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亭与基诺族的识别
杜玉亭与基诺族群众在一起 杜玉亭供图
在时代的洪流中出发
1958年8月，23岁的杜玉亭刚刚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未到北京报到，他便接到一份通知，要他直接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杜玉亭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便前往昆明市翠湖东路12号报到。
当年的翠湖东路12号，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十分幽雅清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总部就在此地。其实早在1956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就已在中国展开，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参与学者与工作人员先后有近千人之多，时间持续达8年之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出民族访问团、进行民族识别、开展民族调查等一系列民族工作“壮举”中的一个环节。
新中国的成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为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了条件，但前提是必须要弄清我国的民族构成情况。1950年，全国各地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就已有400多种，民族构成情况十分复杂。因此，搞好民族识别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民族学研究工作，更是一项事关民族平等团结和国家建设的政治任务。1953年，中央民委（今国家民委）派出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进行畲民识别，民族识别工作由此陆续展开。在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即将展开。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制定民族地区的改革政策？特别是考虑到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在进行民主改革后社会面貌会发生极大变化，有些制度、习俗需要被及时抢救、记录下来。因此，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2月发出了关于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具体工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负责。是年，8个调查组分赴广西、云南、新疆、贵州、四川、西藏、内蒙古、广东8省区展开调查，1958年，调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原有8个调查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湖南、福建、宁夏8个调查组，整个调查工作改由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
随着这样的时代洪流，杜玉亭踏上了他的民族学研究之路。报到后，杜玉亭被分配到彝族分组，彝族分组是个拥有近百人的大组，并荟萃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杨堃等当时民族研究领域的老前辈和专家学者。
初上基诺山，被基诺文化深深吸引
杜玉亭到彝族分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编写《彝族简史》而对当时被认为是彝族支系的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基诺人（旧称攸乐人）主要聚居在云南景洪县的基诺山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基诺人一直是刀耕火种，到上世纪50年代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被认为近于彝族。临行前，当时负责整个云南调查组具体工作的侯方岳谆谆告诫杜玉亭，若能证实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基诺人属于彝族的支系，那么，这一民族中就同时存在着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有益于中央某领导提出的写一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这对丰富彝族历史、丰富马列经典中的社会发展史是大有好处的。
“当时我感到这项任务十分重大，政治性不亚于学术性，难以胜任。然而侯方岳则多次勉励我，并指示我到西双版纳后多向林耀华请教，后来我也的确得到了林耀华的多方指点，其要点是必须以斯大林的民族构成四要素为依据进行民族识别。”杜玉亭回忆道。1958年11月7日，杜玉亭只身走进基诺山，基诺山被热带雨林环绕，经常有野兽出没，一个人行动危险重重。然而，一切困难都没有吓退13岁时便在解放区“大参军”运动中报名参军，历经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三大战役的杜玉亭。一到基诺山寨，杜玉亭就被古老原始的基诺社会深深吸引住了。在调查中，杜玉亭发现，除了少数相通的语言外，基诺人的很多习俗都极其特殊，与彝族明显不同。半个月后，杜玉亭带着写好的调查资料返回景洪，向当时在西双版纳主持编写《傣族简史》的林耀华与方国瑜两位前辈作了汇报。两人认为调查报告在基诺人识别问题上缺乏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别。
再上基诺山，留下未完成的使命
1958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杜玉亭又在基诺山寨进行了第二次调研。此次同行的还有一位路南圭山撒尼(彝族支系)知名歌手——金国富，作为此次语言习俗的参照者。此时正值全国开展“大跃进”等运动，基诺山人为“大炼钢铁”日夜苦干，而杜玉亭和金国富为完成任务也在日夜投入。他和金国富踏遍了基诺山近20个村寨，再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的结果，由金国富写了《攸乐人与彝族二百个词汇对照》，说明二者的200个词汇对照中有一些相同，但多数词汇不相同。杜玉亭则写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山的攸乐人》，共约3万字，分概况、族源与族别、社会改造前的社会、社会改造后的状况、民族关系等5部分。虽对领导提出的各种要求皆有关照，但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学术良知，资料的结论仍未在基诺人是否属于彝族支系问题上作出明确回答。好在领导们听了二人第二次识别的汇报并看了上述资料后，表示了理解并给予诸多赞许与鼓励。此后不久，杜玉亭便被任命为负责四川凉山彝族奴隶制调查的彝族分组组长，带领近30人赴凉山调查，随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基诺人的识别问题不得不被搁置。然而，基诺人究竟如何归属？此后的20年，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杜玉亭的心间，令他无法释怀。
20年后，基诺族终被认定
1977年，杜玉亭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编写前，在杜玉亭的努力下，在取得云南有关部门的支持后，“基诺人民族识别组”被组织起来并投入调研。“1977年，基诺人不过1万人，但识别这一小族体的人员却由来自四川、云南、北京的20多位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这在中国民族识别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杜玉亭说。
经调查研究后，识别组一致认为，基诺人具备了成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当然，我们民族学者的识别所提供的是一种学术依据，其是否被接受，则属被识别族体的权利。在民族识别问题上，我们也是充分尊重了基诺人的意愿。”杜玉亭回忆起在识别组召开的几次民族识别座谈会上，基诺人的代表人物纷纷表达自己的意愿：“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支系。”“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识别组就基诺人识别达成共识后离去，留下杜玉亭继续调研，待写出识别报告并经基诺人代表们认同后返昆。
1977年12月初，基诺族识别报告完成；次年初报云南省民委；1979年6月6日，国务院发布公告确认基诺人为我国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历经了漫长历程后，让杜玉亭牵肠挂肚的基诺人民族识别问题终于尘埃落定，20年前那个未完成的使命也就此完成。
几十年后，回想起基诺族的识别历程，杜玉亭认为：“基诺人的民族识别问题，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1958年派我去识别基诺人，或即使有此事但没有1977年我应邀参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的编写，该组到云南时成立‘基诺人民族识别组’，终以20多位专家的名义写了识别报告，那么也就谈不上基诺人的识别。当然，除了民族识别以外，还有民族确认。民族识别是学者的研究行为，而民族确认则是政府的决策行为。”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