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近代以来，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腐朽落后的国内社会现实，中国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变法图强，同时又要避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以至亡国之族；一方面迫切需要对国内社会现实进行彻底改革，同时又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中国人民始终处于这种两难的抉择之间。经历了一段十分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知识阶层通过理论概念之争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探索，广大民众则用近似“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行为来体现他们的态度，本文所谈的关公崇拜现象，即是这类行为之一。
    关公崇拜现象并不始于近代，却在近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特别是近代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进行解剖，无疑有助于把握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心路历程，并为当代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人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一个过程


    为了更充分地认识关公崇拜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一简单考察。
    关羽历史上实有其人，但他只不过是中国数千年金戈铁马战争史上涌现的无数战将中的一员。所以他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被吴将潘璋、马忠斩于临沮后，三百七十多年姓字不彰。在《世说新语》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野史杂记中，记载故事最多的三国人物是曹操，诸葛亮等，基本上没提到关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天台宗智大师前往荆州当阳玉泉山，因感关羽之梦而造玉泉寺。当时其地“惟荒岭”、“神兽蛇暴”。关羽托梦也说：“是间人迹不通，师往此山何为？可见在此以前，关羽在他遇害的地方也已湮没无闻。智ｙǐ＠①是一代名僧，曾博得陈、隋两朝数帝及四方道俗隆礼，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他附会关羽之事，当对提高关羽的知名度起了很大作用。自此以后，玉泉寺屡圯屡葺，香火不绝，关羽之名也逐渐为人所知。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关羽出生地解州盐池水减盐少，吕夷简往祭神。梦为蚩尤作崇，王钦若荐龙虎山张天师可禳破，张天师则说关羽能率阴兵往讨，请真宗祷而召之。这不过是一伙臭名昭著的奸臣相互窜通搬弄的一场装神弄鬼的闹剧，张天师也只是重演了智巸的故技，但关羽的地位却自此蒸蒸日上。盐池恢复后，敕修解州崇宁宫，哲宗元祐七年敕重修崇宁宫，绍圣三年赐玉泉祠额曰烈显庙。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壮缪义勇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济王。这期间，所谓关羽的书信，手迹，画风竹诗，画雨竹诗，以及“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之类的篆文，也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又有关羽《忠义经》十八章，题为学士孙奭编述，也开始在社会上刊刻流行。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太祖洪武元年诏天下神道皆去侈称，恢复关羽原爵汉寿亭侯，嘉靖十年称关帝。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正式进爵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因太临林朝之请，以护河功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右丞相各一员，为陆秀夫、张世杰。继又崇为武圣，与孔子并祀。清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二年加“灵佑”二字。四十一年上谕要求《四库全书》及其它一切书籍皆改用此称，关羽与孔丘一样，名字皆须避讳，不得直书。统治者对关公崇拜现象如此提倡，是因为民间关帝信仰日益深入人心，于是他们因势利导，反过来，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又使民间的关帝信仰进一步炽盛起来。有清一代关公崇拜现象达到空前高度，与某些特殊原因有关，如满族统治者认为关羽曾保佑后金夺取天下，因而称之为“关玛法（关祖）”，尊为堂子三天神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显然不在这里。
    及至近代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前后，举国上下的关公崇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津义和团的揭贴称“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在灭洋斗争中打头阵。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住室悬挂的神像，也以关帝为首。有研究者调查山东各地的关帝庙象土地庙一样多，几乎城市的每条街，乡下的每个村都有一座。当问及当地老百姓过去最崇拜什么神时，老人们不加思索地思答：“关老爷”。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看戏，如有观音和关公出场，她都要假装踱步立起身来，表示不敢安坐。人们想尽一切美妙词名来赞颂他，简直到了“巍巍”、“荡荡”“民无能名焉”的地步。这里试举一例以见其余，王铨运《关夫子圣迹图考序》云：“天地间光明磊落而不洎者，则唯日月星辰与山川河岳焉；而浩气塞两间经千古不磨者，则唯汉关夫子也。”
    通过上述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关公崇拜基本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才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始于宋朝，历元明至清代特别是清末而达到高潮，愈晚愈烈，它一开始就与宗教迷信交织在一起，具有浓厚非理性色彩，和尚、天师之类在它的兴起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候，如北宋末南宋初、明末清初以及清朝末年，关公崇拜往往最为狂热。


    五个层面


    关公究竟具有何种魅力，致使国人特别是近代民众对他如此倾倒？换句话说，人们心目中的关公形象究竟包含了哪些层面的内容呢？毫无疑问，关公形象深入人心，与《三国演义》一书成功的艺术塑造是分不开的。后来人们对关公形象又作了种种加工。但一般只是《三国演义》中有关方面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三国演义》为依据。对关公形象作一番观照。
    翻开小说，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将是关羽“身长九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堂堂相貌，以及矗立在他身旁的重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黑面长身”、“板助虬髯”的捧刀将周仓，“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日行千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的坐骑赤兔马。接着我们将听到一系列他行义的故事，如桃园三结义、夜读《春秋》、许田打猎、土山约三事、秉烛达旦、挂印封金、义释曹操、义释黄忠等。然后便是关于他武艺超群、战功卓著的种种描述，如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此下还有一些关于他对所谓“鼠辈”不屑一顾的轶闻，如要和马超一比高低、不愿与“老兵”黄忠同列、怒拒孙权请婚之使、鄙视刘封、糜芳、傅士仁等，最后则是关于他死后显灵的种种传说，如显圣杀潘璋、杀吕蒙、斩越吉元帅救关兴等。
    综上所述。关羽的形象大致包括“威、义、勇、骄、灵”五个层面，关于“威”的层面。史籍只对关羽“美须髯”有记载，其它种种则史无明文。因此这一方面不是造成关羽崇拜现象的根本原因，倒是其结果。那些威风凛凛的外貌特征和神奇不凡的附属物，基本上都是关羽受到崇拜之后才涂抹添加上去的。同理，关羽被赋予灵异的色彩，并为众人所接受，也是在他受到相当程度崇拜之后的事情。当然，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原因，这种威严的外貌和灵异的色彩被附会到关羽形象上后，显然会使他身价倍增，但它们毕竟不是让他走红的最初原因。因此，只有义、勇、骄三个方面（它们都有一定历史依据），才是导致关羽受到狂热崇拜的根本原因。
    就“义”这一层面而言，它又包含多种因素。“义”本是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范畴，包括当时处理君臣、父子、男女（夫妻）、兄弟、朋友等多方面关系的理想准则。关公的形象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是完美的楷模。尤其在君臣之义和朋友之义两方面表现突出。在一般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倡导崇拜关公是取其忠君之“义”。而市井细民则是出于软弱分散的小生产者对相互之间济困扶危的愿望，着重取其朋友之义。但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下层民众也会自觉投身到保国保族的忠君之“义”，使义的几层意义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叠合。关公爱读《春秋》，而《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严“夷夏之大防”。他认定刘备集团虽然弱小，却是正统所在，便对它忠心耿耿，之死矢靡它，它对在敌强我弱情形下依然坚持抗击异族入侵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感召力。比起《三国演义》中的“乱臣贼子”及以前各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时的少数民族入侵者来，清末攻破了中华帝国大门的西方各国无异于“夷狄中之夷狄”，人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关公的经历具有相似相通之处，仿佛在关公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仿佛自已变成了关公，于是一种正义感、使命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也就是说，人们在崇拜关公，有意无意地自比关公中，达到了对自己行为价值的认知和肯定，并获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对关公形象中“勇”的层面的崇拜，本源于冷兵器时代人们对非凡臂力和搏击技巧的崇拜，但这种心理在近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人们最易体会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人的武器装备不如入侵者。比较清醒的士大夫马上想到的对策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并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下层民众既缺乏这种见识，又迫于紧急的现实需要，只好把希望的目兴投向传统的“国粹”——武术上面，而关公恰好是中国的“武圣”，武术本身显然不能与西洋枪炮相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不心甘情愿认输的话，就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将自己所具有的东西夸大、神化、幻想它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所向披靡，而关公的武功早就已经被这样神化过了，于是关公很自然成为企图以武术卫国的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偶像。人们将自己练习的武术比拟为关公的武术，于是以关公为中介，将自己练习的武术神化了，相信它具有刀枪不入、克敌制胜的功效，也就是说，通过关公崇拜，人们获取了在血与火的战斗较量中极度需要的自信心，虽然这种自信心只是短暂的、虚幻的，但它在短暂的迷狂状态下却有可能达到极为炽热的程度。
    关于关羽之“骄”，《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较详细记载。《三国演义》为了把关羽塑成一尊完善无缺的偶像，不仅给他杜撰了许多美言嘉行，还为他隐去了一些不那么体面的真实经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对关羽骄狂性格的种种表现却一点也不回避，反而还有所增饰。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来特别是清代末年的人们，并不把这些情节当成曲笔或反笔，反而赞叹摹画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较宽广的环境来看，我国民众长期局限于小农生产的狭隘圈子，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遂酿成一种自满自得的心态。他们害怕这种安宁受到冲击，害怕自己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对于新奇的事物，他们既有强烈的好奇心，又往往用一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精神胜利法来抵销它的诱惑力，以恢复心理平衡。对于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略有不同的人，如知识分子、市民、外邦人等，他们既歆羡其见闻、荣耀和财富等，又有一种排斥贬低嘲笑这些人的本能，以图掩盖平息内在的自卑心理。获得自我满足的快感。总之，在小生产者薄薄一层谦逊的外表下面，实际上蕴藏着一股浓烈的傲慢之气。回过头来看关羽的形象。他骄狂性格的种种表现与此有着惊人的一致。他可以对细民居高临下地表示某种体恤，却骄于士大夫；异国明明比本国强大，异国君主并不弱于自己的主子，他却全然不放在眼里，口口声声“鼠辈”、“犬子”，关羽的性格表面上看来似乎如光风霁月、磊磊落落，实则具有狭隘愚亡的一面，说他的形象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其他任何艺术形象都更准确体现了封建时代小农生产者的性格，似不为过，这就难怪人们对他骄狂的种种言行要津津乐道了。
    在清朝末年列强逼临这种特定历史背景里，关羽形象的骄狂性格更具有了特殊意义。分析关羽之所以骄狂的理由，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己的国家虽然弱小，却是正统所在；自己虽然失败了，但是正义的化身，道义上仍是胜利者；二是认为自己武功高强，可以无往而不胜，关于后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它正好符合人们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建立虚幻自信心的心理需要，而前一个方面，更是清朝末年人们曾经普遍怀有的一种心态。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炮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明，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如人，于是转而在别的方面寻求心理补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无非是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一整套礼乐文化，国人对西方与之相对应的事物所知甚少，而且它们之间的比较也远非大刀长矛与洋枪洋炮的比较那样一目了然。于是国人大谈特谈中华礼乐，同时极力丑诋西方的礼仪习俗。产生一种道德上唯我高尚的感觉，动辄以秉乾坤之正气、持万古之纲常者自居，觉得自己至少还有一种东西胜过别人，由此获得一种慰藉。两相比较，关公形象骄狂性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与清朝末年国人一度具有的骄狂心态产生的心理机制，可谓十分相似。这就难怪当时的人们对关公形象产生强烈共鸣，进而对之极度崇拜了。
    总而言之，近代民众之所以特别崇拜关公，是因为关公形象的某些特征体现了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理趋向，符合他们的心理需要，反过来，剖析这种现象的实质，又有助于认识国人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轨迹。


    二重性质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任何曾经出现过的东西都有它产生的理由。我们现在可以把当时关公崇拜的现象视为愚妄的闹剧，但对当时人来说，这却是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强大入侵者毫无心理准备急于寻求心理支撑时的一种必然心理趋向。
    其次，在这种近似愚妄的信仰之中，实际上包含有爱国主义的合理因质。产生关公崇拜的前提之一就是不服输，不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人们从关公崇拜中，获取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也不背叛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信念，当义和团的壮士们在关公崇拜及其它种种幼稚信仰的激励下前仆后继向入侵者的枪口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悲壮的。在这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愚妄的宗教信仰形式奇特地纽结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为它的形式的愚妄而否定其中的高尚精神，也不能因为感动于它的精神之高尚而无视之它的形式之愚妄。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关公崇拜及因此而进一步加强的道义上的盲目优越感、自具神奇武术的幻觉，对敌人的极端丑诋和蔑视等等，并没有帮助中国人民阻挡住入侵者的脚步。借助于古代的亡灵，无济于改变屈辱的现实。而且，当心灵的种种幻像被现实击碎后，极度的优越感就会一跌而转化为极度的自卑感，对敌人的极端丑诋和蔑视就会变为毫无骨气的卑躬屈膝，虽然义和团的拳民们在关公崇拜种种信仰激励下的悲壮行为曾经使入侵者一度感到震惊，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负面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至于关公崇拜现象所包含的忠君、为朋友之义可以违背法度、严男女之大防等封建观念，则更是现代的人们应该予以扬弃的。
    岁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狂热的关公崇拜现象已成为往事，但历史在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与以前曾经出现过的景象近似的场面。类似关公崇拜的现象似乎也仍未绝迹。如前所述，关公崇拜作为一种获取虚幻信念的行为，往往在本民族处于危急不利的情况下形成高潮。在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艰难迈进的漫漫长途上，这种挫折还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宣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等，将很自然成为加强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任凭因挫折和屈辱而激起的义愤自由泛滥，感情用事，陷入偏激，就很容易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状态。所喊的口号不同，其精神实质则已与关公崇拜相去不远。这就会给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思想上的障碍。如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智冷静的头脑，既大胆开放国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不一味崇洋媚外；既保持鲜明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又不陷入盲目自大的误区，这是我们在反思关公崇拜这一历史现象时应深长思之的问题。
    　　　　　　　　　　　　　〔作者：杭州大学教授〕
  

【原载】 《炎黄世界》19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