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眼还眼……扯平就是正义吗？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5-30 22:14:16
近日杭州富二代飙车撞死人的事件引发了很多网络言论，其中有人竟然质询为什么不以命偿命。出现这种回复到古老的同态复仇的非理性声音并不奇怪，因为对此事感到悲伤和愤慨的网民太知道现实的残酷：几十万甚至一两百万的赔偿金并不会让富人心疼多久，而刑事责任即使判了，恐怕也会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在撞人现场肇事人及其同伙的神态、言行通过网络照片传播后，很令网民感到愤怒。因此，问题就来了：如何能使这伙人感受到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同等的痛苦？美国学者威廉·伊恩·米勒的《以眼还眼》（郑文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就是专门研究同态复仇的著作，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对报复与偿付的历史和哲学思考。”（第2页）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这就是同态复仇，就是扯平。但实际上还是扯不平的，你的牙、眼、命与他的牙、眼、命并不相等，甚至同样深的一刀扎进去所感到的疼痛也不会是相等的；所以作者认为同态复仇的基础是衡量、估价，然后才是清偿债务。但是，扯平就是正义了吗？
本书第二章“同态复仇法”对什么是“扯平”以及扯平与正义的关系作了深刻而独特的分析：“公平补偿要求：你曾经打击我，那么现在轮到我来打击你，见证你所受的耻辱并以此为乐，如同你曾这样待我一样。”（第21页）因此，为了把账目算清，需要准确地称量，还需要把荣誉、耻辱甚至附带的利息都算进去。作者认为本书就是“通过偿还、赊欠及清偿债务等商业措辞来讲述算账与扯平”。（第2页）最后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正义与责任的实质是具体的、实际的、简单而朴素的，正义首先是偿还、买回、决定有多少责任/债务、判定事物的价值的事情；“正义指达到和平、放弃债务、清偿债务的条件的创造。”（第 236页）然后，通过展示古代各种宗教和民族生活都曾分享的同态复仇的智慧、勇气和实践，说明从远古到今天存在一种联系：我们今天对同态复仇并不陌生，它仍然存活于校园、工厂、高速公路以及爱与恨的问题中（第8页）；仍然存活在今天的法律深处，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与词语改变了。
阿兰·布鲁姆和哈瑞·雅法合著的《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的第一句话真是切中了我一直以来在教学中不断浮起的忧虑：“关于当代大学生，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再没有任何经典书籍能够塑造他们的爱好与想象。……也不存在任何文学形象能够体现他们心中的善与恶。 ”（第1页）作者接着说：“《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在英语使用者受教育过程中曾起到的作用，如今正大部分被流行的报章杂志和昙花一现的短命作家们的作品所取代。”（同上）我在教《世界文化史》的第一节课时，总是先要学生谈谈他们曾经读过的书，结果总是大失所望，与布鲁姆所言完全相同。“持续地阅读并倚赖一本伟大的著作或一位伟大的作家，这种现象消失了。其结果不仅是生活风气的庸俗化，还有整体社会的分裂化，因为对文明人而言，正是对美德与罪恶、高贵与卑贱的理解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第2页）他被媒体认为是“一个嗜古的怨世者”，这已经成了他的标签。
关于不读经典文学所带来的欠缺，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月）中讲得很清楚：“他不能感觉生活中正在缺少什么，不能感觉一种真实的呈现和一种意识扩张的表现之间的区别，不能感觉无聊的伤感和高尚的情操之间的差异。”（第60页）对经典文学的远离，竟然会同时伴随着对公共政治的敏感、判断和责任的远离，这是并不奇怪的。正如在“七七级”的校园中，经典文学与政治关怀是大学生涯的精神表征一样，今天校园文学的凋敝也正是源于同样事物的匮乏。
布鲁姆殚精竭虑地要我们从莎士比亚作品中认识和理解人类的政治现象及其永恒的难题，从而理解人性与政治的联系。这种莎学所唤醒是对公共事务与人的性格与命运之间的联想，所唤醒的是重建文学与政治叙事的可能。
似乎是为了呼应布鲁姆关于阅读经典的呼吁，英国文化评论家约翰·凯里的《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提供了一份轻型的、然而是有分量的书目和导引。凯里坚持一贯的反精英主义立场，引导大众阅读经典，不仅是一种教育，更是对头脑的一种重新格式化：以文学帮助人生。他在题为“为什么要读书”的引言中说，他推荐书目的理由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体现了人类精神，而是“纯粹的阅读愉悦”。（第4页）他希望以愉悦代替艰苦，从而使那些害怕阅读的人放下负担和戒心，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经典作品的俘虏。我倒是认为这种态度有点过于功利性的考虑了，轻易地许诺没有痛苦和磨难，这对提升大众的阅读品位并不一定有利。反精英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文化必须固定在他们原来所处的氛围和立场上，而是把大众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然而，尽管凯里的反精英立场使他有时显得过于僵化，在他的具体书评中却看到了一种非常细腻、生动的思维路径，那些观察和描写的确是从经典书籍的培育下生发出来的。
与复仇和政治都有点相关的事物很多，著作权的思想史与现实史却是容易被忽略的领域。美国著名的著作权法学者保罗·戈斯汀的《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通过历史个案与文本相联系的手法研究知识产权的问题，充满了大量的实例。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有许多的文化官司其实都与著作权问题密不可分。书中还谈到了另外一类问题，则是来自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反思，即垄断权益所带来的道德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