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文化的感性尊严
余秋雨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09日07:35 解放日报
昨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发表了演讲，并授予《解放日报》独家全文发表。
把“华人收藏家”这么一个概念独立地抽离出来，并召开一个世界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这是今天的上海发生的重要文化事件。我有幸作为大会主题论坛的第一个演讲者，显然避不开一个沉闷的学术课题：华人和收藏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按照一般惯例，我似乎应该列举出中国古代私人收藏和宫廷收藏的大量实例来证明中华文化如何重视收藏，我们又应该怎样发扬光大。但是，我的观点与这种预期有较大距离。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不太重视收藏的，因此历来的收藏家比较辛苦。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对于“器物”都比较轻视。它们常常把“器物”当作仁德和天道的对立面，主张仁人不能被物所役，“大象无形”、“君子不器”、“万物皆空”，而且认为不管是“重器”还是“珍玩”，都是“身外之物”，反对“玩物丧志”。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这些观念的精神高度，但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非物态化”倾向。尤其在兵荒马乱之间，连文人也更多地关注着朝廷兴衰、陈旧布新，较少留意一个个废墟间的文化潜藏。如果留下来了一些，大多也出于非文化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想起一对可怜的收藏家夫妻，那就是生活在十二世纪的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以金石学家身份出现的赵明诚不仅收藏丰富而且又精于鉴赏，但在国破家亡的岁月中，他的文物鉴赏能力却扯出了政治性的“玉壶事件”，又致使李清照以后很多年带着大量家庭收藏品追赶朝廷的悲剧，甚至，连她不幸的再嫁，也与收藏有关。她在这个充满苦难的收藏过程中随手写下的一些词，因为是“非物态”的，是以留之千古，而她的收藏品，却早已烟消云散。
连李清照夫妇这样最高等级的收藏大家都是这样，其他收藏家的艰辛、狼狈、沦丧，更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承认，尽管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但在世界收藏领域占据的份额并不大，而文物的流失，又最严重。真正较成规模的收藏，才几十年，而有关收藏文化的研究，不仅落后于国际，也落后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因此，我们今天要聚集在一起讨论收藏，其实也是在更新我们的文化观念。
我认为，在宏观上，我们应该逐渐建立以下两方面的观念，为收藏文化开路———
第一方面，必须高度评价文化的物态方式和感性存在，不要继续过度地迷恋文本记述和空洞概念。我们中国学者常常奇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为什么找不出几部划时代的哲学、社会学著作，也见不到几位宁死不屈的斗士，而是由几位画家、雕塑家的作品和几件挖掘出来的古希腊雕塑作为主要标志？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物态化的感性作品，最能集中地传达一个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传达可以没有话语，却最能负载全方位的信息，因此也最有感召力。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收藏家们也能在中国汉、唐、宋、元的文物中明晰地感觉到。这种观念可以使我们懂得：发现和收藏一批古代作品，其意义不下于撰写一部中国文化史；选择并收藏一批现代作品，其意义不下于发表大篇抽象的评论。只可惜，我们的文化似乎永远是评论太多，作品太少，而物态的感性作品则更少。
重视了文化的感性物态性质，随之而来，也就会重视文化的制作工艺和生态背景。这会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更加健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陶瓷的制作工艺，玉器的雕琢工艺，甚至包括书画的材质、颜料的成分等等，都是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准确体现。这些工艺，历来被看作是工匠们的低层劳作，几乎不见之于史册文档，但在我看来，却比书面文本更全面地反映了万家灯火、千家炊烟间的正常生态，应该成为文化的关注中心。
第二方面，必须郑重面对文化的市场流通机制和私人守护方式，并把它们看作文化的重要存在状态。我们应该明白，当今天的收藏家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件件古代作品进行价值评判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见钱眼开，实际是找到了社会民众亲近文化的直接方式，也找到了现代人接纳古代人的诚恳方式。方式只是方式，并不是最终目的，但那些价码就像现代人给古代人派发的通行证号码，让古代人获得了真实地流转于现代街市间的权利。这种号码不等于古代人生命的价值，却体现了对古代人生命的基本尊重。对现代作品也是这样，市场机制和流通方式，反映了今天社会的真实接受。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个作品没有被真实接受，等于没有正式完成。为此，我建议文化人，即使不想从事收藏，也要关注一下收藏界的活动方式。这会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文化的另一种“活法”。
文化市场的商业化流通，很大一部分是由私人来完成的。由一个个私人用自己毕生的营利和积蓄来收藏文物，不管具体出于什么目的，归根到底总是守护文化的好事。由于发现、选择、估价都与鉴赏水平连在一起，又与自己的文化荣耀感和责任感连在一起，因此私人收藏家的文化素养大多高于一般。从我接触到的实例看，不少杰出的收藏家还在乱世中有力地修补了中华文化。例如，上海老一辈的收藏家吴湖帆先生一次在南京理发店理发时，从一个文物伙计手中见到了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被焚烧而一裂为二后的小半幅，就顾不上理发赶回八仙桥家里取钱，守住了这份重要文物，后来转让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几年我和凤凰卫视的朋友们正在设法让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半幅和浙江省博物馆藏的这小半幅找个地方联展，使围绕着同一幅画的两条艰辛收藏路线见一见面。
去年我应邀去菲律宾演讲，收藏家庄良有女士邀我到她家的“两涂轩”参观。他们家的前辈庄万里先生以毕生精力从全世界，特别是从日本收购中华文物，前些年他家精选了两百多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大陆的博物馆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文物都是来自于民间收藏家。
但是，说到这里我必须作一个补充。民间收藏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收藏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有很多人参加的高尚文化游戏，无论是游戏的方式还是重点，都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性的私人收藏与国家博物馆之间，永远是一种互补关系。在我看来，全民收藏意识的觉醒，收藏行为的普及，更加重要。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很有气魄，叫“藏天下于天下”。富于蕴藏的天下，才是一个有魅力的天下。
当然，私人收藏家面临着一个提高水平的问题。我发现，过去往往不太重视收藏，而现在则往往过于重视自己的藏品，产生了理解偏差。例如前不久我在一家电视台看到，由于一幅乾隆的字，极度地颂扬了乾隆的书法水平，这显然闹了笑话，甚至比收了一件赝品更好笑。这就需要收藏界建立一种公正的文物价值评判机制，大家一起遵守。文物让人痴迷，收藏让人执著，但是既然收藏的是文化，那么，文化又要求我们摆脱痴迷，放弃执著，让中国今天的收藏文化，走向成熟和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