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
徐杰舜/问，王铭铭/答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8卷，第1期】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摘 要：中国人类学有三个圈子要研究，第一圈就是核心圈，叫做农民的，城乡关系，包括农民的研究；第二圈是当时少数民族自治，或者由土司统治的，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的；第三圈就是或者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或者没有的，但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外国的风物、民俗、人情。中国古代如此之多的海外研究技术，到了现代的时候衰败了，为什么衰败了？因为我们从一个天下主义的观念，转型成为国族主义，内部化了。所以现在对人类学至为关键的是，不只是要从事海外研究，而是要在一个比较天下主义的观念下面去思考人类学未来的走势。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想象；核心圈
徐：我学人类学是因为有兴趣，相信学科对大家都有用处。一个有用的学问，为什么不去学？不去推动它？越多的人知道，素质就会越高，越文明。如果干部不懂，就不会对人有那样的关怀。做学生去学，你能增长你的生命，黄金的时间你不去好好学，就很遗憾了。作为一种宏大的视野对大家的用处，与目前人类学所处的地位当然是很不相称的。可喜的是，现在一些边缘的地区、边缘的学校、边缘的刊物都在做。
王：这很重要。不能忘了中国人类学向来有地区性差异，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一批人类学家，研究也各有特色，所谓“主流”和“非主流”之说不一定妥当。我最近到四川去，到那一看，发觉那里历史上的人类学家很多啊，而广西呢，我相信也是有的。无论如何，就说“南派”吧，厦大、中大、南京这一脉的，我觉得老一辈学者的贡献都是很独到的，但今天被忘记了，继承得不够。又比如广西，你现在做的工作，也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还是一个地区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有整个欧洲那么大，你不能说它只有一种方式，应该有“百花齐放”的景象。
徐：你说人类学家需不需要激情？
王：自然是需要激情。这个世界的当前走势，跟人类学的理想走在相反的方向上，你要是没有激情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当今世界的一般理想，与人类学者的理想，有鸿沟，你要在世界中谋得更好的出路，那最好跟人类学反着来，才能挣更多钱。但有钱不一定生活得更好，人类学家耗费了许多精力去论证这个观点，要做这项非常的工作，人类学家需要高度激情。
徐：在人类学中，批评这个东西非常好，但是我们用得很少，也没有好好用。实际上用得好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学科的发展、学习的深入。你是在批评之中成长的。人类学难道还怕别人批评？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不完善、不妥当、不够全面的，在别人的批评当中可以发展嘛!就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
王：我当然有体会。这些年我受到了不少同仁的善意批评，获得许多教益，我是不是进步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特别相信，健康的批评起的作用是正面的，值得被批评者感激。不过，按我的理解，你刚刚所说的，好像更多的是针对整个学科的批评态度。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在批评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要自我反思和批评，这样才能知道工作怎么做得更好。而我们在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方面，做得更不够。我们的研究实际也有积累，但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提出的评论不够。最近一些城市建设方面的规划专家、建筑师，他们的批评令我很感动。比如说，最近北京的一个记者把北京拆城的过程写得如此的悲壮，收集的资料如此的用心，让人感动。另外，一些老先生提出古建筑的保护观点，与人类学者有关人文世界的阐释是不谋而合的。他们说得很尖锐。拆城的历史，拆民居的历史，跟我们“继续命”的历史是相关联的。这批学者有胆量在这个时代提出来，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很局部，但他们做的贡献是巨大的。费老故乡附近有一个叫周庄的，现在已经很混乱、很糟糕了，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新建筑在向它靠近。当时在盖新建筑的时候，同济大学的一个老教授，竟然躺在地上，说要让推土机从身上压过去，让我感动啊。可惜，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我说很悲壮的，意思就是晚了。中国历史就这样被拆毁了。人类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刚才提到了一点，不过让我感动的人并不多。人类学无论是对殖民主义，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对国族主义，都具有一种批判的作用。我和蓝达居合译过一本叫《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本书综述了有关做法。中国的人类学评论做得少，为什么呢？现在的政府也是希望“百花齐放”的，能通过评论把“改革”这个路铺平，做好，是好事。难办的可能是有学者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监控”，或者说“互相监控”，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监控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批评声音。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办法，来对人类学的评论，人类学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评论，我觉得是务必探讨的问题。以前谈的是“应用人类学”，现在这种东西基本上已成为人类学者在参与发展计划中求资助的一种手段，很难成为人类学评论。目前人类学评论不发达的原因，关键还是对学理的深层次把握不够。如果人类学者已通过阅读和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学科的信念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随便放弃某种观点，附和时代。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五花八门，哪有什么人类学的信念？当然也不是说要有一个支配性的语言，而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信念。
徐：你在北大教授社会人类学，而北大社会学发展得比较快，你觉得我们应从中汲取什么好的经验呢？
王：这有些历史背景了。社会学的实用价值是被认识得比较快的，对于民族研究的实用价值的认识得也发展得很快。但你一提到“人类学”这三个字，人家就会怀疑这个东西是培养管人事的人才呢，还是培养一些好玄想的哲学家？这个谁都说不清楚。包括学生，现在也把握不清到底人类学培养出来有什么用？对社会学的重视看来是自然的事，社会学也因此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费孝通是主要当事人，当时中央领导请费先生把社会学搞起来，他老人家就搞了，势头比较好。可是，单谈学科的膨胀也不是办法的。几年前，费孝通提起社会学学科重建历程时，提出“补课”一说，就是说中国20年来社会学的发展是“速成”的，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到现在的使命就是“补课”。你刚才说社会学比人类学发展快，我觉得快有快的问题。“改革”初期，人类学是在南方作为一种民间运动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学科提倡者创造了一种氛围，他们还往北方推广这种氛围，但比社会学而言，得到的政府关注还是比较少。实际上，我们谁都没有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力量进行过比较研究，所以没法得出结论。不过，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一样，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政府的关注，才能发展。而现在人类学为什么没有得到关注？前面说到一些原因了，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比如，社会学的声音比我们多元。社会学中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而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名嘴”，很会讲话，在媒体上发言很尖锐，针对时势，对大众了解社会学是有推动作用的。相比而言，我们人类学不是这样的，比如“名嘴”少，我们对社会问题也不如社会学家那样敏感。
徐：你的那本《人类学是什么？》，很多同学都看过。
王：写得不好。
徐：后面部分跳跃性太大，前面写得很好。你应用更简练的语言有一个归纳。我觉得你没有这个归纳。那你今天能不能在这里归纳，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王：在西方社会中一般人的印象很简单——社会学研究自己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别人(特别是异族)的社会。如果你见到一个美国来的学生，你问他社会学与人类学有什么区别？我敢断言他一定会说，社会学家都是研究美国的，而人类学家是研究美国以外的。一般人的印象不一定准确，但至少目前的状况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在中国，要建立人类学，先要有一个他者的眼光，这在方法论上有意义，它鼓励我们站在对方的观点来看世界。
徐：我觉得人类学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知识的基础。很多人类学家本身他不是从人类学出来的，而是搞实验的，搞化学的，搞医学的，包括人类学最早的古典进化论，都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的，后来的新进化论只是技术化了。现在分子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都在发展，都离不开这个东西，包括将来我们的生物化学，这是纯粹化学。但是现在的化学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太密切了，这两天媒体关注的“苏丹红一号”真是到处都有了，开始讲中国没有查到，现在麦当劳有了，肯德基也有了，都是用亨氏的辣椒酱，那不是问题就来了吗，现在又说塑料的保鲜膜接触食品也是致癌的，那怎么办？昨天我太太听电视里面讲，那微波炉不就是用保鲜膜来搞的，那不是不敢用了？化学人类学今后可能还要发展，它涉及到人类行为，又比如白色污染，不是化学的吗？物理也是一样，包括机器人出现将来会怎么样？它对人的生活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就因为它是基础，别的学科到了一定时候一定要找人类学来解决它们的问题。
王：知识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人的特点就是有知，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人类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那也没错。你后面讲到的情况很重要，现在有一种叫“后人类状况”的说法，意思也许就是说人类即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逐渐在支配人自己，包括克隆人，给我们过去的社会形态即将带来的挑战是巨大无比的，而食品方面，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我想克隆人的最大历史破坏性，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失去原来的重要性，而转基因食品会改变农业的性质，使人更远离自然界。再比如同性恋，能使性与生育彻底脱钩，今后怎么发展，还不知道，机器人的挑战更大。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徐：这些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王：人类学家实在应当关注诸如此类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比如上面说的转基因，有关它的讨论很多，人类学者可以研究转基因对人类食物结构的挑战。人类学研究过狩猎-采集社会，研究过食物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转基因与这些社会形态有何不同？值得探讨。另外，有关这种食物生产方式的众多讨论，也值得我们梳理。另外，中国到底要不要接受“克隆人”？在什么程度上接受？接受后会有什么影响？海外的情况如何？人类学也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不是生命伦理学者，也不是生物技术研究者，但人类学的眼光是有用的，我们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对于人类的影响，以及研究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通过这些研究，来提供跟科学家不同的见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性很强，人类学家则注重解释和辩论，对于人文世界的生态，人类学家保持着某种敬畏之心，这是特别可贵的。什么是人文世界的生态？我以为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中国文明史时说到的，中国文明史的绵延性代表的大多数非西方、非近代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现在是“非主流”的，但我觉得不能丢了。我们在20世纪中之所以有众多损失，是因为丢了这种绵延性。人类学也一样，不能丢掉这种绵延性，丢了那学科就完了，以后学生都去考那些生命技术学，舍弃人类学。
徐：我很同意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去关注新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王：是啊，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别的学科不太关注。
徐：还有转基因问题，现在国外产品都明确标示出哪种食品是转基因的，哪种不是。我们中国就不给你标出来。我们现在搞的转基因食品究竟对人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包括现在水稻都要转基因了，有些搞这个技术的人，他就希望成功，搞成功就推广，以后就全部是转基因的食品，种的大米都不是农业生产的，那另外一些人就反对，那有的说掌握这个技术掌握这个公司，将来发财，就是他们的钱。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人类学者，应关注它对人类的影响，关注人怎么去应对这种新东西。搞技术的总是希望他的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才赚得越多，个个都是大老板。关于这个你能不能再谈谈？
王：这个我懂得太少，讲不出什么。
徐：没关系，没关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人类学从硕士读到博士，我觉得你是“土鳖”加“海龟”，双重身份，我自己也是在学人类学，我自己始终在学习，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学力上、精力上、背景上都比较薄弱，我现在又要教学生，带硕士，带博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重要：很多学生都是别的专业转过来的，人类学入门的“门”到底在哪里？
王：中国人类学基本没有“门”，如果有，那基本上就是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我们目前还没有完整建立起人类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学也还不够完善。在当前情况下，从研究生开始的，去定义人类学的门槛，努力做了很多，比如，编教材，开讲座，做田野……
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学人类学的“入门”。
王：噢，是怎么学吗？问题很大。在美国，人类学博士学位大概要7年以上才能拿到，而英国的也不短，英国理科是很快的，文科却是最久的，基本要5年，所以按国际上的情况，“入门”其实不易。在英美读人类学，学分跟其他学科都一样，但人类学研究生要读的书，可能还要广泛得多，其他学科要读的社会理论和历史，学人类学的，也要读，但学人类学的学生要读一些其他学科不读的东西，然后，一般研究生还要做一年以上时间的田野工作。外国人研究异文化，需要两年，其中第一年是习惯当地语言，第二年才是田野工作。这些都过来了，你还要写博士论文，需要一年到多年。之后，这才叫“人类学家”，或“人类学者”。要称“家”的话，我们国内的要求更高。我的意思是说，在国际上，人类学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可是这个学科又很麻烦，它让人觉得门槛高又没什么用，对不对？不过，外国人这么想的人很少，他们还是靠兴趣学习，教育体制也比较灵活。相比而言，国内定义“人类学门槛”要低得多，我们很简单，就是研究生考试，考进来了就培养，出去了就随你便了。
徐：那一个初学者学这门学科、这门知识需要怎么样学呢？
王：读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这是第一步，如果不读的话，调查也许是白搭的，如果读了的话，他的调查，他做的一个民族志调查，会做得好些。在调查以前，更要读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调查，是人类学的成丁礼，要做一段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在别人的生活当中找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所谓“别人”是广义的名词，不一定指的是外国人，当然外国更好，更易让我们产生好奇心，有助于研究。第三是要学会书写，人类学家实际上又要是个作家，你要“写文化”，这里“写”字是关键。读、走、写，三种技术要结合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结合失败的例子。人类学大师都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师，马林诺斯基、米德、列维—施特劳斯这些人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是很牛啊，列维—施特劳斯在世界文学上应该是前100名的，这个不容易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人类学门槛很高，像我这样不能很好地将读、走、写结合在一起的人，只有在门槛低的情况下，才能称是人类学家……
徐：你太谦虚了。
王：不是，非常遗憾，我说的是真话。我觉得费老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的观点，田野，散文，都很精彩。
徐：我还是想请你具体地讲一下学习人类学的要害在哪里？人类学的入门的“门”在哪里？
王：学人类学像学音乐一样，要“会”很容易，但要演奏得精彩，门槛则很高。学习者要先知道，人类学可以是社会科学也可以是人文学，先要做这个区分，另外在学习人类学时应知道人类学有一个共同追求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是去解释所谓“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这有时候被表达为“社会”，有时候被表达为“文化”。要解释“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学人类学的学生第一是要知道人类学大多是反对功利主义哲学的，就是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它的基本观点，与当今国内流行的经济学相背反，经济学家以为理性的个体是社会科学解释的基础，人类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论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人类学家的定义中，人即为社会，即为孔子所说的“仁”。我以为学生要把握这个人类学的社会哲学，才能学好人类学。现在，国内有不少学生反映不能很好把握人类学，入门有困难。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没有把人类学的这一精神讲清楚。遗憾的是，最近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一下子又把大家引向了另一种社会哲学。后现代主义有很多西方个体主义的因素，它对权力、集体表象、社会、文化的批判，反映出西方极端关注个人的心态，但现在已是“世界潮流”。我特别喜欢人类学家莫斯，他为我们指出，社会不能缺少一种慈善心，不能缺少交流，不能缺少人与人的心心相印。实际上，要说清楚这些，不容易，在目前中国功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谈这些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的回答你也许还不满意，不过，我实在认为，人类学的门槛是一种“人类学信念”，我建议学生要是希望知道这个门槛怎么过，先要读一批书，特别是人类学的经典之作，不读书不能成为学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读书又要选对于我们生成信念有帮助的。至于怎么说清楚这个信念，这些年我做了点努力，我针对经济学写了一些小文章，从莫斯、波拉尼、杜蒙等人的著述，来看人类学家怎样批驳经济学中心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这些年我编选“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对这方面的论著也给予更多关注。
徐：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市场压倒一切，与人类学论述中的社会不同。
王：是啊，也因为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试图通过把握文化，把握社会，来超越个人理性。
林：我这里有个问题想问，就是你刚才说人类学不仅研究村庄，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宏大叙事，跟历史学有共同关怀。大学时我学的是哲学，我们读的哲学，感觉好像是在通过宏大叙事去关怀历史，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状态如何变化。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关系如何？
王：我同意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一种世界解释，是在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思索的“一般思想”，“一般社会思想”。真正的哲学，今日已不可能，经过长远的历史冲击，古典宏大哲学衰败了，以前哲学是无所不包，现在的哲学好像在变成社会科学的某一支流，哲学谈的问题都是社会科学在谈的。人类学有这个好处，它是对所谓“土著人的哲学”的一种总结，是对一种对不被关注的思想的一种体验。我们经常不关注平常人怎么想，但是人类学家很独到，他说这些平常人的思想就是哲学。
徐：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草根哲学。
王：可以这样说，但不全是。人类学定义中的“常人哲学”意义重大，人类学家甚至认为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虽是“草根的”，但对于哲学思想者(即所谓“受访人”)来说，它就是一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人的东西很受人类学欢迎，是因为其中有很多人类学因素。
徐：人类学的门在那里？它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社会，它应该超越文化和社会，跳出来？
王：人类学者关怀社会或文化的观念，他们宣称其试图解释的对象是超个人的，而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非个人的解释，是文化的一部分。
徐：请你还是给初学者一个非常明确说法。
王：有关这些，我也写过文章，人类学有国别传统，在英国，德国和法国是不同的，因为这三个国家的人类学不同导致我们有文化和社会概念的不同，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借以表达人类学家的信念的概念而已。
徐：这在《人类学是什么》你没有写。
王：写到一点，关于国别差异，我在《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中有篇文章专门谈到。至于你一直追问的“门”，我想你可能是指方法上的基本点。我以为我们上面已谈到，这里有必要重复说的是，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入门”，被认为是“田野方法”，这又包括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整体论。三位一体，意思是要求人类学研究者要有一种实践中的想象力，要有能力将被观察的人类生活关联在一起，态度像中医而不像西医。中医是说你的身体是完整的，西医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肢解或解剖的。人类学要入门，要先知道人类学研究依据的观念接近中医，接着，还要知道这三个东西结合形成了“人类学的眼光”。人类学虽是西方的学问，但这种眼光来自于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在西方被称为“他者的眼光”。我们中国也可以说有跟西方一样“他者的眼光”，唐代的玄奘，是最典范的，而历史上中国有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也需要过它的边陲，所以也生产出一种相当于“他者的眼光”的东西。人类学的眼光，当然是有它的虚伪性的，它可能掩盖了某种支配实质。比如，外国人写中国，为的是他们自己语言文字中学术的丰富性和支配力。而国内也可能一样，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对这个地区的描述肯定是汉字的，是对汉字代表的文化支配力的支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学者应该有怎么样的良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而我觉得人类学还是有它的良知，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上，人类学表现出的对于祛除近代西方个体主义支配力的反思，是一种良知。因为对人类学有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宗教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基础。以前人类学以为自己是研究亲属制度的，但亲属制度的研究专家最后却发现，从这一研究能推导出来的看法，其实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中，是观念化的实践。费先生一直强调的ethnos就是这个意思。
林：王老师是不是在用人类学的观点来批驳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王：个人主义不是后现代的，但后现代有一部分是用来装饰个人主义的。
林：现在学界是很混乱，包括我们在学的过程中碰到这一块就觉得很头疼，好像找不到入门的感觉。
王：我以为学生有权力追求思想的真正解放，不要落如任何表面上新的“主义”的圈套。
徐：人类学你学得多一点，就解放得多一点，你学得深一点，解放得彻底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没学好。我们不断在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买书，不断在讨论。
杨：王老师，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想就此提几个问题。原来选定的课题和王老师做过的仪式调查相似，你在博士论文里面已经做了，你从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由历史，文化，还有权利三者搭建起来的一个文章，这次下去了以后发现了，就是说当地知识里面，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结合你的历史人类学对我的启发，我就觉得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整个的师公队，包括它的师公戏，好像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的因为文革嘛，都全部断掉了，然后包括那些老人，和当地的精英，在80年代后重新共同创造，或者一部分人建造，总之是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东西，然后就认为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了，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就好像是一种集体失忆。还有管师公队的头吧，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唱的却是当地最喜欢听的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一边抓计生一边鼓吹说子孙多，当地的人喜欢热闹，喜欢人丁旺，就要唱这个，唱那个三天三夜的大戏的时候就是要唱这个，四个小时的剧本。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这个身份在这两者之间或者更多重的关系之间游走的时候，他是如何能够平衡的？也许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它是一个剧团，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地方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一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就那么兴旺？
王：两个问题中，后面一个问题我曾经涉及过。为什么有一种文化复兴？为什么与现代化相反有一种历史回潮？我认为原因是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要强。要说明这个力量的强弱，要有个具体方法。举一个例子吧，在农村你能见到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共和国的年龄。一个人的历史超越政权历史的时间，表明他承载的文化，更可以代代相传，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外面不能说，他在内部，在家庭内说。传统的复兴还有其他原因，我觉得现代性的软弱是其中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对个人来说，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克服风险的机制，是专家主义的，专家主义实际还没有提供一套克服风险的完备知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传统仍然是有生存空间的，甚至这种空间还在扩大。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现代社会依靠科学能够彻底克服风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包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自然造成的，有的是社会造成的。用科学消灭宿命论，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理想，因为宿命论是社会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的解释更值得关注。人类学认为，神话比历史重要，为什么？神话是没有时间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断流动，而神话是永远蔓延。对于变迁来说，时间如果说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那么，神话则保留着一种绵延性，与时间的变动构成反差。我以为，今日的传统复兴，恰是在这个反差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这与你的论文选题精神上是相近的。至于说演戏的人怎么样保持一种平衡心态，他们为什么有生存的合理性，导致他们可以生存？我以为可以用前面说到的“传承”来看。另外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仪式表演群体的复兴，与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复兴不可分割，是相辅相成的。那它们共同创造着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历史上即已存在，比如，“土改”以前，我研究过的村子都有公田和与之相关的祠堂、庙宇。“土改”时，这些公的土地被平分了，土地变成国有—私有相结合的，地方公共性被压抑了。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传统的回潮，与这种地方公共性的重新建构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制度史变迁的某种民间逆反。
徐：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王教授下午还要作文化生态学的讲演，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