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

杨利慧

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
我们要在前进的世界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
——钟敬文《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


中国神话学的正式发端，如果以中国第一篇神话学论文——1903年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发表作标志，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了。在这世纪末的今天，回顾并总结中国神话学近百年来的成就与经验、反省其间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其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些预测，是目前中国神话学者应当认真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它无疑将裨益于这一学科的总体建设。
中国神话学经过了萌芽期（1903年至以后的10年）、奠基期（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拓展期（1937年到40年代末）、低谷期（50年代到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期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1]这一时期里，由于“三套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工作的大规模开展，神话资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搜集、记录和整理；历史上第一个研究神话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神话学会”成立，并召开了数次神话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它至今似乎已停止活动）；许多有关神话的专著、论文、论文集纷纷出版和发表；神话学领域里许多重要的问题，从神话的涵义、范围、性质等基础理论到专题神话的研究，都受到关注或比较深入的探讨，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还兴起了一股百家争鸣、竞相讨论神话的热潮。如今，“神话热”虽然已经过去，但热闹与喧嚣过后，一些冷静严肃的、真正热爱神话学的研究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营造着中国神话学的大厦，正是他们，成为中国神话学目前和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从目前神话学发展的状况看，似乎的确可以说，“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首先，在中国神话学的园地里，许多重要的领域还是耕耘稀少甚或无人开垦的荒地，例如对于中国神话学史的清理，至今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门著作；对于中国各民族中流传的丰富多彩的神话的类型、母题等，缺乏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各民族之间、中国与相邻周边民族之间神话的比较研究，进行的也远远不够，等等。此外，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单一与陈旧，也是长期阻碍中国神话学迅速发展的严峻问题。例如在研究神话时，往往关注起源问题的探讨；致力于寻找神话幻想的现实基础，并将之归入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去；神话学史上早已落伍被弃的“欧赫美尔主义”依然占有一定市场；研究上多运用文献考据、训诂学方法等。
立足于这样的现实基础，我们来预想一下：21世纪的中国神话学将是个什么样儿？我们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凿实地回答恐怕很难，一切都只能用着那句老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不过，由目前的状况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进行大体的推测、并对下一世纪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提出些自己的意见，还是可能的。
第一，在21世纪，一些传统的研究神话的方法，例如文献考据、训诂学等，仍然将是阐释古代神话的重要手段。
中国神话有着古老悠久的记录历史，而且古文献资料丰富，因而长期以来，神话的研究主要是取材于古代典籍，相应地，文献学、考据学、训诂学的方法就成为基本的阐释手段。应当说，这是研究古典神话的必要而便捷的方法，对其严肃、谨慎地加以运用，常常是解决古典神话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预见，它在21世纪依然会是重要的研究路数。但是，这一方法的使用应当注意其局限性：中国的古文献记录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因此对上述方法过于依赖与轻率使用，往往会妨害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点，已为不少国外学者中肯地指出过。例如美国学者D. 博德在谈到中国古代神话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叙述的片断性所造成的困难，因中国古文献特点所带来的语文范畴的繁难而变本加厉。其中主要困难在于：多义词以及容易混淆的象形文字极多。因此，寻求可互相替代的语词和字，特别引人入胜。诸如此类所谓寻求，通常基于下列论证：记述A中的象形文字X，在记述B中似为象形文字Y；而象形文字Y在记述C中似为象形文字Z；这样一来，记述A中的X则可与记述C中的Z互换。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借助于诸如此类探寻，在解释古代神话之说时创造了奇迹。这种方法如果滥用，则势必得出完全不可信的结论。[2]

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从中国神话学史上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阐释神话时，过于依赖考据方法，从古文献中轻巧地得出的结论往往五花八门，同样的事实，作出的结论常常相互矛盾，甚至自相抵牾。这一类的研究，尽管语出新奇，但可靠的程度如何，是大可怀疑的。因此，在使用这类方法时，必须严肃、谨慎，最好运用多方面的资料、多学科综合的方法进行，以免陷于主观臆断或孤证。
第二，大力对中国现代民间口承神话进行考察和研究。
神话产生于远古无文字时代，随着时代的演进，其主要存留与传播范围主要限于一些地域上较偏僻、文明发展较晚进的民族和地区，一些历史上曾经拥有过丰富神话的文明古国如希腊、印度等，今天，其神话的保存只能依赖于文献记录，而未闻有大量民间口承神话存在。因此，长期以来，世界神话学界对于神话的研究和总结，或者是立足于古文献记录，或者是取材于原始、落后民族的文化。这种资料上和视野上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方法上和结论上的局限。可以说，对文化形态较发达的所谓“文明民族”的活态神话很少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是当今世界神话学界的一大缺陷。
中国的神话资料十分丰富，195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更采录了大量民间活态神话，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仅令世界神话学者不胜惊异和羡慕，也向神话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对这些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已涌现出一批成果，例如张振犁、程建君编《中原神话专题资料》、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孟慧英《活态神话》、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等。但是，与民间丰富的活态神话相比，这些调查和探索远远不够，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被认为属于“古老体裁”的神话，为什么至今仍在流传？神话生存的条件是什么？是哪些人依然在讲述神话？讲述神话对于他们的生活具有什么意义？与古老的记载相比，现代神话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神话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等等——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往往由于方法陈旧、视野偏狭，影响了对于民间神话的立体把握和全面认识。这方面的实地调查和学术探索，显然需要加大力度，以求拓展和深入。这是中国学者的好机会，应该抓住时机，大力开展对中国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以强化中国神话研究的薄弱环节、填补其中的空白，并对世界神话学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三，进一步学习现代西方神话学理论，并积极致力于中国神话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学习、引进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神话学领域里涌现的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开扩视野，拓展思路，这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在此方面已积极进行了一些工作，例如翻译出版了一些世界神话学的名篇名著，例如〔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日〕大林太良著《神话学入门》、〔俄〕叶·莫·梅列金斯基著《神话的诗学》，叶舒宪编选并组织翻译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等。也出现了一些评析这些新理论或运用它们来分析中国神话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叶舒宪一度大力运用西方的原型分析理论对中国神话的研究、陈连山对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介绍和分析等。但总的说来，介绍引进工作还需要更系统、更深入地进行，而且需要积极探索其对于中国神话研究的适用性。这大约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比较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当代西方神话学领域内的各种主要理论与方法，掌握其出现背景、主要内容、运用场合及实际个案分析方法，了解其优劣得失；第二步，针对中国神话的特点，选择合理可行的观点、方法，用于中国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以考察西方理论对中国神话研究的适用性问题。最后，在充分了解中国神话特点以及世界神话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神话研究的理论、方法或学术概念来，以对世界神话学有所贡献。这项总体工程应当是21世纪中国神话学者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是神话学者的乐园。中国学者应当开阔视野，拓展思路，积极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大力开展神话研究，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神话学的建设，并努力对世界神话学有较大贡献。在21世纪，我们有责任让老一辈神话学家在66年前的殷切期望变成现实：“我们要在前进的世界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

（原载《文艺报》1999年9月21日）

[1]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第9～1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2] 见塞·诺·克雷默编《世界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