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从学理到案例，我们将对“文化多样性”进行多层面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贾仲益副教授用文化生态学解读怒族社会的———

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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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仲益/文
吕友/图

文化生态学，解读怒族传统文化的工具

每一位深入怒江流域的人，都会被那里人民的生存状况所刺激，并且会产生帮助当地人尽快摆脱目前物质贫困与精神生活内容贫乏的“落后”面貌的冲动。可一旦真正将这些良好的愿望付诸实践的时候，很多人又会发现，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的生存现状，谈何容易！

对于发展相对滞后民族的帮扶，有些流行一时的说法，叫做“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固然要为改变当地基础设施落后、现代产业难以发育的不利条件提供物质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外一方面，还必须将帮扶对象的主观因素调动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发现”，帮扶对象往往都有“等、靠、要”的严重依赖思想，因此，担心政府的帮扶会“助长”这些贫困人群的“惰性”，认为防止这些人群滋生依赖思想的较好办法，就是提高当地人的素质，办教育，搞科技推广，搞致富示范。可是，很多这类努力见效甚微。于是，一部分人转而大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冲突，似乎传统文化的存在是专门跟现代化过不去，并且言之凿凿地指出那些妨害对现代生活目标追求的所谓“落后观念”、“陋俗”。基于此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宣战，主张以新思想、新观念置换落后思想、不合时宜的观念，主张“移风易俗”，似乎文化真的可以简单地互相替换。这种方法常常难以奏效。于是，有人以 “愚昧与贫困是孪生姊妹”、“恶性循环”等方式含蓄地表达他们的失望，甚至还有人用“贫困文化”、“文化贫困”等很深奥的概念“道出”帮扶对象的问题“症结”。怒族因为其发展滞后也无法幸免于这一类的怜悯加贬斥。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怒族的发展滞后是“贫困文化”造成的，那么这些“贫困文化”又是如何产生并延续的呢？是因为创造和传承着它们的主体“愚”的缘故吗？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怒族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指导这一认识过程的适当的方法论工具，无疑就是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要研究开发手段或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技术包括所谓“物质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并非所有这些内容与其环境之间的密切程度都是等同的；要研究与开发利用特定区域(的环境资源)的特殊技术有直接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模式；还要研究受开发技术直接制约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

这种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概念，即“适应”。“适应”在生物学上是指有机体对其生存环境的改造与环境使有机体发生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种双向调适对任何生命形式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也不例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而言，适应的过程使一定规模人口的生存所需与其生活环境的供应潜力之间得以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根据各种文化因素与生计方式的关联程度(即适应性能)，同一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元素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文化核”和“次生(或从属)特质”。所谓“文化核”是指在某种文化中作为构成社会生存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些特色成分，它包括该社会的生产技术，以及人们对周围可利用资源的知识，涵盖了运用这些技术去发掘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劳动方式，以及与经济安排有决定性关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文化生态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生活在特定区域的特定族群所拥有的文化中究竟哪些是该族群适应当地生存环境的核心文化特质，并揭示核心文化要素的工作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预见该文化的变迁趋势和方向。

文化生态学是我们深刻理解怒族传统生计方式和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准确评估怒族发展现状的理论基础。它有助于我们深度关注那些对怒族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的各种因素。

怒族“文化核”的构成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怒族是在怒江流域较早定居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在怒江流域生息的时间在700年以上。由于地理隔绝、周邻人文环境差异以及长期以来政治归属上的不同，怒族“一体多元”的民族构成特点至今还很明显。我们的研究虽以怒族为对象，但所依凭的资料和经验主要来源于对贡山县和福贡县怒族的调查，因此，还不能反映怒族的整体情况，这是需要说明的。

怒族集中分布的怒江流域号称世界第二大峡谷，是横断山区的一部分，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由于表土形成时间短，土层极薄，粘性差，裸岩分布广泛。这里处于亚热带气候区内，气候的垂直变化十分显著，生产受雨水和地形结构影响。在怒族生息的怒江流域聚居着12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基本上以村寨为聚居单位，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目前，怒族的生计方式正处于由山林刀耕火种类型向山地耕猎畜牧混合型过渡的中间阶段，有5个产业部门：种植业、畜牧业、野生动植物产品采集业、狩猎业，以及季节性的溪河渔捞。其中，农作物生产是主要的食物来源；采集、渔猎是重要的副食补充，并与畜牧业共同构成怒族的“现金产业”，但只有那些条件较好的家庭才能见到效益。长期以来，怒族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很强，除了以麻布、药材、动物皮张以及蜂蜡等与外地行商交换食盐、铁质器具以外，对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交往内容。近50年来，怒江流域的乡镇集市有所发展，很多廉价的日用器具和成品服装成了怒族群众赶集选购的主要商品，少数公职人员家庭购置了电视、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不过，怒族的民族民间经济总体上说还是一种生存经济，产品的商品率极低，70%以上的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

那么，怒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有哪些呢？

适应环境的生产“技术”
怒族生产用地有4种：火山地、锄挖地、牛犁地和水田。这种土地划分不仅是怒族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深刻体现着怒族传统文化与其生存环境的密切关系：火山地、锄耕地实行轮歇制，不去树根，不收秸秆，是减少水土流失的有效方法。采用套种、轮种耕作制度，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在利用期内增加产量。经营粗放，是劳动条件如劳动力、交通、土地分布等制约的结果。现在，怒族传统生产工具如竹木工具依然使用，大型铁器少，铁犁并不普遍。

适应环境的社会组织形态
怒族聚落稀疏，规模不大，分布星散，既是生存资源缺乏、土地分散、单位面积人口承载力低的要求，也是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缩短与土地距离、提高效率的需要。他们的住所分固定住所和生产或农忙季节临时住所两种，前者就地取材，竹木为架，草、竹覆盖；而后者则缓解了定居、土地分散和土地“流动”，即轮歇、交通不便之间的矛盾。怒族聚落以血缘为主、地缘为辅，年阶组织等社会组织发育差，是高度散居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血缘群体加姻缘关系的亲密关系，有助于减低社会运行成本。

适应生计方式和物质基础的婚姻家庭制度
“幺俄”制的社交习俗，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年轻人的交往自由，但是未婚男女必须严守贞操，意在使婚姻的权利神圣化，避免给婚后家庭生活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制度或习俗，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防止年长者垄断婚姻机会，同时又有助于缓解婚姻机会不足时社会的同性成员之间关系紧张。适应聚落分散的亚血缘婚，可以减轻不测死亡带来的人口破坏的痛苦；为适应物质积累艰难、好年景难以预期的要求而采取的补婚制度，可以分散和减轻婚礼带来的物质负担。

适应物质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怒族勤劳耐苦，不分男女老幼，人人各尽其能，参加家庭生产和承担家务，这是与生产力水平不高、劳动者供养能力低下直接相关的。怒族鄙视拒绝向他人提供帮助的人，保留打伙享食的习俗(如鲜花节或仙女节)，禁忌吃独食，因为在恶劣环境下，任何个人的生存离不开集体力量。由于社会缺乏权威和强制力，为了维系群体凝聚力，需要培养个人的集体归属感，而自私将减少群体生存和延续的机会。财富积累不易，也不利于集体生存，为鼓励财富流动，不尚富贵。在缺医少药情况下，生存的主要资本是身体，所以怒族十分崇尚强健。

支撑制度、适应环境的宗教信仰
怒族行猎时只说怒语和藏语的生产禁忌，基于善待家庭成员这一社会要求的“皮康于”、“皮康米”信仰，减少对耕地的占有的祖追三世和弃坟的习俗，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神树、神山、岩神崇拜，有利于将珍稀的铁质生产工具传下去的丧葬禁忌，反映强势民族对怒族生存状态负面影响的 “民族鬼”信仰以及加强社会凝聚力的神判，都是与怒族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产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怒族传统生存方式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内在必然性。换句话说，当前怒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现代发展条件的缺乏，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因此，只有先把怒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弄清楚，才能进一步探索引导怒族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方式和途径。简单地将怒族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所谓的“落后文化”，是不可取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