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三

神奇传闻所讲述的事件，大都依附在现实中某些真实的事件或事物之上，包含着丰富的真实的因子。但是，与客观的事实相比，传闻中的事件却表现出较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发生过的事件，被同某种在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来并无直接关系的解释联系了起来，使得两种在科学意义上互不牵涉的事件，由于这种解释而相互具有了因果关系。例如，黄老人的吃鸡蛋与生病，确有其事，然而在传统信仰观念保持着强大影响的社会中，他生病的原因被自然而然地同违犯禁忌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而人与事件的确然存在，反过来也起到了进一步强化信仰解释的合理性以及信仰力量的“真实性”、灵验性的作用。上述张某遭受许多挫折缘于九股松被砍、双溪村早年的大暴雨起因于李某的不孝、柳叶村人由于前一年未唱戏而次年遭受干旱以及诸多村落因求雨而使得干旱解除等等传闻，均属于这一类。其二，某些特殊的事象，被加以了某种夸张。例如，关于“湫发”、双溪村方神湫泉因天气的阴晴而变化等说法，都是出于对神灵巨大力量的虔诚信仰，而把作为神圣象征物的事象加以某种夸大处理的结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民间信仰（宗教）在人们观念中有着强大而深厚的影响。围绕着坚定的信仰观念，每一种宗教信仰中，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逻辑体系。它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予以了合理化的解释。尽管按照现代科学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的前提可能是不成立的，但在信仰所流行的社会里，它却十分自然、十分合理地解决了现实中的各种困扰和迷惑。
总之，神奇传闻（也包括各种非神奇传闻）所讲述的主要内容，都是与生活中某一真实的事件有关。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不寻常的事件，在旁观者或当事者的回忆与讲述当中，这些事件会以一种独特的魅力，给生活增添情趣。而人类心灵中对于传奇的渴望，也促使着人们不断地寻找传奇的题材。过去的许多历史，便往往成为了产生这种传奇的基础——这正是传闻能够不断产生的现实源泉。而在对这些事件的讲述过程中，原有的历史，却通常会发生如上所述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同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也可译为“交流”）的特点有关。我们可以利用传播学中的有关理论，来说明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有关传播的诸多研究当中，“香农－韦弗模式”，是颇为简明而且具有说服力的一个理论。该模式把传播描述成一种直线性的单向过程，如下图所示：[1]
由上图可见，即使是只有一个单一源头的传播，其最后到达信宿的讯息，也不可能同最初发出的信息完全一样。因为接收器在接收到讯息之时，很可能会受到噪音的干扰，从而导致发出的信号与接收的信号之间产生差别。同时，一个或者一组信息，从信源经过发射器到达接收器，最后到达信宿，中间要经过几个环节的转化，即从“讯息”转化为“信号”，又从“信号”转换为“讯息”，等等。而每一次的转换，都有可能导致信息的增加或减少。因此，“由信源发出的讯息与由接收器还原并送达信宿的讯息，这两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2]
事实上，传播不可能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同样的一个讯息，可能会从多个源泉发出；接收讯息的，又往往会成为新的“发射器”，而最初发出讯息的，也可能会又一次成为讯息的接收者，所以，传播的过程其实是永无止境的、循环性的。[3]这也就导致了随着传播过程的延续，讯息可能会越来越同原初的形态具有较大的差别。
就传闻的形成来说，一个或几个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信源），开始被讲述，即意味着它已经转换成了讯息。在这一转换中，事件必然要被赋予人的理解。因为事件之所以被讲述，就是因为它具有可讲述的意义。而这一“意义”，与其说是事件本身所具有，不如说是被赋予的。人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背景、观念基础、知识水平等，仿佛不知不觉地渗入到了事件之中，为事件赋予了意义，并往往使得新的事件同古老的神话主题相互结合了起来。这种观念基础，涉及到与超自然力量有关的活动时，就是民间信仰的观念。它使得一个事件具有了主题，并且使得几个相互之间可能不具有任何关系的事件之间，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因果联系。
在以后讯息的传播中，事件被赋予的这种意义，始终作为“故事”的主题而不断流传。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这一“主题”，会不断地同人们心目中的相同的观念相沟通，并不断地得到强化，成为影响“事件”传播的主导因素。这，也就是上图中的“噪音来源”。正如由于噪音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达“信宿”的讯息，不可能同原来的讯息完全一致那样，民间信仰观念的悄然渗入，也使得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和富于了传奇色彩，从而最终成为了“传闻”。[4]
作为传播媒介的口头语言十分活跃和易于变化的性质，又为一个信息（事件）在流传中适时地因人们的理解而发生变化，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条件。口语的随意性、不固定性，很容易导致讯息在传播过程中的记忆不清。而不同场合、氛围中，人们所具有的观念，则会适时地填补这种空白：或者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机增加某些内容，或者是某些内容会丢失。这就使得民间传承通常只保持一个大体固定的主题，许多具体的细节则经常处于变化当中。这一点，也就是民间文学中的变异性特点。
总的来说，从客观的眼光看，传闻都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不过，这些事实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给以了夸张化的处理，表现在神奇传闻中，这种夸张就是超自然力量的显现。然而，对民间信仰观念构成了其生活逻辑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日常和非常时期都讲述和聆听这些传闻的民众来说，神奇传闻中的事件自然是真实的，特别是其中对事件进行解释的观念，更是不可怀疑的。当传闻形成之后，其表达形式及某些事件的细节，由于口头语言的变异性特点，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观念，却始终会作为核心而得到了保留。
四

综上所述，神奇传闻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民间信仰观念的影响。反过来，这种传闻对于民间信仰观念，又具有极大的强化作用。由于神奇传闻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件”，因此，它具有十分强烈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很容易让讲者和听者都产生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认同。同时，神奇传闻的内容往往具有与日常生活状态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非常”的特性。这种与自己周围的生活息息相关又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特征，使得神奇传闻既乐于为人们讲述又易于为人们所倾听，也使它比一般的口头语言传统，在强化人们的观念方面，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尽管人们讲述传闻的目的可能会多种多样——在平常的讲述可能更多是为了消遣，在仪式中的讲述则主要是为了宣教或警诫——但客观上这种内容的经常讲述却起到了强化其中所包含的经验与教化意义的作用，从而为诸多的民间信仰观念和行为提供了各种鲜活的证据，为民间信仰的不断延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提及“巫术底当代神话”的作用时所指出的：“神话不是过去的时代底产物，不只是流传下来的不相干的故事；乃是活的力量，随时产生新现象随时供给巫术新证据的活的力量……一方面有一套有条有理的传说，成为部落底民俗信仰，另一方面同时又有一串活着的故事，浩浩荡荡由着当前的事态流动出来，常与神话时代的故事种色相同。”[5]
具体而言，神奇传闻所具有的作用，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它为民间信仰活动的灵验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次，它以诸多的“前车之鉴”强化着人们对于违犯社会道德、违犯信仰活动规则的戒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增强着人们本来已经具有的关于神灵无所不在的信念。当神奇传闻在民间信仰仪式举行的过程中被讲述时，这些作用便尤其突出，它强化着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的非常氛围。
所谓氛围，可以看作是时间、环境、人的行为与情感或情绪的总和，是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感受，也是这一环境对于个人心理所施加的影响。在任何一种时空中，只要有人出现，便都会呈现出一种氛围。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都是生活在一种氛围当中，并且受到它的影响。一般来说，除了因个人情绪变化等而可能造成的例外，相同文化背景或共同生活环境下的人们，对于一种氛围的感受是基本相同的。不过，对个体而言，不同氛围的影响又有强弱之分。这种分别，是由每一种时空本身的特点、这种时空中人的行动、个体的情绪等诸因素之不同而决定的。当个体的情绪激烈之时，当个体所处时空中的某种事件或状态持续时间较长时，或者当某一事件的发生比较激烈、规模较大、影响范围较广时，氛围的作用都会比较强烈地显现出来。在相反情况下，它的影响则比较弱小，甚至不易觉察。从天水地区的情况看，民间信仰活动中的特殊氛围，对参加者的心理和行动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为信仰活动目的的达成奠定重要的基础。而这种特殊氛围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丰富的神奇传闻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述以及在仪式活动时期作为警诫的宣讲，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英〕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瑞典〕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 of Mass Communication）．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页。

  [2]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1页。

  [3] 以香农－韦弗模式为代表的单线传播模式，很快就在传播学领域受到了批评，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言语周圈模式理论的启发，在控制论、系统论等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传播学领域兴起了一种强调传播中的反馈（feedback）的环形传播模式，认为信息的发送者在发送信息的过程中会不断受到来自传播过程本身以及信息接收者的反馈信息的影响，因而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信息；同时，信息接收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同时也充当了发送者的角色。这样一种模式，被认为是更加完整地描绘了传播的过程——参看：Winfried Noth.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176-180.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4] 这一过程，按照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关于口头交流的功能的阐释来说明，或许更为恰当。雅各布森认为，在口头交流过程中，是“发信人”（addresser）把“消息”（message）发送给“收信人”（addressee），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参照意义的、能够为收信人所捕捉的“语境”（context），要有一套对发信人和收信人双方来说完全一致或至少部分一致的“语码”（code），还要有一种能够让交流双方处于交流状态的“接触”（contact）。这六种因素共同参与、并以不同的功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流——参看：Winfried Noth.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185-187.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宗教神话与科学》，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