可以大致辨认的。在《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等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记载。总之，南宋临安的大众娱乐圈已十分繁荣，用今天的分类习惯来说，诸如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皮影、木偶、杂技、魔术、武术、奕棋、竞技等门类，那时候都已经纷纷登台献艺，真所谓无技不有，百戏杂陈。当时还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艺人，在《武林旧事》等书中也都曾经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随着这类演出活动的日趋兴盛，一些职业艺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切磋技艺，还自发组织起来，模仿当时的民间结社形式，成立起专业性的社团组织。据《武林旧事》卷三“社会”载，当年在二月八日的霍山行宫庙会上，百戏竞集，大家就都是以“社”的名义出面的，比如“绯绿社（杂剧）”、“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雄辩社（小说）”、“绘革社（影戏）”等，便是例证。这种由戏曲曲艺表演艺人结合而成的民间社团，还会去参加当年经常要举行的各种庙会，为以后的剧团组织形式开创了先河。
瓦舍勾栏，指的是南宋都城临安的演出场所。瓦舍，又称瓦子、瓦肆。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吴自牧《梦粱录》则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勾栏，就是栏杆。用栏杆围成一个个的棚，一切伎艺就在棚内表演。当然不仅仅是表演，当时也还包括了占卜、卖药、饮食业、杂货铺等行当在内。这种瓦舍的建筑一般不太考究，只是在广场上搭了个篷可以遮雨而已，其格局似乎有点像如今的农贸市场，或者不妨称之为大型游乐场。时至今日，杭州还有个地名称为“瓦子巷”的，给后人留下无限遐想。
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城市人口激增，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刺激了俗文艺的繁荣。《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提到，南宋时临安有许多瓦市，有的瓦市很大，里边又分了十几个勾栏，让艺人在不同的勾栏里分头演出。其中一个艺人居然可以一辈子就在一个勾栏里演出而不需要调换场地，他的伎艺之高也就可以想见了。
当年能够进入瓦子勾栏献艺，声名大震，载入文献而被留传下来的，毕竟只是些大腕名角；更多的艺人则默默无闻。《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的结尾处，就又特别提到，“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说明有一些进不了瓦舍勾栏的，伎艺差一些的艺人，他们也要生存，那就只好在外面找个空地表演起来。至于广大农村，也会有一些戏曲曲艺艺人在那里施展伎艺，也就势在必然。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对此有生动记述：“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他的另一首诗《嵇山行》则说：“禹庙争春胜，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说的是绍兴城乡风情，不过当时杭州的情景，想来也大致如此。
目连戏的兴起，我们至迟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淳祐年间，已有浙江刻本的“说话”底本《佛说目连救母经》在民间流传，可能当时也已有了相关的戏曲演出活动。
南宋时，浙江出现了戏文，通常称永嘉杂剧，元代称南戏。这种戏曲样式大约在南宋中期就已传至杭州。南宋杭州曾搬演过《乐昌分镜》戏文。据元刘一清《钱塘遗事》载，南宋咸淳年间杭州黄可道的戏文《王焕》就曾轰动杭城，留下一段佳话。
元代，大批北方杂剧作家和艺人南下，在杭州一带定居或活动，如著名剧作家马致远晚年就在杭州西郊农村隐居。他们对于杭州戏曲曲艺事业的推动功不可没。
明代，浙江戏曲出现了又一个高潮，至今仍为学界推重。在声腔方面，产生于浙江的就有杭州腔，以及余姚腔、海盐腔、义乌腔、调腔等，此外，还有一些外省声腔的传入，如弋阳、昆山等腔，也先后流行在杭州一带。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说明当时的杭州曲艺活动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一种类似于今天“弹词”一类的曲艺样式，人称“陶真”。尤其是在创作方面，当时的作家和艺人们为后世留下一大笔财富。我们今天还在津津乐道的“白蛇传”、“济公”等俗文艺题材，其实在当时的杭州已大致成型。
清代，杭州的戏曲曲艺继续向前发展。杭州人洪昇的《长生殿》问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都是引起了极大轰动的。而在戏曲演出方面，则必须提到“乾隆下江南”这一政治活动给杭州演艺圈的一些影响。据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地方官演戏迎驾，宫廷画师徐扬绘有《杭州西湖演戏图》及《涌金门外演戏图》，这些画留传至今。当年盛况，由此可见一斑。以后几次的乾隆南巡，自然也不例外。又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他的八十寿辰，杭州行宫和府、县衙门都搭台演戏，从初一到二十一日，军民皆可去看戏。风俗常常是“上行下效”的，此类演艺活动对民间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清代杭州的戏曲舞台，一度是昆腔的天下。后来随着徽班的传入，则兼唱皮簧。到了清代末叶，各种地方小戏在浙江各地蓬勃兴起，这股浪潮势不可挡，也影响到了杭州。杭州本土的地方小戏，有杭剧、睦剧；而从外地传入的，如越剧、鹦哥戏（姚剧的前身）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杭州的两翼，东部萧山一带盛行绍剧，西部建德一带盛行婺剧，都是受到了毗邻地区的影响，这也势在必然。
清末，京剧也流入杭州，称京戏或京班。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第一个京班在杭城的舞台亮相以来，可谓一直是经久不衰。
我们还必须提到清代杭嘉湖一带的水路班子。这一带旧时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尤其是运河水系，可谓是交通命脉，戏班到各地演出，必须乘船。这种船往往是由戏班包下，长年使用的，俗称戏班船。后来便又出现了船台班，他们在一条可容二三十人的船上活动，船头有一个小小平台，便成为了舞台。一开始演乱弹、徽戏，后来逐渐改演京剧，俗称“水路京班”。这种形式一直沿袭到了民国年间。演员以船为家，沿着运河水系，一路漂泊。每到一处，就在自己船上被称之为“船台”的舞台上献艺。观众或在岸上看戏，或也坐了小船靠上去看戏，另有一番风味。当年这一带水乡还有一种傍水搭建的水阁式舞台，演员们在这种水上舞台演戏，观众则往往要乘坐小船靠到台前去看戏。水路班子尤以演武戏和连台本戏见长。其中的“老庆升”、“大连升”，都曾驰名一时。据民国17年（1928年）十一月《梨园公报》统计，当时申请参加梨园公会的“水路班子”就有六十余副。当年风光，由此可见一斑。
水路班子演的是船台戏、草台戏，因陋就简，风雨飘摇，其中的辛酸自在不言之中。大概到了清末，杭州城里则开始出现戏院，比起南宋时的瓦舍勾栏来，显然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杭城早期的戏院都是卖茶兼演戏的，所以对外一概称为茶楼，或称茶园。戏班在这种茶园里演出，各方面的条件当然要比草台戏好得多。
其中有一座天仙茶园，位于杭州拱宸桥二马路，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有过一段风光的历史。这个花园正中为戏台，台下中间为正厅，摆方桌，一桌六座，一排六桌，共有三十六个客位。纵向可以排四五排，大约一百五十多个客位。楼上还有包厢，则是贵宾雅座，收费自然更加昂贵。说起在天仙茶园演出的名角，其中就有京剧大师盖叫天。据说盖叫天曾在拱宸桥拜京剧名家谭鑫培为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三岁的盖叫天在天仙茶园首次登台，演出《天水关》，《翠屏山》、《断后龙袍》、《十八扯》等剧目，一炮打响，誉满全城。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声色类”，提到咸同年间（1851-1874年）杭城有四大班：鸿福班、恒盛班、三元班、四喜班，他们的行头角色旗鼓相当。每个班子都要有一百来人，生旦净末丑，各有名角。每年五月十三演过关帝戏，戏班要放假，称为“歇伏”。到了八月中，大伙儿重新聚集，敲锣打鼓再开场。据说当年旗下营梅青院戏台，就专有这么一帮看客，他们精通戏艺戏路，喜欢一边看戏一边挑刺，抓住台上哪怕一点点破绽，就要当场起哄，罚戏一本。比如有一次戏班演剪发卖发的赵五娘，那个女演员一时大意，戴了枚金戒指上台，于是全场大哗，说赵五娘既然穷极潦倒，为何还会戴金戒指？弄得戏班狼狈不堪。所以行业中人称之为“失魂台”。
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的戏班船和城乡各地的茶楼、茶园曾经成为戏曲艺人的摇篮，为繁荣传统艺术作出过重大贡献，它们的名字同样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杭俗遗风》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地方风俗史料，此书大约写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该书“声色类”所述，除前面已经提到的“戏班”之外，还有“堂名”，又称“清音班”，以及“徽调”、“南词”、“滩簧”、“花调”、“大书”、“道情”、“戏法”、“隔壁戏”、“木人戏”、“打花鼓”、“花鼓调”、“莲花落”、“谈孔雀经”等样式，不再赘述。对于研究清末杭州戏曲曲艺的流变，尤觉珍贵。
清末民初以来，昆班更加衰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风苏昆剧团编演《十五贯》获得成功，被称为“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才出现了转机。
民国时期，地方小戏的发展值得引起重视。前面提到的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睦剧，大概也都是在这个时期里才有过一度兴盛。20世纪30年代起，杭州还出现了滑稽戏。这是在曲艺“小热昏”、“独脚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成熟于上海，而杭州则是它的“摇篮”。越剧也有类似的情形，它从嵊县、新昌一路走来，最后在上海唱红，而杭州城乡一带则曾经是许多早年越剧演员登上舞台、崭露头角的“宝地”。
旧时在运河水系沿岸的乡间小镇，每每有因陋就简的茶馆，还无法容纳戏曲班子，却正可以让那些走江湖的说唱艺人们一显身手。尤其是杭州湖墅一带，沿运河一路过来，一向是茶馆密集的地方。据老人回忆，从拱宸桥东西桥堍、登云桥、茶汤桥，再到湖墅的吴家石桥、华光桥、江涨桥、卖鱼桥、宝庆桥、信义巷、大兜、茶亭庙、沟狮滩、米市巷的德胜桥、左家桥、潮王庙、大王庙，小河的老大关桥、小河直街、河塍上、明真宫等地，当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馆、茶楼、茶园、茶室，尤以小茶馆为多，专供附近的居民、农民，以及船民、渔民、店员、工匠们来这里饮茶品茗。人们一边饮茶，一边听书，其乐融融，其情浓浓，形成了一道充满乡土气息的风景线。
在这一带茶馆献艺的曲艺人，他们所表演的曲艺门类甚多，诸如苏州评弹、杭州评话、杭州评词、杭州摊簧、小热昏、唱春调……可谓南腔北调，各有所好。杭州的民众比较喜欢用杭州方言演唱的杭州评话、杭州评词、小热昏等一类曲艺，台上台下互动，乡土气息更为浓郁。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苏州评弹（包括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这样一种外来的曲艺样式在杭州城乡也是十分风靡的。对于杭州民众来说，听懂苏州话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杭州民众听苏州评弹，就像他们看越剧、京剧一样，也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杭州的戏曲曲艺是个百花园，万紫千红，美不胜收。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它自己的一部发展史。由于历史上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艺术样式往往重视不够，因而留存下来的可靠史料还不尽如人意，或者是我们对于此类史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追溯其中一些艺术样式的历史渊源时往往会出现种种困惑。
历来对戏曲曲艺分类，往往偏重于声腔，尤其在戏曲领域是如此。其实也有例外，若以叙事内容作为主要特征，则有目连戏、八仙戏等，它们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声腔来表演的。又有以表演形式作为主要特征的，如木偶戏、皮影戏，则都是道具戏，演员并不登台表演。还有戏曲坐唱班、送瘟神，乃至在旧时庙会的迎神赛会队伍里常见的台阁，或是扮演一些戏曲人物在队伍里行走，偶而作些即兴表演的这样一些艺术样式。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戏曲曲艺。或者说，它们只是传统戏曲曲艺在衍变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事象。说到底，它们和戏曲曲艺又总是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的，因此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些艺术样式，在杭州的历史上大多有过出色的表现，有的至今仍在播布传承。
历来研究戏曲曲艺的人们，都非常重视名角大腕的作用，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是戏曲曲艺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是一种“范本”，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一大批不知名的配角，或者说还有二、三流演员，以及更多的民间艺人，在旧时又称之为江湖艺人的，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培育出了戏曲曲艺这个百花园。他们或可以说是构成了戏曲曲艺这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样不可以轻视更多的戏迷、曲迷。历史上还有过一种被称为“票友”的人群，他们也都为戏曲曲艺的普及推广作出了极大贡献。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在杭州的一公园、黄龙洞，以及其他的许多公共场所，乃至广大农村，常常会自发地聚集起一些戏曲曲艺爱好者，有的伴奏，有的演唱，甚至还自带扩音设备，十分投入地作着声情并茂的表演。这样一种自娱自乐的“演出活动”也是人气极旺的。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戏曲曲艺在民众中的顽强生命力，看到了保护戏曲曲艺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希望。而正是他们，筑起了戏曲曲艺这座“金字塔”的坚实底座。

二


戏曲曲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重要门类，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总的说来，这是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农业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事象。长期以来，它们依靠口传心授，自生自灭，毕竟还缺乏有力的保护机制。面临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它们正无可奈何地出现了种种尴尬。
众所周知，当前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突变，人们的生活节奏正在为适应信息化时代而急速加快，文化的主要生存空间正在由乡村转变为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正在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着一系列急剧变化。一方面，身上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身怀传统绝技的人渐渐老去，渐渐离去；而在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却不熟悉这一套，不欣赏这一套，乃至不接受这一套。比如年轻人觉得传统戏曲曲艺的节奏太慢，听起来“气闷”，就是一个例证。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断层。
我们大家还注意到了另一个事实。在传统社会里，许多农民的生活空间都是相对比较狭窄的，他们一辈子就在某一个村落里生活，对于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表演艺术，除了一些民族民间歌舞之外，主要就是当地常见的几种戏曲曲艺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的选择余地甚少。然而，对于今天的底层民众来说，情况却大不一样。我们常常说“地球村”，就形象地描述出了这种变化。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文化交流可谓十分迅速而又十分频繁。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人们一打开电视机，或是一上网，就可以迅速面对世界各地的乃至千万里之外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在观赏方面，可供他们选择的表演艺术乃至信息，实在太多太多。今天的时代又十分提倡个性的张扬，人们有理由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传统戏曲曲艺正承受着从来没有过的严峻考验。
杭州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这里人们的生活和观念都在发生着比别地更加急剧的变化，也就理所当然。这样一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剧变必然会影响到杭州戏曲曲艺在当下的生存。当年颇负盛名的老艺人大多年事已高，他们往往面临后继乏人的困惑。有一些历史上曾经红极一时的艺术样式则出现了“人亡歌歇”的危机。这样一种局面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上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


三


20世纪50年代以来，杭州的戏曲曲艺事业走上全面复兴、发展、繁荣的道路。当时还没有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话题。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其实从那时候起，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一大批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做着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1951年开始的戏改工作，曾经对一些濒临灭绝的剧（曲）种进行过有效的抢救。杭州一带的杭剧、睦剧、杭州评话、杭州评词、小热昏等正是在那个时候获得了一次很好的保护，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时，杭州的文化部门花大力气把一些流散在外的老艺人找回来，请他们吐录剧（曲）本和唱腔，又招收学员，重组剧团，排练剧（曲）目，终于使得一些已经濒危的戏曲曲艺门类得以起死回生，重放光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的戏曲曲艺事业遭受严重摧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76年以后，粉碎“四人帮”，杭州的戏曲曲艺再度繁荣。大约从1983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十大文艺志书集成的编纂工程。在浙江省戏曲曲艺范畴，作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已经出版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和即将出版的《中国曲艺志•浙江卷》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围绕着这两种志书的编纂，杭州市范围内曾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对于当时杭州戏曲曲艺的状况，有过一次比较细致的摸底，掌握了一大批材料，为我们今天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前人种树后人凉”，我们今天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常常会真切地感受到前人的艰辛劳动以及他们为今天工作所打下的扎实基础。
时至今日，在全市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普查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回顾以往，首先要提到大约在2004年初就已经开展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2005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就有《浙江省文化保护工程》，该工程则包括了“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当时我们大家所做的工作，比较偏重于民族民间艺术，不过也已经开始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各个门类了。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普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至此，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都自觉地把我们的保护对象扩大到了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近一二年来，全市各地文化部门普遍加强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组织领导，抽调精干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全市形成区县（市）、乡镇（街道）、村三级普查员队伍达7150余人，充分依靠社会热心人士和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老工匠、老土地，广泛发动中小学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形成普查热潮。迄今已在全市范围内查获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35万余条，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调查项目23000多条，以作进一步的细致调查。这中间，就包括了戏曲曲艺范畴里的许多宝贵资源。
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体系正在卓有成效地建设起来。在戏曲曲艺领域，作为杭州本土起源并传承的项目，已经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杭州小热昏、杭州评话、杭州评词、杭州摊簧、武林调、独脚戏等六项。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项目其实也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杭州并非其申报地区或单位，它们往往是率先在外地形成，不过因为文化传播的缘故，在历史上也曾对杭州一带产生过深刻影响，如昆曲、京剧、越剧、绍剧、目连戏、木偶戏、皮影戏、绍兴莲花落、宣卷等。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杭剧、睦剧是杭州地区本土孕育并得以成长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迄今已列入省级名录，它们向国家级名录申报的工作也已经开展起来了。
综上所述，对照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区、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杭州的戏曲曲艺一方面是硕果累累，令人瞩目，另一方面却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妥善解决的。比如说，前述不少戏曲曲艺项目，有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重大影响，在全市范围内的地位同样不容忽视，如昆曲、京剧、越剧等。有的至少在省内也是举足轻重的，如绍剧、目连戏、绍兴莲花落、宣卷等。难道只是因为杭州并非它们的申报地区或单位，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常常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尽管它当初只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中流播，作为遗产，它也仍然是属于全人类的。在我们国家，许多传统的文化遗产至少是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各地域人群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共同努力，才创造出如此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里过份张扬狭隘的乡土情结，处处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显然不利于全盘工作的开展。
总之，我们的面前形势大好，我们肩上的担子却依旧沉重。如何形成科学的保护机制和格局，使得那些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以延续、传承乃至发扬光大，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正等着我们去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甜甜 于 2009-6-24 09: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