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讲座综述
作者：徐欣 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网 2008-11-22
时间：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3时30分至15时
地点：上音教学楼中楼602室
主讲人：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
主持人：萧梅教授
2008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在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办的“大音讲堂”做了题为“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讲座。讲座由“仪式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教授主持。
萧老师的开场白说：“今天下午请到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为大家做讲座。王教授这几年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不想先花时间做介绍。今天一进讲堂，就看到我们的教室是有后门的。王教授有本书，叫做《没有后门的教室》。因为后门的有无，象征着一种关系，一种权力，因为这本书，我上课的时候常会注意教室有否后门。我们今天就在这样一间“有后门的教室”中体会另外一种关系。下面把时间交给王教授。”
王铭铭教授首先对曹本冶老师和萧梅老师的邀请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他还说，很高兴来到来向往已久的音乐殿堂——上海音乐学院。他告诉大家，一个星期后他即将在北京召集关于伊利亚德比较宗教学的读书会。因此，上午很荣幸听到伊利亚德的“师孙”黎志添教授的讲座，感到很有收获。
王铭铭教授的讲座主要是根据他从前出版的著作中的一些篇章进行延伸，他鼓励大家多多提问，从而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王教授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第二、宗教人类学方面，特别是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历程
第三、文明和礼仪的概念
第四、关于最近一些对于村庄研究的批评性看法。
第一、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在这部分中，王教授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了人类学的概况，以及人类学的仪式研究状况。通常依据美国人类学的定义，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大类。美国高等院校人类学专业长期存在一个争论，就是二者到底哪个更重要。王教授个人眼中的人类学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他之所以渐渐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向德、美的文化人类学靠近，是因为他对人类学当中定义的“人”符合文化这个概念，而并不一定符合社会这个概念。他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可以通过三种形态来理解，由此可以形成“人类学到底是什么”的观念：一是中国人所谓“天地悠悠”，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宇宙无时间性。它对人的生命来说是无限的，西学称之为“永恒”。人的生命是直线性的，有明确的生死界限，我们对这种生命的有限性认识非常明确，即使宗教也不例外。人类学难道就是研究这样一个生命有限的人体吗？
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还有另一种时间感。这是一位法国的希腊学家维纳的观点，认为时间是Z型的，穿插在永恒与有限之间，这是世界上所有神话和宗教在处理的时间。所有的文化现象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这种时间感，我们人创造了世界，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世界之间想象出这样的时间。在希腊传说里有很多神的故事，都是在实践这Z字型的运转。王教授所理解的人，并不是有限的生命，而是在有限和无限之间；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更体现在人具有宗教、艺术等智慧。以这样的观点去研究，才是人类学的根本。文化永远是要修补人和天地之间的距离，但永远抵达不了天地之无限。但我们又不仅仅等同于有限的生命存在，总是通过精神存在获得一种不朽，这种不朽就是文化。王教授说，这就是他所认识的人类学的性质。
王教授还介绍道，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区分，美国不大主张区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认为文化是一种无所不包的体系。但他还是主张要关注学科层次。最基本的是亲属制度层次，即种族繁衍、再生产问题，性的性质等；第二是宗教层次，即精神内容。由此产生出对政治权力研究的政治人类学，和对交换体系特别关注的经济人类学。总之，他所理解的人类学首先是对于中间性时间的把握，第二就是通过学科分层——高等的宗教观念，有基本的亲属制度，以及中间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将这一把握落到实处。
二、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
王教授介绍说，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人类学的古典时代。这一阶段人类学家并不重视仪式，而是重视人的宗教观念，以及表达这些想法的符号意义。人类学家通过收集传说和风俗习惯来进行宗教学猜想，以此来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古老宗教的形态。由此产生很多观点，如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以及与之相反的“万物有生论”，主要讨论原始的宗教究竟是基于精神概念发展的，还是基于生命发展的。这些观点都没有对仪式的细致研究，他们想考据的是关于欧洲式的宗教、精神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他将西方宗教精神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早期。这一阶段的希腊文化跟世界很多文化一样，认为存在人生之外的一个天地（或自然），此种博大的世界无法用时间或空间衡量。古希腊神话中的词汇叫做“混沌”（Chaos），大自然是没有形象的，即人与自然的两分。
第二阶段，赋予自然万物一种人的形象，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造就了大自然和人相互关联的道德观点。作为“完美的人的大自然”这一观点占据了重要地位，导致第三阶段——上帝的观点的诞生，西方的宗教思想自此得到确立。我们所谈的科学、理性，似乎是想颠覆这段历史，使人们回到人和自然两分，但同时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从而导致伊利亚德教授不断努力回归的宗教精神。像泰勒、马雷特、佛雷泽等人类学家，他们试图通过世界各民族的比较宗教学的特征来探知西方宗教精神所处的位置，但只注重信仰，观念方式的研究，不注重仪式，不在文本中重点呈现这一方面。19世纪人类学式的宗教学的问题在于，总是停留在对被研究者观念的猜测，因此一战开始以后有相当多的人类学家不相信古典人类学的宗教研究，认为人类学家所能做的是一种很务实的观察，而永远无法对观念进行猜想。仪式就这样成为所谓宗教人类学的核心。
接着，王铭铭教授对20世纪开始之后，仪式研究的三个脉络，即整合理论、联合理论，以及文化理论进行了介绍。
一是英国人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结构观点，即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显示出社会整合形态。这一理论以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他对仪式的研究，是在安德曼岛这个社会疆域内部寻求各个层次的仪式是如何代表一个从低到高的社会层次。
第二是“联合”，即通过仪式研究来看待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社会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受制于他们对社会的两种想像，一种是纵向的整合模式，从通常的人整合到德坎所说的God。另一种是横向的，认为社会是在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此种观点以法国的葛兰言、凡吉、列维·施特劳斯等人为代表。他们关注的仪式，多数是村庄与村庄之外的河流、山脉、桥梁等发生交往的地方，他们把这种中间地带的社交行为叫做仪式。
第三，20世纪初期到60年代，某种程度上是对19世纪研究观点的回归，但是受到了文化相对论的影响，不再像从前那样关注神学是否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实质内容上还是想通过仪式研究来看待当地人的人生以及世界观。这种观点以克利福德· 吉尔兹为代表，他想通过仪式这种类似剧场但并非剧场的研究，来看待当地人的观念，如为人之道，男女之别，社会之融合，人之间的权利争夺，等等。这同英国本质上很接近，也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因为用了文化概念因此边界有所模糊，也反对英国式的把社会结构看作是决定仪式的象征表达的决定论观点，而是认为仪式表演是富有意义的，而意义自身就等同于当地社会，所谓local society是以local knowledge为基础的。
以上三种范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渐渐走出历史舞台，进入了思想解放年代。不再受结构、文化概念的影响，理性主义赢得了胜利，拒绝采用解释人类学、联合或整合的观念，而是去看待现象本身，使人类学成为一门理性主义的学科，不承认有一种在西方社会理论之外的社会理论、西方世界观之外的世界观的存在，当面对充满象征意义的世界观时，会用西方政治经济学，用权力的观点去化解，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充满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观。这一时期仪式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梅里·道格拉斯，认为宗教的核心就是仪式，而日常举动都要遵循规则，这就是仪式，因此宗教在当代并非没有意义，可以创造出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维克多·特纳的仪式概念是来源于对范杰耐普的改造，认为社会内部整合有三种阶段，两种空间，认为仪式的意义恰恰在于与日常生活的区分。
王铭铭教授对三个阶段加以总结：人类学仪式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与比较宗教学很接近；第二个阶段有了自己的特点，与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对非西方世界观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第三个阶段，在学理上倒退回了西方中心主义。因此现在应该回到第二阶段，在扎实的调查基础上来谈仪式。
三、复杂社会中的仪式
王铭铭教授认为，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第二阶段的到来跟中国文明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地位的上升有很大关系。我们所说的三个脉络，尤其是前两个脉络各自都跟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翻开布朗最早认识仪式的文章，第一段引用的就是荀子；而法国年鉴学派的葛兰言虽然没有被传承下来，但是他对于《诗经》和中国上古舞蹈的研究实际上建立起了整个法国结构人类学的联盟理论。这个被被列维·施特劳斯改造了的结构主义，抛弃了葛兰言的中国文明研究，列维·施特劳斯不大喜欢中国，因此只截取葛兰言研究中对他有利的部分，即亲属称谓的研究，性的联合的研究，把葛兰言对于中国宫廷礼仪的研究全部舍弃了。因此他在导论里说明其观点来自葛兰言，但并没有说来自中国。很多研究仪式的人类学家实际上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启发，如礼仪、关系、称呼等。但很多汉学人类学的研究是用非中国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仪式，并不符合我们仪式的特征，好像一个简单社会的仪式。中国文明是没有宗教的文明，其文明的联盟和解释，是通过行动纲领来造就规范，而不是宗教性的正统，但中国文明的正统是通过关系、称呼、行为来表达的，中国的这种文明体系被遗忘了。
四、关于最近一些对于村庄研究的批评性看法
王教授说，不要把中国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想象为生活基本的、没有宗教情怀和历史想象力的民族。这种想象充斥着20世纪以来各种二流人类学作品，我们研究人类学，或仪式人类学，要具备哲学家的想象力，去触及任何一个可以被想象的地方。不要把农民想象成只有功利和自然境界，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人生的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利用这四个境界来看待西方人类学，会发现其只经历了前三个境界，把非西方民族想象成自然状态下的人，就像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功能主义的人，想象成涂尔干笔下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很强的人，但并没有意识到有些人已经达到了哲学家可以达到的第四个境界。我们研究的只是空洞的反映社会结构的文化形态，如音乐，但并未赋予音乐一种道德感。这个问题在当代仍未引起我们的思考。
王教授最后谈了仪式是什么的问题。他借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认为“仪式是人修补人和自然界之间裂痕的一种手段”。自然界就是天地境界，自从神话时代过后，天地境界被理性主义消灭，仪式在施特劳斯看来要回到神话的天地境界中去。这一点对中国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功利主义会使我们失去境界。
王铭铭教授的讲座简明扼要、脉络清晰，显示了他的深厚学养。
接着，萧梅老师对王教授的讲演表示了谢意。她还说，我们学民族音乐学的同学，大家都在用各种人类学理论来印证我们自己的田野资料，但很多同学都不了解这些观念在学科背景下的位置，如何被提炼以及如何被运用，王老师给我们做了学科史的梳理，一定会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他想打破的“农民式”的人类学研究，要用一种天地境界的想象来重新建构。
在进入提问互动的环节中，热烈的讨论继续延续着----
汤亚汀老师：这次的讲座很好，音乐学界和人类学界第一次有机会这样交流。我的问题是，如果文化人类学碰到音乐的现象，是怎么看待？
王铭铭：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搞人类学的人会对音乐、对其他方面感兴趣，也有搞音乐的人，比如约翰·布莱金，我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人类学这条路上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人类学的基本原理是要从别人那里学到我们所没有的。
杨民康老师：可否举例说明，在你自己的研究中碰到音乐现象怎么处理？
王铭铭：以前我学西方古典音乐，但未遂。那时候看到泉州南音，有点看不起。但后来我学了人类学，就听了很顺耳。首先他们的乐器很丰富，另外他们使用乐器的时候要与科仪文本节拍相和，另外有一个音声境域的混合，从而具有有效性；这样音乐的结果，即让人相信牛角在吹的时候是天兵天将在安营扎寨，当地人可以理解；而我们的想象力必须与当地观念相结合，才能真正的达到这种理解。此外，我们在乡间听到的音乐比音乐学院中的民族音乐要厚重的多，比如潮州十音，与西方所谓雄厚文化的相近性是很显然的，是男人的。但经过20世纪以来文人对传统音乐的想象、定性和改造之后失去了这种感觉，这只是我的看法。有两个问题需要音乐人类学研究，一个是当地的“道德”，一个是传统的创造和毁灭。
齐琨：您刚才说到四个境界，可否详细表述你的最高境界“天地之悠悠”究竟为何？
王铭铭：我们的悲哀在于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太深，因此缺乏人文思想的想象力。中国社会科学要有这个境界，就要成为好的创造者，而不是简单去描述。我们的表达方式可以多样化，文本多样化，基于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通过另外的方式表达出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就是理性主义在人文学当中的灌输。要获得一种哲学思想，恢复神话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当社会科学成为哲学的时候才能跟宗教平等。
萧梅老师：天地之间的多种表达方式与你现在常向国内推介的法国李比雄他们讨论的互惠人类学是否有相通之处？
王铭铭：互惠人类学有一个观点，就是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眼睛，必须有一个媒介；想看到自己的认识，就要寻找这样一面镜子。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连自己有没有“眼睛”还不确定。虽然我们是黑色的眼睛，但是一直“泛蓝”，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有眼睛，也没有在寻找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眼睛的手段。对这个问题去思考才会有“中国社会科学”，这也是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的问题。
汤亚汀老师：刚才您只讲到70年代，人类学近30年以来有什么新的发展？
王铭铭：我刚才批判了30年来的人类学，认为理性主义重新获得了支配地位，理性主义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在人类学的实现，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权力理论，实践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种种西方理论在人类学界的支配地位，已经不存在社会和文化理论。但还有人在进行一些努力，我很喜欢基于结构人类学来思考历史问题的人类学家，或基于马克思著作来思考历史人类学，后者是对整个世界性关系的重新认识。人类学的历史转向使我们获得很多，这也可以用来分析音乐。一个地方，一群人，他的音乐自古以来就跟别人的音乐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使我们更多看到一种关系的分析，过去30年跨文化关系的文化研究是最重要的。回头去看一些基本问题：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但同时又不属于我们。比如道教，既是汉族的，又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从与彝族的交往中产生的。
杨晓：人类学强调整体性，仪式也是文化的整体表达。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选择一种符号切入。音乐学的就去选择音乐符号，您怎么看待这种被肢解的研究和整体场域的关系？
王铭铭：民族志的研究，通过一个点来展示整体性并不矛盾。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个别研究来看出文化的复合性，通过一滴水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一个符号的研究也可以做到，但我没有做到过，我们要一起努力。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水珠仅仅看作水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而是要承担更大责任。水珠可以映照出种种文化印记，因此民族志要写什么，是很重要的。
文君：我们做课题是以音乐切入，人类学学者会从哪里切入？我们从你们那里如何进行借鉴？
王铭铭：我们这行的人去做音乐研究是行不通的，因为需要音乐技术的训练。但是我们也需要各种观点，比如不得不景仰哲学，在今日的社会科学我们不能不景仰人类学。我对你的回答是，通过各种文献的阅读发现人类学对你有所启发，就足够了。你们还是音乐学为取向的，民族音乐学家做的田野质量很高，我们之间需要密切合作。我可能做过的访谈比你多，我知道节庆跟公共社会的关系；你对音乐技术性的分析，和感性的领悟很强；如果加上一个拍电影的就更有意思了。民族音乐学家一直在做田野，值得学习。
郭树荟老师：无论是在外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想去寻找一种方法，对那些大量散落在乡间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无论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还是中国的民俗专著，人类学都应该是最客观的对乡间仪式进行高度判断的。刚才您对福建南音的评价，对它的音响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是一个人类学家应该持有的？如果用冯友兰的四种境界来解释，您觉得您刚才的心态是属于哪一种？现在的80后对于传统的认识本身处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的信息是不利的。
王铭铭：刚才犯了个错误，不能对民族遗产做那种评价，抱歉。但我的那种心态虽然是错误的，也有伟大之处，就是在敢于批评自己的家乡文化。它的结果是让自己向外走，认识到别的地方更具有启发。我通过我的错误来“表演”人类学家的优点。其实你应该是知道的，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南音，在喜欢和不喜欢之间，有一个过程。
最后，萧老师对王教授进行了感谢，并做了总结。她说，今天听了王老师的讲座，尽管我们尚不能抵达“天地境界”，还需共同努力，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立场。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被叠床架屋的理论所蒙蔽了。我们应该重新面对对象，开阔视野。真正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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