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读《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无论在历史认识上还是在叙述范式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后现代主义以及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实现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范式转换。通过对文化事象的再发现与叙事方式的革新，历史学不再被当作单纯的事件排列和描述，而是在追述文化事象、文化情境的基础上实现对知识的创造。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极具启发意义，而如何在中国情境中有效地内化并展开这一范式转换，同样显得十分紧迫。
关 键 词 新社会文化史 表象 叙述
    早先有人用这样的话嘲讽人文学科的现状，说是贫困的哲学和将死的史学。沦陷在强大意识形态中的宏大叙事、以政治史为几乎唯一论说内容的中国历史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样的嘲讽确有近乎无语抱愧。而在中国之外，２０世纪后半期以降，西方历史学界却经历着日益丰富和多元的变化。美法等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将历史作条块分割的研究模式，力求突破这一僵化的结构主义叙事策略。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长于线性的制度分析、强调探求客观规律的传统史学受到极大的质疑和挑战，历史研究开始了新的实践方式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由李宏图所选编的《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一书选取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的一系列新成果，在被冠之以“新社会文化史”的名目之下，历史研究实现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范式转换。新社会文化史家从理论方法到研究取径上均提出了新的设想，就是通过文化事象和新的叙事模式颠覆和丰富传统的史学研究。历史学虽然尚无法摆脱真实、规律、结构等等词汇的笼罩，但在这样一种叙事策略中，一些从来都湮灭不存或者失掉了流动气质的领域也许得以重新发现。
    从年鉴学派到超越年鉴学派：
    社会史的文化转向
    １９２９年费弗尔和布洛克共同创办的《年鉴杂志》，倡导作为整体史的“新史学”，以对抗日益流入繁杂狭隘的客观主义史学。《年鉴杂志》全名为《历史、经济和社会年鉴》，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涵盖人类活动、重视结构、重视长时段分析的历史学。年鉴史学对于刻板的政治史范式的纠偏，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史家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带来了另外的弊病。正如张芝联先生所指出的，年鉴学派的“全面的历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化。”{1}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这一结构主义的叙述框架中，结构与历史往往处在一种相当紧张的对抗之中，而整体历史对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的热情和对共时性现实的关注，削弱了对独特的、具体的事件的解释力。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中，无法从作为诠释和行为主体的历史中找出文化范畴内的连续性。作为非政治主义而诞生的年鉴史学，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犯下了与前者类似的错误。经济史取向的社会史研究，忽视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人物、对象和事件的历史功效，发端于他们的文化价值。包罗万象的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如果缺乏一种内在秩序，同样无力对变迁做出明晰的解释。
    越来越琐碎的制度分析，即便是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腻呈现也会显得琐碎，因而缺乏流动感，这一缺陷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早期年鉴学派对于大众心态、文化等深层历史因素的忽视。７０年代以来，以勒高夫（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ｅ Ｇｏｆｆ）和勒华拉杜里（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 Ｒｏｙ Ｌａｄｕｒｉｅ）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在继续奉行早期年鉴史家注重整体性以及结构性变化的基础上，更新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拉杜里的成名作《朗格杜克的农民》（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ｅｄｏｃ）是一部以下层农民的心理结构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作品，它不再将精英，而是将普通的农民视为历史的主角，注重对于集体的、公众的意识及态度的研究。这部作品开创了下层社会心态史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其他年鉴史家也相继出版了以社会、大众心理为主题的历史著作。通过宗教仪式、商业活动、军事生活，甚至巫婆搜捕等事例，来考量大众心理的变化，{2}对于文化符号与文化现象的重视一度成为年鉴学派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而这种对于实践中文化因素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结构主义史学对历史变迁深层原因的分析能力。
    １９７６年，拉杜里写出了另一部更加脍炙人口的历史著作《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Ｍｏｎｔａｉｌｌ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ｃｃｉｔａｎ ｄｅ １２９４ ａ １３２４），用令人惊异的笔调再现了１４世纪比利牛斯山区一个小村庄清洁派教徒的生活史。{3}作者完全舍弃了传统史学枯燥程式化的叙述方式，如同一位老练的向导带领着读者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进入一般民众日常的生活世界和心态惯习中去。细腻生动的呈现方式，使得这部史学作品读来尤如文学一般引人入胜。拉杜里的史学对于日常、民众、心态、文化的关注是年鉴史学的学术气质发生变化的关键性转折点。第三代年鉴史家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对民众心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考察。文化维度的进入，使史学研究从一种单纯的描述转向了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对深层次的文化概念和意义的诠释，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灵动的感受，这是早期年鉴派的大师所不具备的。
    年鉴学派对于文化因素的探究在第四代史家，诸如夏蒂埃（Ｒｏｇｅｒ Ｃｈａｒｔｉｅｒ）和雷凡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ｖｅｌ）等人那里又有了新的发展。夏蒂埃接受了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对社会史将思想客体化这一基本预设的批评，因此他反对第三代年鉴史家将心态的特征描写作为历史实在的基本元素。夏蒂埃坚持认为心态只能是再现社会世界本身的一个要素，却不是一种决定性的依赖，只有将它们重新置于整体性的社会世界中，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实现文化分析的意义。进而言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本身也都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产物，因此它们无法籍由文化之外的经验对其加以演绎化的解释。正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态度的关照下，夏蒂埃提出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对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之间的界分提出了质疑。{4}历史学内部的发展已经无法将它们割裂开来，作严格的区分，过于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只对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必然影响到对历史的丰富性的展示。
    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曾有过精彩的阐述，他说历史乃是根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因为在实践展演过程中，其意义或多或少受到重新估价。{5}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和文化以各自的方式相互安排，文化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而在此过程中历史亦在某种“结构转型”中被创造出来。正如夏蒂埃所坚持的，以文化作为定义社会的切入点可以帮助研究者扩大对社会区分的认识， “１６世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区分，男人和女人的区分，行业团体的区分等，这些都是社会的区分。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要分析不同的文化实践，这些对立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重要钥匙。与文化的关系经常是根据共同体内部相似的经历、职业选择甚至性别而形成的。”{6}在史学实践中，夏蒂埃一直从事的对阅读行为方式、话语书写、书写物的流通和书籍及图书馆史的研究，正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新文化史”主张。他在一篇题为《文本、印刷、阅读》的文章中，探讨了文本的生产、制作以及被阅读的过程，并由此引申出对作者、出版商及读者互动关系的考察。{7}夏蒂埃的阅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他沟通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主张，在一种多样的历史层面里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因素之间复杂纷繁的互动关系。
    到夏蒂埃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演进的脉络，从结构史到心态史，再到新文化史，经济、社会这种实体性的因素不断减弱，更加突出对于文化事象的考量。历史学不再被当作单纯的事件排列和描述，而是在追述文化事象、文化情境的基础上实现对知识的创造。正如这本论文集的题目———表象的叙述，历史学在经历了真理、科学、客观等等宏大关怀之后，越来越注重对于细节，对于掩蔽于社会事实之下的文化脉络的兴趣。王晴佳赞誉夏蒂埃“新文化史”是历史学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的分化组合的一个显著例子，而这种分化组合将会成为历史学在未来发展的潮流。{8}
    新社会文化史的三种模式
    所谓“新社会文化史”，一方面针对的是传统史学将历史视为“科学”的认识对象，不加辨别地试图复原或者再现过去的原貌；另一方面是针对用政治的、经济的方法化约历史的简单倾向，强调历史世界的文化维度，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或者称为重构的过程。新社会文化史的诞生是界限分明的现代学科体系被打破之后，多学科互动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文学、人类学等学科对于史学的进入，不断模糊着历史学与各社会科学的界限，借用解释学的术语，新社会文化史对于历史的重构可谓一个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过去与现在不断交接互动的“视界融合”过程。
    从新社会文化史所受理论影响的路径来看，这一类研究的取向大略可分为三种模式：
    １、 断裂、颠覆与差异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标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它以强劲的批判者与颠覆者的姿态在哲学、艺术、文学、史学等等几乎一切社会人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极具震撼力的革命。陈嘉明总结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对“元叙事”，即现代性的“合法性”的批判；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试图解决启蒙以来寻找替代宗教作为社会整合源泉的问题。{9}其中，对启蒙理性以及历史线性进化的质疑与历史学的联系最为紧密。
    米歇尔·福柯无疑是这场激进革命最应被提及的先锋，而他对于当代历史学的影响，恐怕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他往往从社会历史中那些被认定为反常、越轨现象入手，运用独特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解析现代社会的症结。以“话语分析”和“知识—权力”理论为切入点，福柯做到了对整个文明时代的质疑。利奥塔（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Ｌｙｏｔａｒｄ）在１９７９年发表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也是后现代史学极多援引的一部著作。{10}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将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元叙事”，即宏大叙事之上的规范提出了怀疑。他同样以“启蒙的叙事”为例，认为假如一个蕴含着历史哲学的元叙事被用来使知识合法化，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些调控着社会联结纽带的典章制度本身是否有效？
    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结构合理性的解构是颠覆性的。在这一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叙事策略中，现代性的特征在于权力核心的多元，而权力又是关系性的，没有一种纯然结构性的活动，主体只是其中无名的管道或是副产品。以理性主义和线性进化作为理论预设的传统历史叙事，在后现代主义的解剖刀下，丧失了原本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历史学试图通过对一些从历史中删去的零落印迹作一种思想史的追述，确认一种断裂的、非连续的、错位的、差异的历史。可以说，在此之前，历史学从未遭遇过如此富有逆转性的挑战，它必须在从方法论到选题范围、理论建构诸多方面作也革命性的改变。
    如福柯所说，“我们面对的是被放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事件”，{11}在差异的历史情境中，对事件的考察必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本书所选的英国史学家汤姆·克罗科的《睡眠：１９世纪英国对沉睡中身体的统治》就是一篇极富后现代意味的杰作。{12}作者以工业革命前曼彻斯特城的睡眠为研究对象，他认为人的睡眠与文化紧密关联，同时睡眠中的身体也成为政府管理的内容，对睡眠的管理是一个生物—政治规划的组成部分，该规划用来增强睡眠主体对自身的道德和生物个体性感知，它还涉及给予睡眠主体，即沉睡中的身体以尽可能多的空间和隐蔽性。克罗科的这篇文章显然是受到福柯思想的启发，对其开创的身体史研究进行了更加细致化的呈现。对于权力主导下的现代主义的支配性叙事模式的批判性检视，是新文化史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深化史学实践方法的重要突破。
    ２、 叙事、表象与审美
    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将影像称之为“存在的挽歌”，从相同的意义来讲，历史学也是对于过去世界的“挽歌”。即是呈现，便需要形式。历史写作的风格、写作的内容之于历史呈现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历史写作在叙事之外还应当具有一种美学的价值，《表象的叙述》一书所说历史学的“语言转向”就是部分针对这一概念而提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事实与表述之间张力的警惕以及文学表达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使得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及其表达方式的多义及其重要性。在此意义上，史学成为对于表象的叙事，写作的审美价值亦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端。
    巴特说历史写作只能在两个层次上操作：第一是反映历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政治、文化和宗教氛围；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揭橥普遍的规律，那么历史写作就达到了第二层次。而不管在哪个层次上，历史写作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意义或意思，不可能是纯粹的事实的堆积。{13}透过史家作为叙述主体的立场，揭示出历史写作的文学意味，这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构成一种具备范式转换意义的促动。历史学家在完成对事实的收集之后，必然要转向对事实整理和表达，也就是对一种写作方法的探索。在历史与文学，历史与审美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是历史学反观自身、向其内部寻找发展动力的结果。
    最早将历史等同于文学的思想引入历史学界的是美国历史思想家怀特（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他在《元历史：１９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一书中提出了历史的客观性其实是一种迷信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与文学家并无二致，历史叙述也并不是建立在牢靠的事实基础上的。历史与文学之所以类似，就是因为历史学家和诗人、小说家一样，必须依赖语言来传播其作品。怀特还强调历史学家的“情节设置”是与史料收集和整理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此在他看来，史家对于历史的解释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采用的语言模式不同。{14}在《历史情节的编织与真实性问题》一文中，怀特以法西斯主义和大清洗研究为例，在叙述与情节编织之间作了一个比喻。他说，只有当我们相信事件本身拥有一种“故事”形式和一种“情节”意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自信地假定事情的真相对故事类型的限制，才能够把它们完整地表达出来。{15}历史学家借助语言描述进而重现历史事件，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描述的过程中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它是作为一种技术被运用的。
    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检视，除了对于客观性的反思之外，还带动了历史叙事的文学化趋势。比戴维斯（Ｎａｔａｉｅ Ｄａｖｉｓ）的名著《马丁·基尔的回归》就是文学化历史著作中的杰出代表。作者根据法庭审判记录，对一件貌似平常的财产纠纷案作了详细描述，通过对故事的叙述，阐述包括经济纠纷、两性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诸多内容。新社会文化史家以叙事见长的历史学作品为史学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科学化的意图被日益摒弃，而对于日常，对于微观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并诉诸于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则越来越成为史学的新实践模式。史学与文学的结盟不仅在于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叙述与客观之间的张力，而且开启了史学对于细枝末节的关注与生动呈现的方式。在表象与叙事之间，审美维度的加入使得历史学的人文气质更加突显出来。
    ３、 深描、细节与不浪费的历史学
    追溯新社会文化史对于细节和日常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人类学方法论对于历史学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认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来看待旧问题，强调某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建立模式。{16}海伊（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ａｙ）也认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的更主要影响是促使历史学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的强烈影响。”{17}对于文化事象的关注，或者说用人类学者观察和阐释文化本质的方法研究历史，代表了２０世纪后半期以降社会史的新进展。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杰出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的影响。他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了论文集《文化的解释》。通过在“非西方社会”的田野工作，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就是人类学的描述不应当停留于“制度性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构成一种“浓厚的描述”（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或者称之为“深描”。格尔茨借助马克思·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了“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纺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的著名格言。格尔茨将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8}他警告说，对于文化的分析永远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在寻找深伏在底层的乌龟时，它会迷失表层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在方方面面受到制约的政治、经济和分层的现实———和这些表层的现实生活建立其上的生物和物质的必要因素。”{19} 因此，寻求对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的理解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描述，而是必须对之进行深度的刻画。
    正是摆脱了传统史学受政治经济宏大史观影响的“格式化”倾向，新社会文化史始将目光投向对仪式、精神气质、观念、心态、宗教、艺术等深层文化符号的研究。史学的研究领域有了空前的扩展，包括身体史、妇女史、性史、儿童史、婚姻史、家庭史、死亡史、阅读史、宗教史等等。比如《表象的叙述》一书用很大篇幅介绍的关于性别、女性主义以及婚姻家庭史的新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社会文化史理论视野及研究实践的拓展。在历史学从专注“英雄人物”到关注“小人物”，从连续到断裂、从制度到日常的转变过程中，关注“细枝末节”的历史研究取向有其必然性。
    伊格尔斯曾指出，历史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不是直线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的，因而存在着许多的可能。对于日常生活的和微观历史的关怀，“就在于使历史人格化，同时这就要求大历程的历史编纂学伸展到范围更狭隘的历史，具体的人或小群体的人们的体验和经验的历史，但又始终是在这些较大历程的范围之内。”。{20}人类学家庄孔韶倡导“不浪费的人类学”，意谓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法表现出来，以获得对文化的某种综观。{21}这“不浪费”的概念也可以用来指称新社会文化史对于诸多社会面相的重新发现，倘若不是将文化分析的方法引入历史学，那么历史学对于事件、制度的关注也仅止于描述，却难以发掘出事件之外的“意义”。在修正宏观历史的基础上，新社会文化史将史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更加细节化的文化的深层。
    新社会文化史理论反思及中国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及方法论视野，如《表象的叙述》一书编者李宏图所说，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新社会文化史在转换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确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反转”和一场“颠覆性”的革命。{22}然而，机遇往往与危险同在。我们在借鉴西方史学界新成果的时候，也切切不能不加批判地全部秉承这种研究的每一个命题，直线地朝一个方向运动。“拿来主义”只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新社会文化史对于表象、对于微观及叙事方法的强调确实极具启发意义，但是这里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危险：
    首先，倘若历史研究仅仅是对于表象的叙述，是否就此否认了事件本身存在着真实性？新社会文化史家普遍认为，历史倘若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实也只有在阐释中才获得意义。在这里，历史与想象、叙述与虚构被等同，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创造物而存在。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眼中，否认“事实”的存在已成为其研究的终极性预设。真相是否存在、历史研究是否可能复原事实或者仅仅只能做到不断接近却永远无法真正到达？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或者说是个言人人殊的概观式判断。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至少在判定诸如‘希特勒究竟有没有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问题时，没有相对主义者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固执己见。”{23}对于史学家而言，或者重点更加应当在于如何收集和解释筛选出来的史料，而不是在工作开始之前先急于否认什么。
    其次，从宏观到微观，将人尤其是下层民众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这是对于以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历史的空疏史观反思的结果。但是，这种对历史进行碎片化、零散化处理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结构性因素的忽略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历史陷入到无数细枝末节中，却无法完成对转型、变迁等等重大过程的解释。莫顿·怀特曾提问：“从微观到宏观，从原子到分子的过渡。什么是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的主体？”{24}微观与宏观究竟哪一个在绵延的历史中显得更加重要，也许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微观历史学研究所可能适用的那些社会和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正如伊格尔斯在评论意大利微观史学家金斯堡（Ｃａｒｌｏ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和列维（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Ｌｅｖｉ）的作品时所说，微观历史学家只考察小社区而很少乃至全然不顾更广阔的网络（语境），是没有根据的。{25} “小地方”之于“大社会”是否具有全面的解释力，这仍是一个有待争论的命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微观之于宏大叙事的理论纠偏作用在前者被过分强调的情况下，很容易从一种绝对陷入到另外一种绝对当中。
    第三，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日益模糊着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等学科的界线。问题在于，在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的形态下，历史学将如何保持其固有的、有别于他者的学科特征？乾嘉式的考据史学早已为人所诟病，但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对于事实（即使是“想象中的事实”）进行描述与解释的学问。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文本和主体，将其叙事建筑在想象之上，或者脱开事实分析而完全从事一种理论的建构。任何方式的叙事，从一开始就必然面临着误读与歧见的危险，但是如果历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想象与建构，完全抛开了对事实的使用以及追究，历史学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学了。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学几乎是所有学科中最不可能彻底实践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学科。历史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问，长于史事分析是其绵延至今的学科特征。而实现历史学在新时代的革新，实现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汇通，是不应当以彻底抛弃本学科的学科特征为条件的。
    《表象的叙述》从历史学这个侧面表现了当代人文社科界的一些新进展，这对于时下学界重新发现和书写中国历史的宏愿，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中国研究在运用西方经验的时候往往有着相当的困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理论“本土化”问题。本土化并非意味着理论的直接挪移，而是要用新的视野和方法从已有的事实中寻找到新的问题以及表达的形式。对于中国研究而言，对西方经验的借鉴更重要的在于真正将之内化，而不是仅仅止于用中国的经验去证明西方理论的有效性。
    再进一步讲，新社会文化史在中国语境下的有效展开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及时内化，还面临着一个真正将其“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意味着将新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视野及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研究中，这其中还包括了在中国史学界内部独立产生出富于原创精神的问题意识。“本土化”的实现需要真正进入中国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将问题还原到发生的原生环境中，而不是不经检视地套用发端于西方经验的“常识性”概念。比如帝国、社会、国家等等分析概念的使用，很明显，这些语汇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且其原生环境存在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论者将这类概念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将其视为具有自明性的前提，完全忽略了中西历史道路的差异性。在这样一种经验笼罩之下的史学研究，必定无法突破“他者的视野”，只能落得人云亦云，在学术体系内部进行简单的学术再生产。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新社会文化史理论视界的引入，即带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不小的困境。如果中国的史学家只能亦步亦趋地紧随于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之后，做些相同类型的重复性研究，那么新社会文化史的创新意义不惟不能发生作用，而且只能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陷入到更加难以自拔的困境当中。总而言之，在目下的“后现代状况”中，主义是林林总总的，各种方法论的革新也是层出不穷，倘若不能有所自持，则“新”也不过只是另一形式、另一种程度的重复而己。
    林耀华先生曾说过，人文学科书籍的传世价值总在于它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它所携带的永久的美感，这两点也正是新社会文化史之于传统史学竭力寻求突破之处。{26}对日常的、民众的文化事象的关注，取代了越来越“格式化”的社会经济视野，不管这种文化维度是连续的，亦或是断裂的，都表明了史家对于历史学人文气质的更深度体验。而对叙事技巧的关注，则使得史家得以从郑重其事的传道者身份中抽身而出，越来越接受于一个聪明甚至于有点狡黠的讲故事者。历史不再裹挟着层层的厚重，却携带着永久的美感，带领读书人去观看和体验一道道逝去了的风景。对于新社会文化史家而言，想象力同细致一样重要，他们所要完成的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梳理者，还将是一个聪明的“讲故事”人。这就正应了“表象的叙述”，史家可以尽力描述，不置一辞，听故事的人却仍能尽得各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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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芝联：《历史学与社会学》，引自《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2}{4}{8}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９９、１３１、１３１－１３２页。

{3}勒华拉杜里：《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版。

{5}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３页。

{6}{13}{15}{22} 李宏图、王加丰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６、２１９－２２６、１８０、９页。

{7}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9}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１９页。

{10}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

{11}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８７页。

{14}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6}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引自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５页。

{17}{19} 海伊：《何为历史社会学》，见肯德里克等编，王辛惠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３６、３４页。


{18}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页。

{20}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21}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１９２０－１９９０》，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６页。

{2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24} 雷蒙·阿隆、西尔维·梅祖尔编《论治史》，冯学俊、吴泓缈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０页。

{25}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９页。

{26}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作者简介 ：沈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文章来源：http://www.jsass.com.cn/jieshao/xuehai/xuehai/xszz.asp?code=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