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喝着甜甜的黄河水，吃着宁夏的大米饭，哼着花儿民歌调步入人生旅途。对于这片神奇的黄土地，我有着深深的爱恋之情。这不仅因为它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还因为它所滋养的民歌花儿，是我一生中音乐创作的源泉。　　儿时，我常常和同村的小伙伴摇着小木船，到村边的七十二连湖荡来荡去，悠哉悠哉，吃蒲笋、挖芦根、摸小鱼、掏小鸟，苦中作乐而且无拘无束。在这充满泥土气息、鸟叫蝉鸣的大自然怀抱里，还常常听村里人喊船歌、吆场歌、漫花儿、唱牧歌，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这些村歌民谣花儿调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儿时的感觉是纯真的，儿时的记忆是清晰的，儿时的音调是美妙的。虽然时隔久远，但却沉积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后来音乐的编创中，不时爆发出灵感的火花，成为可以信手拈来的音乐素材。
　　小时候，我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穷孩子。虽然衣衫不整，却不以为然，时常摇头晃脑地跟随村邻们到处赶大戏、看皮影、听秦腔、瞧眉户，兴致异常高，劲头异常足。
　　1965年我正在上大学，甘肃歌剧团排演的歌剧《向阳川》到银川演出，我有幸前往观看。剧中羊皮筏子汉与黄河风浪搏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动听高亢悠扬的花儿，更是一下子钻进脑海，余音袅袅，大有绕梁三日之感。于是，我找到歌谱，经常把这段花儿用竹笛演奏出来，真还别有一番韵味。从此，花儿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
　　到宁夏歌舞团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以后，接触花儿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经常能够听到花儿歌手的演唱，除了本区的花儿，有时也能听到甘肃、青海的花儿。记得1985年农历六月初，我和歌舞团的几位同事到甘肃莲花山、临夏以及青海的土族自治县赶会采风。回来后，我曾写了一篇散文《丹麻赶会采风记》，记述了当地花儿会的盛况：当汽车驶进丹麻的时候，我们看见赶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山间小路上纷至沓来，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着备有彩色鞍蹬的骡马，有的乘坐拖拉机、汽车，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喜悦的神采。到达会场时，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所有能进入会场的路口，几乎被围得水泄不通。快到中午时分，花儿的海洋掀起了巨大的浪潮。放眼看，凉伞连着凉伞，帐篷挨着帐篷；倾耳听，花儿声响彻长空。优美的旋律，生活的颤音，震动在希望的田野上。县文化局的流动赛歌台上集中了当地土族最优秀的男女唱把式，优美动听的花儿，通过车上的高音喇叭，向四面扩散开来，形成了声浪的峰巅。歌台旁边，吸引了许多热心的听众，他们不顾炎热，不顾拥挤，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自生活、散发着泥土香味的花儿。
　　以后，通过不断探索与研究，对花儿的认知实现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我撰写的《西部音乐文学及音乐》、《谈西部民族民间音乐的异向发展》、《谈西部民族民间音乐的同化交融》等论文中，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谈到了花儿的音乐特点及风格。对花儿的认知和定位，也逐步清晰与明朗。由于对花儿的情有独钟，使我在音乐创作中常常把花儿和民歌的音乐元素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比如《根在宁夏川》、《黄河流来艳阳天》、《黄河漂流羊皮筏》等，这些歌曲旋律优美，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宁夏音乐的调调。而《祖国和我们心连心》、《早晨的太阳》、《民族花开结彩带》、《新月下的向往》等歌曲，则是把花儿与伊斯兰音调融合一体，形成了宁夏回族认同的回族风格。这些歌曲的产生，为当时的文艺舞台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
　　1998年，我以主要编剧和作曲参与了音乐剧《中秋月》的创作演出。长达100分钟的剧目，以花儿、民歌、秦腔音乐元素融合一体，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报纸评论说：纵听《中秋月》音乐，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即土、美、情。所谓“土”是指音乐具有乡土气息和亲切感；所谓“美”是指音乐大起大落，荡气回肠，委婉曲折，优美动听，具有旋律的曲线美；所谓“情”是指音乐烘托剧情，以情动人，催人泪下。
　　2003年，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思考，在出品人兼项目统筹赵中和、杨天旗、薛来军、杨武平的支持下，我决定出版一套系列CD唱片和配套歌曲集，《花儿飞四方》作为一份可供大众分享的精神食量和音乐文化土特产，献给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此时，我已年逾六旬，而花儿的情缘越结越深。从2004年7月始，历经4年艰辛努力，《花儿飞四方——宁夏民族歌曲精选及欣赏》CD唱片集和配套歌曲集，终于在区庆50周年前夕面世。该CD经过系统整理编录，以原唱、伴奏、歌谱、欣赏四为一体的面貌呈现，宁夏花儿由此飞向四面八方，我的心也随之飞向遥远、飞向永远。
　　花儿来自大山黄土地，来自人民。它将在历史的进程与传播中，回归大山黄土地，回归人民，成为人民永远永远的心声。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宁夏著名词曲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