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逻辑背后—解读《国家的视角》
程磊
摘要: 斯科特以其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揭示了国家在面对自然和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上而下重新设计的逻辑。本文围绕那些隐藏在国家所谓的改善人们生活社会工程失败的内在逻辑和背后含义进行了解读。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国家则有实现这些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对地方实践知识的忽视加速了失败。
关键词：失败 逻辑 国家的视角
引言
斯科特借助早期德国的科学森林的案例提出了简单化和标准化概念，进而引申出国家简单化。国家简单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国家为什么要努力追求简单化？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过程？国家简单化最后带来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既然国家简单化的倾向不可逆转，那么进入现代国家后，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如何强化了这个倾向？极端主义者为什么制定那么多乌托邦计划？极端现代主义在独裁国家强大的权力支持下实现了乌托邦的计划么？这些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为什么失败？这些社会工程忽视了什么?
一、 隐蔽的国家工具：清晰化和简单化
(一) 国家简单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早期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大力推行科学林业，即利用科技知识最小化森林的多样性，创造人工的清晰性，以便森林满足财政需求，这样的一些项目大多最终都遭遇惨痛的失败。作者主要就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解释：面对一个缺乏多样性的林子，生态问题，病虫害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同时森林的多样性价值也失去了，极度简单化的严重后果必然是“森林死亡”。
国家追求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努力是相当普遍的。各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的各领域之间也存在这种趋势。科学林业只是自然方面的例子，如果延伸到社会事实方面，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例子。作者将自然世界中的森林与人类社会中的人类团体，科学林业官员与其他国家机构官僚类比。国家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也施行简单化的政策。
(二) 国家简单化的特征是怎样的？
国家的简单化是设计来为统治者提供对社会的概括考察，这一视角不会提供给民众。清晰性正是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视野是概括的。简单化是意在操纵社会的国家机器的内在需求。
国家简单化至少有五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国家简单化只观察社会生活中官方感兴趣的内容。第二是它们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实。第三是它们是静态的事实。第四是许多都是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的集合的事实。最后，出于许多目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分成不同类别，从而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
(三) 国家为什么要努力追求简单化？
从国家的角度看，在每个事件中，在原始形式下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体现的是纯粹的地方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因而国家需要加以转变和简化，变成至少有一部分是虚构的简单表达，才可能被国家机构所吸收。其与林业科学中一样，需要简化背后的原因都是统治者急切的物质利益：财政收入、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
国家简单化的真正意义不仅仅使得环境更清晰；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权威的曲调，大多数人必须要与之合拍。国家被最好地装备起来使之可以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对待人民。
国家简单化产生的社会的清晰性正好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
(四) 影响国家简单化的因素有哪些？
国家能否对社会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首要的条件是国家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与技术。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国家当然不可能有此计划。国家的简单化都代表国家掌握了大型复杂现实技术。这也是国家通过简单化改变现实世界的能力。
其次是社会的不清晰性程度。一个不清晰的社会阻碍国家的有效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是掠夺还是公共福利。再次我们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甚至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我们永远不能假设地方实践与国家理论是一致的。正如地籍图的完成的早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组织程度。在软弱的市民社会，地籍图则完成的早；反之，则晚。最后是社会的发展，从前现代国家到现代国家，国家不但没有放弃国家机器原有目标，相反在现代世界中扩大和深化官僚国家的目标。这种趋势必然带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简单化和清晰化。
二、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行逻辑
(一)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许多国家发展的悲剧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真正原因是下面三个致命因素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即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是毫无节制的滥用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最后一个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则提供了实现欲望的工具，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构建乌托邦的平整基础。
(二) 极端现代主义——强制的现代化
最好将极端现代主义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甚至僵化的）的信念。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现代技术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突破和进展．使国家统治者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这种能力的增强又鼓舞了他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意图实现在国家简单化基础上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造。理性和科学的设计．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国家的视角。这是一种特权的视角，统治者喜欢通过这种视角巡视社会图景。
正如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 技术的道德中立, 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 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 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也许看似荒谬, 实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这样强制的现代化正走向一种破坏而非发展人们的生活，阻碍而非促进社会进步的泥潭。
(三) 独裁主义——公民社会软弱的证明
独裁主义是指一个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进行统治的政府形式。统治者要么可能是君主,要么是一个独裁者。国家的独裁主义在前苏联和纳粹德国表现的最为极端。独裁国家对于极端主义者实现那些庞大的乌托邦计划的提供了便捷的工具。从另一方面来考量，这也恰好反应了当时的市民社会的软弱和顺从的状况。
苏维埃的集体化正是国家独裁主义的一块试验田。集体化道路被掌权者描绘成“文明化的过程”，并成为国家的“社会园艺”，被用来使农村、农村的产品和居民更容易辨别和被中央掌控。它被称为定居和耕作的“固定化”、“集中化”和“大幅度简单化”。
超级现代主义是前苏联集体化的重要特征，它是在专制主义下实现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维埃，极端现代主义都表现为对大型、机械化和工业农场的迷信。从1930年到1934年间，苏维埃政府发动了一场针对农民的战争，斯大林派遣了2.5万名经过战争考验的城市员和无产阶级大农村去征集谷物，逮捕抵抗者和实现集体化。他确信农民要颠覆苏维埃国家政权。国家最终赢得了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农业集体化没有在农村创造出新人，也没有消灭城乡差别，二粮食产量却下降到1920年代水平。从国家方面看来，集体化是成功的，即实现了征收赋税和政治控制的两个目标。而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就是个悲剧，因为他意味着回到了1861年之前的农奴时代，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也包括自由。
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运动是温和型的独裁主义。这项运动是一个相对温和和软弱的国家实施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典型。这个运动其实是独裁现代主义的一个“温和”版本。其表现为：一、打着“改善人们生活”的旗帜；二、重组人们的社区以适应政治控制；最后、在经济和生态上都失败了。农民被命令必须搬迁到制定的“现代村庄”去生产和生活。而所谓的经过规划的“现代村庄”在每一点上都是对现存农村实践的否定。这些否定的逻辑大大的压倒了合理的生态和经济考虑，从而导致最终的失败结局。
三、 失去的重要环节——米提斯
前面所讲述的各种国家实施大规模社会工的极端例子说明正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行动的一个大问题——将厚重复杂的社会现实变成了简单和细薄的规划。这样的薄弱的简单化和对实践知识和居民实际需求的忽视必然会带来失败的结果。那些没有完全毁灭而保存的计划主要归功于灵活的非正式的知识和实践。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米提斯.这也正是所失去的重要环节。
米提斯最好被理解为只有通过在相似，但又非完全相同的工作环境中长期实践才能掌握的那类知识，掌握这类知识需要不断地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米提斯是非正式的知识、地方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米提斯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是其特殊性或地方性。这种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属于地方的艺术，是当地经验的不断积累。其二是具有实践性。这种知识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得到的。其三是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这种知识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四是具有可塑性。米提斯绝不是僵硬的铁板一块，而是可素的、本土的和有多重涵义的。
四、 失败的背后逻辑
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的背后逻辑在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制度的简单化。第二个因素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的设计社会秩序。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他有愿望而且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得那些极端现代化的设计成为现实。第四个因素是软弱的公民社会，其缺乏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国家则有实现这些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五、 结语
(一) 国家的视角到底是什么？
国家的视角其实就是要求我们站在国家思维的角度去“ 投人理解”和想象那些“ 隐藏在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工程背后的逻辑” , 而不是以一个外在观察者的立场做隔靴搔痒式的指手画脚。
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思考它在面对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时如何考虑，如何判断，又如何采取措施。国家的核心决策者，官僚组织的成员秉持着怎样的信念和态度。他们怎样看待公民社会，看待科学技术，看待那些所谓的“造福工程”。
(二) 斯科特的视角又是什么？
斯科特不是在办公室的图书馆学者，他深入到村庄从事实际研究。他深刻的洞见到了社会真相的真正原因。通过不断的比较，他从个别到一般，揭示出真正隐藏在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工程背后的逻辑。所有的研究中都贯穿着他特有的人类学视角与方法。
作者主要采用的是案例比较研究法。虽然运用的案例材料相当多，但是没有表现出杂乱无章，他以一条主线——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自然与社会的大规模工程背后的逻辑将所有案例有机地串起来，案例之间联系紧密而不孤立，从而使论证步步深入。科学林业的案例中所揭示科学林业的原理至始至终都能从其他的案例中找到它的影子。不同领域的案例不断地演绎着科学林业的基本原理。该种案例比较研究法突破了传统的孤立案例孤立研究的思路，建立了按主题串联案例，以案例解释案例的独特模式。
作者正是以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考察发生的一切。同时他也大胆的突破自身男性角色的自然思维，借用女性的眼光分析和看待那些大型社会工程。女性经验在他看来正是代表着那些非正式的项目和地方实践。相反如果是男性，在很多问题的思考角度上与社会工程的规划设计者大多是共通的，很难发现问题的实际存在。正如在对雅各布的“反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论述中，斯科特认为雅各布“妇女的眼光”就是认识到人类许多活动是为了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对于性别角色的考虑也就是避免失败的一种重要思考方法。作者的立场看来是国家的角度，但是视角却是地方的。他没有提出一些强有力的范式来支持自己的论证。
深入其中研究事实，仔细比较，探求原由，避免受“身在此山中”的狭隘视角的局限，并尽可能保持价值的中立。这就是斯科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
(三) 如何判断一项社会工程的成效？
书中所提到的许多社会工程的项目斯科特说是失败了，我们也认为失败了，但是从那个角度说是失败了呢？
第一，从国家宣称的目标角度看，比如科学森林最后的结局是来自森林的财政收入的锐减。但是还有一些项目从国家的角度看是成功的。比如坦桑尼亚的村庄化项目，对农民来说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差了是失败了，但是对国家来说，它对农民的控制和管理增强了，从这个角度看，它是成功的。第二，从客观事实的角度看，有些项目也是失败的。第三，从当地居民的角度看，这个角度也是比较重要，我们最关心的角度。所以，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看一个项目的成效。
(四) 如何避免类似项目的失败？
正是在米提斯的概念的基础上，对于如何避免项目失败的问题，从斯科特那里得到了一些宏观的法则，即应该关注多样性，重视实践性和偶然性。
如果将其转化为具体指导方法，那么首先是任何社会规划都采取小步走，前进的步伐缓慢一些，边走边看；其次鼓励可逆性，许多失败的社会工程都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应该在社会规划中鼓励那些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倒退回来的机制；第三是规划要有弹性，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规划中要为人类的创造能力留出空间。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所以人们要收起自己的傲慢，这是行动层面上避免失败的关键。
(五) 迫切需要培育的公民社会
在斯科特关于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的背后逻辑的结论中，四个核心致命因素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软弱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它缺乏抵制所有国家推行的极端化社会工程计划的强大能力。人们以一种原子化的方式存在着，没有形成一定的公民团体力量，在很多时候缺乏话语权和反抗的实力，只能任由国家的驱使。
因此如果仅仅把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 极端现代主义”信念指导下的“ 简单化的设计” 与“ 简单化的实践” 的“ 致命的组合” 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政策的制定者, 忠告他们不仅在理念上要更加关注地方性的实践知识, 而且在行动中要采取更加细致和谨慎的方式来落实他们的理想。可事实上, 国家政权中的各个行动者及其人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 采取“ 变通”等手法改变政策原有的目标,。所以即使一个项目在设计层面上再完善, 在实施过程中也难免遭受层层的官僚体系, 尤其是各个利益集团的扭曲, 而一个具有反讽意义的后果可能是实践过程虽不再简单, 而是异常“ 复杂” , 但人民仍然是那些项目最后的受害者。
鉴于那些社会工程往往都能成功地诱使受害者与之合作, 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对那些改善的旗号的社会工程的诱惑和威胁时, 每个个体都能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每个公民的社会道德责任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正是形成强大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培育强大公民社会的需要在未来更显得尤为迫切。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J,2004年版
[2] 明华. 国家的视角和人民的视角[J]. 决策, 2005,(01)
文章链接：社会学吧
http://www.tianroo.com/reading/80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